圣法兰西斯：他们显然不想，我的主。因为一旦草生长一些之后，他们就会进行修剪……有时一周剪两次呢。
上帝：把草剪掉？他们把剪掉的草像干草那样捆起来吗？
圣法兰西斯：完全不会，我的主。他们把草耙在一起，然后装到袋子里。
上帝：把草装袋？为什么呢？是经济作物吗？会拿去卖掉吗？
圣法兰西斯：不会。相反，他们会花钱请人把草丢掉。
上帝：让我理一下思路……他们给草施肥，令其生长，而当它们长出来后，又将它们剪掉，然后请人丢掉？
圣法兰西斯：是的，我的主。
上帝：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减少降雨，调高气温，那时他们一定会松一口气吧！因为那样就可以减慢草的生长，省下他们的很多工作。
圣法兰西斯：你一定会觉得难以置信，当草长得不够快的时候，他们会拉出水管，花更多的钱给草浇水，这样他们就能继续修剪，花钱丢草。
上帝：真是岂有此理！至少他们会留下一些树吧。在我看来，那是大自然的杰作。春天，树长出叶子，为大自然增添美丽，还可以在夏天提供荫蔽。秋天，树叶落到地上，形成自然的毯子，保持大地的水分，从而保护树和灌木。另外，树叶腐败后可以变成肥料，滋养土壤。这是自然的生命循环。
圣法兰西斯：你最好坐下来，我的主。一旦树叶落下来之后，他们会把它们耙成堆，花钱请人把它们拖走。
上帝：不可能吧！那他们在冬天如何保持土壤湿润松软，从而保护灌木和树根呢？
圣法兰西斯：在丢掉树叶之后，他们会出去买一些叫做“覆盖层”的东西，运回家后铺在掉落叶的地方。
上帝：他们从何处得来的“覆盖层”呢？
圣法兰西斯：他们把树砍掉，锯成锯末，然后做成了“覆盖层”。
上帝：够了！我不想再去想这些了。圣凯瑟林，你掌管艺术，今晚你安排我们去看什么电影？
圣凯瑟林：《哑口无言》，上帝，这是一部蠢透了的电影，讲的是……
上帝：没关系——我想我刚刚已经从圣法兰西斯那里听说了整个故事。
暴露狂年代
胡晴舫
2007年春天，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发生时，违反人类逃生本能，研究生阿尔巴古蒂（Jamal Albarghouti）不但没有迅速离开现场，反而拿出他的诺基亚手机，像个勇闯火线的战地记者往枪声连连的教室大楼匍匐前进，开始拍摄。不到半小时，他的四十一秒记录已经被有线电视新闻网重金买下，全球播放，同时也上载至YouTube网站以及他自己的博客，点击率当晚即累积百万人次。媒体与科技业者同声庆贺，这是市民记者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是现场的新闻见证人。
没几天，美国全国广播电视台收到了枪击案元凶赵承熙的邮寄包裹，里面包括了长达二十三页的宣言、四十三张照片和二十八份录像数据。当然，他的影片很快上了荧幕，让全世界亲眼目睹他的愤怒与失落。赵承熙不假他人之手，自己“访问”了自己。他，也是一个市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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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YouTube年代。前不久，世人还在讨论Google如何从此改变了我们的知识地貌，科技形式已经又一次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内容。
在这个人人记录、人人寂寞的博客时代，越来越多产品必须冠上一个英文小写的“i”（大写的“I”为我，小写的“i”为小我），以诉求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深化他们的独立存在，颂赞伟大的个人力量。什么东西都是“你的”或“我的”（“你的”其实就是指涉“我的”），不再是“人人的”、“全家的”、“全国的”。连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候选人也拥抱如此策略，她的政见核心即是“你决定法国的未来”，她的责任只是听“你”说。
权力分散，去中心化，多元价值，让美国《时代》杂志两年前根本选不出一个年度风云人物，最后，他们只好说，那个人就是“你”。因为这是一个“小我”的新世界，“你”──也就是“我”──才有资格主宰。
且不论这份权力是否被过度夸大，或“小我”是否真的更不容易沉醉于权力的虚妄性，我们的确已经活进一个人人自创频道的时代。由于现代人学会了怀疑国家政府与主流新闻媒体，我们更愿意采信业余者的说法。当我们睁眼检视机构权力，却忽略了业余者的人性与专业训练，我们总以为业余者没有利益动机去说谎或犯错，而政府或媒体大部分时候却很难逃脱这层嫌疑。其实，浏览网络时，就像我们收阅主流媒体一样，都需要适当的怀疑反思，以为每一个博客之后都是一个知识达人乃是我们时代的危险认知。
YouTube崛起，更狂卷起一股小我风潮，各地业余者兴致勃勃制造不同的影片，非职业化的拍摄手法结合了自我暴露的渴求，勾引了观者眼见为凭的信仰。我需要你看见我，你需要我看见你，两股欲望扭转成麻绳，强力拉动每个小我征服世界。点击率成了最新指标，只要是大家都想看的东西，就是好事。
就某方面，研究生阿尔巴古蒂与本·拉登、赵承熙乃至把激｜情照贴上网络相簿的台湾高中男生，都分享了相同的心态，他们都追求个人的网络点击率。这已不是旧有认知上所谓精英文化对抗大众文化的拉锯战，而是小我要求被注意的锐利尖叫。
在这个人人有频道、个个没人看的YouTube年代，炸掉纽约双塔、杀掉三十二个人、流通Xing爱录像带都不过是让别人看见自己的一种方式。而研究生阿尔巴古蒂虽然没伤害任何人，却满足了赵承熙的期待。
他让赵承熙的行迹被我们看见，同时，也让他自己被看见。
眼见为凭，只要你看见我，就证明我的确存在。如果没有人看见，我虽活着却如同死去；反之，若有人看见，我虽死去却如同活着。让别人看见，在网络时代成了个体实践自我的最主要手段。于是，从电视实况节目、网络真人秀到网络八卦站，许多个芙蓉姐姐、许纯美、从不知名角落冒出的各色人物，靠着敢秀就能红的不二法则，即使只是暴露自身的人性，便成功攫住众人的目光。
不光无名小卒在网络空间施展如此策略，以求三千宠爱集一身，甚至，精英名流也不自觉借由曝光私人生活细节，以追求民众对个人的认同度。当法国总统萨科齐开始约会模特儿出身的女歌手布吕妮时，他们的罗曼史活脱一出电视通俗剧，天天在法国民众面前上演，一会儿他们手牵手去巴黎迪斯尼乐园，一会儿他们漫步埃及尼罗河畔，一会儿，尚未拥有第一夫人身份的她打算跟随他去拜访印度。当法国民众担心他们的年轻总统只知道吃喝玩乐，穿华服追女人，镇日不务正事，萨科齐正大光明的解释是，他只是比他的前任更诚实，更像个人；至少他不会学前法国总统密特朗搞个私生女，却十八年不让她曝光。
此套人性化的哲学，不仅冲击了向来严肃的法国政治界，连总是冷酷刻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被发布了一些他上身打赤膊钓鱼的肌肉照，搞得全俄女性晕陶陶。至于台湾地区，早已习惯政治人物天天在民众面前哭泣、下跪、杀鸡头、跑步秀大腿。政治在台湾地区，形同演艺事业，时时演出实境真人秀。
乍看之下，政治人物之所以忽然人性，似乎与二十世纪以来的反英雄主义有关，反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们不似古代英雄遥不可及，几近神，却有血有肉，也会心痛也会受挫，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天生异禀，而是因为他们挣扎、受苦，最后终于征服了他们自己的人性弱点。意思是，他们跟你我一样都是人。
然而，以前形象总是坚不可摧的名人开始人性化，更大的原因是因为社会的沟通媒介正急速地改变，人性的私密细节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商品与市场手段。
以前社会沟通的制作成本高，且单向地由上往下。由于网络与影像科技的繁荣，参与的价格降低，管道平等而多元，个人博客丛生，YouTube、MySpace与Facebook这类网站提供无名大众展现自己的机会，表达自我已经成为最新的文化主题。通过手机随机摄像、无须冲洗的数码照相机、廉价的录像机，通过网络的传递，人们不断记录且公布自己与周围朋友的生活片段与私密想法，以达到自我表述的目的。
“我秀，故我在”，已经取代了“我思，故我在”，成为人类存在的本质。于是，一种新形态的暴露狂主义诞生了。人们因此自愿或被迫地分享许多陌生人主动公布的生活细节，从电影品味、性幻想对象、心情故事到日常流水账，无一不括。人类一直都多少有暴露狂的倾向，只不过，以前我们只是强迫亲友看旅游照片或初生儿玉照，现在我们要他们观看我们在镜头前唱歌、洗澡兼喝醉酒抓狂。
当“自我表达”其实对等于“自我暴露”时，实时感──或说现场感──便成为最重要的美学价值。影像业余，文字青涩，都无所谓，而是“我在那里，看见了这个，做了那个”，捕捉瞬间，记录永恒。公众新闻的表述也跟着改变，一些主流记者开始采取电报文体，发手机短讯，现场转播才是关键，如同市民记者概念的盛行，信息的挑逗点在于“我在那里，我看见”。
暴露自己，也暴露别人，就是暴露狂主义的时代精神。
暴露狂主义到在主流媒体中的表现就是狗仔队文化。狗仔队在现代媒体中的功能就在揭露名人的隐私面向。表面上，名人深受其苦，事实上，不少名人也利用了暴露狂主义，譬如最近在狗仔队镜头前演出崩溃闹剧的美国歌星布兰妮。从去年开始，在狗仔队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全面跟监下，布兰妮暴露下体、理光头、拿雨伞戳人，最后干脆跟一名狗仔摄影师交往，这些失控的画面在网络上扑天盖地，竟然制造了所谓的“布兰妮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