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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说到这里似乎忘了顾忌，宁长就很高兴，赶紧给他的杯里加上水。
柳树村的黄书记只是干儿子之一（因上一段里他曾扮演主要角色，为尊重起见，我们未提及此事），有的干儿子比他还大四五岁。有人就开玩笑逗姚书记：凡是儿子，不管“干的”、“稀的”，总不能比爹岁数还大，那叫什么儿子，还不如倒过来叫了。姚书记就说自己的道理：常理讲应该说爹比儿子大，可现在姑爷比老丈人年龄大的还少么？既然姑爷可以比老丈人大，我这些干儿子就不许比干爹大么？弄得对方无言以对。
这种事情的结果当然好处很多，不然谁认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亲戚干嘛，咋没有认要饭的为干儿子或拜把子兄弟呢？是亲三分像的古训在现今的许多单位和领域不仍然十分有效么？但其副作用也不可小看，个中苦辣酸甜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
正因为这诸种关系，各科室的人下去办公时胆子就特别大。如XXX所下去收费，一眼看中了某小卖店主的一台收录机（是儿子出国考察给老人家带回来的），就开始细细地找小卖店的毛病，就是这也不合乎，那也不合乎，最后连店主老头子也不合乎了（说不定身体所患病疾将危及顾客呢）。如果收录机值一千元，他们就下个一千五百或两干元的罚款通知单。为使收录机的所有权尽快转移，他们就很快把同样是拜把子兄弟的派出所杨所长等人叫到现场。这些人照样拎着手铐，佩着电棍，屋里屋外来回走动，手枪掏出来不停地擦拭，子弹摆弄得像炒豆子。有的还给老头提示说，某派出所在执行公务时不慎手枪走火，打死了被罚店主的儿子还记了个三等功。还有的说县局一个不知是姓尤姓仇还是姓侯的干警，夜间开玩笑随便堵了一辆夏利出租车，硬说车上的人在酒店喝酒时有嫖娼行为。恰逢几位客人又不是本县人，该干警将帽子从头上摘下来，啪地摔在办公桌上：“老子干了二十多年干警，从科长干到干警，我还怕啥？别说你们这几头烂蒜，石头从我这办公室里搬出去都得挤出三两油来！”说着就把其中一位年龄最大，身体最差的老头子弄到小屋里一顿电棍加电炮……在外边的两位听到里边失去人声的惨叫和死不招供的声音（因三个人除了喝酒，实在无供可招），大受感动，便单方面同意交了两千元不要收据的罚款才算放人。据说该科近几年还没有抓住人让空手溜走的先例，该干警年终还被局里评为“人民群众的守护神”。店主听了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又见自己这一千来元的收录机（只听了三四个月）一下子就换了个两千元的罚款通知单，也算便宜，他更不想让派出所同志在这时荣立三等功，就痛痛快快地交出了自己那心爱的收录机，又点头哈腰地送出大门，生怕XXX所的同志反悔改要现金就更麻烦了。
据说该派出所本身也有自己的绝活，前年寒冬的一个晚上，他们偶尔抓住一个偷牛的犯罪嫌疑人。弄到所里一阵强有力的拳打脚踢之后，该嫌疑人仍不招供。在干警打累又打饿了的情况下，就将该嫌疑人铐在暖气片上（因为天冷，这就成了一种具有关怀性的惩戒）。可讯供的干警在很累的情况下去吃饭的同时又多喝了几盅白酒，醒酒后已是凌晨七点半钟，起来撒尿时想起暖气片上的犯罪嫌疑人，考虑到自己的讯供任务尚未完成，就赶紧从家里往所里神跑。可该嫌疑人因不习惯这种关怀性的惩戒竟死了，眼睛还定定地向上瞅着，谁也弄不明白啥意思。他们就从关怀遗体的角度又将犯罪嫌疑人重新进行安置、摆放。当这一切都确认无可挑剔后，马上向县局报告。至县局的职业人员在认真勘察现场后，仍难断定是自杀还是他杀。最后只能做了个模棱两可的鉴定：畏罪自杀的可能性大，不排除他杀。
但从打击刑事犯罪，稳定社会治安的角度看，仍有其积极意义。于是该所从“怜爱、同情的角度上”交给犯罪嫌疑人亲属五千元人民币作为“两清”的条件，继续上报该乡打击刑事犯罪有力，社会治安状况良好云云。使该所在次年仲夏就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宁长不时地点头和揉鼻子，觉得虽说得散些，但有头脑，有观点，突然像想起了什么，就问：“你们乡长呢，咋一直没见一把手乡长露面？”小王犹豫了一下，刚说“马乡长和姚书记……”在中学教书的妻子下班找他来了。宁长就不好再问，也不是一两句能说得清楚的，就说明天再唠吧。
晚上宁长和徐胖子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认为乡办企业问题最多，在几个所谓半死不活的企业中，乡酒厂问题最大，反映最强烈，认为这时最容易找到突破口，就决定明天让小王领他们去酒厂看看。
因白天工作顺利，徐胖子夜里还做了一个好梦。他和一个县长的千金喜结良缘，盛大的场面让他难以置信，县长千金的娇容让他醒来还好一阵发傻。那个头，那身段，那皮肤，那脸型……想着想着就不由得咂了咂嘴。宁长趴在床头正写东西，回头看他一眼，徐胖子就满脸胀红起来，还以为秘密给人看穿了，梦尽管是一种欺骗，他仍很兴奋。可生活中人们对胖子为啥恁多偏见，什么肥猪、狗熊、笨牛……难道都像猴子才好看？听说非洲有一个民族非常崇尚胖子，在那里人们为了胖而绞尽脑汁，越胖越受到人们的尊敬，越受到异性的追求。他真向往那里的民族了。
夜里的好梦一直鼓舞着他的情绪，使两个未婚青年的房间一大早就传出了哼叽叽的歌唱声（尽管这歌声有点像牙痛或赖狗闹门），宁长下地后还照徐胖子的屁股拍了两下，他希望下属情绪越高越好。徐胖子就美得什么似的，洗完脸不等擦毛巾便在地上扭了起来，使本来就窄小的寝室显得更加窄小，有两次撞得床铺咚咚作响。徐胖子在单位是有名的舞迷，硕大的屁股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爱好。宁长就笑：“别要狗砣子了，等查完案子，我陪你在县城最好的舞厅跳几天。”徐胖子一把抱住科长，两个人都很激动；这真是个神圣的使命呀！
吃早饭时，姚书记也来了。他抱歉地说：“昨晚小王爱人妊娠反应很重，一早就领爱人去县医院了，怕一时好不了。”宁长一愣，他没结婚，不懂这妊娠反应到底有多厉害，可昨晚还好好的……就一边吃饭，一边提出找一个熟悉酒厂情况的人陪他们走一走。姚书记歪了歪头，满口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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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在“新”、“高”、“深”上下功夫
几句顺口溜，惹得全局上下口诛笔伐。局长干脆指着他的鼻子叫板：“你说大官贪、小官拿，我们局哪个大官贪了？哪个小官拿了？拿什么，谁拿啦？
你年轻轻地想吃里扒外，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你要负政治责任！就全国来讲，各部门几乎让你们这帮瞎写乱编的人给骂遍了，只剩反贪系统这一片净土，你还瞅着难受……“
宁长他们和文教助理小王合作得很好，第二天小王突然不见了。宁长只好让姚书记给派一个熟悉酒厂情况的人给他们当联络员。
饭后他们再回到招待所，就有一个女同志轻轻地走进来。高挑个头，体形削瘦，面色虽显忧郁，却不失为清秀、耐看，给人一种爱怜的样子。宁长先是一愣，越发觉得面熟，女同志就嘴角抽动两下。
“高禹！”宁长感到突然，猛然想起来。这不是他的高中同学么，“你怎么来这里了？”高禹就掉下泪来。他们读书时是很要好的同学（这并不能贬宁长读书时就有恋爱行为），毕业后各自先后参加了工作，逐渐都把婚事提到了日程，可高禹二老坚决反对此事，认为好好的姑娘找一个残疾人做丈夫实在不体面，高禹又是孝顺女儿，双方的姻缘和其他往来便从此割断。高禹婚后第二年刚生女儿不久，男人就外出经商离她而去，单位又停产，长年放假。高禹只好携女儿回到杏树乡娘家住下了，后经人介绍到酒厂厂办工作至今。
“看来你是公务在身呢？”宁长冷笑一下，就不由得提高了警惕，满肠满肚的陈情旧意只好隐在心底。
高禹勉强笑笑：“我也是公事公办，但昧良心事我决不会做。”双方的气氛又渐渐融洽起来，徐胖子还格外偷偷多看她几眼。
六年前的一个仲夏的黄昏，当太阳将最后一缕余辉从杏树乡远处的山峦上别别扭扭地消失的时候，山坡上还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他一直盯着杏树乡这个小山村发愣，嘴上一口接一口地吸烟，眉头苦苦地锁着，满头的光亮和衣服上不同寻常的颜色，标志着他曾有过不同寻常的经历。最终，当村里歇息得最晚的一条狗都已困顿得合上眼睛时，他才慢吞吞地走进村西大柳树后边的一处两间草屋的院落。
第二天一早，草屋里就走出一个三十来岁的小媳妇。她的身段、长相及走路的姿式等等，都与这个山村和身后的草屋很不协调。她在村子里左拐右拐，还不时地东张西望，最终走进了村北的乡大院的书记室里。
姚书记在一份文件上写完最后一个句号之后，发现了离他办公桌只有五尺之遥站着一个小媳妇。他一愣，眼睛随之一亮，发出了和书记身份很不相称的光芒，期间还敏捷地揉了揉眼角。他不大相信，在这样偏僻的山沟里还有这样的小媳妇。之后，从她嘴里姚书记知道她丈夫叫胡魁，三年前因说不清的原因（其实是很容易说得清楚的），在“大学校”（很多人都把监狱叫“大学校”）里待了三年，才回来，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