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原因（其实是很容易说得清楚的），在“大学校”（很多人都把监狱叫“大学校”）里待了三年，才回来，想用在那里学得的一技之长为家乡父老做点贡献，以补赎过去的不足（应说罪恶）。姚书记似乎没有去听她说啥，只盯住她的脸蛋和大腿以上的部位，似乎那里有不可告人的东西。有一会儿小媳妇的脸上也起了绯红，好在她也许见过世面（不然姚书记在该乡工作多年咋第一次发现），就很快适应，并模特样地在屋子里摆来摆去地走着。导致姚书记有一会儿就不由得发傻，两只眼睛也显得力不从心。当姚书记在送小媳妇出门时，两个人的眼睛都有些火烧火燎的，使人想起有些领导在接触有些群众时，是很容易随和又很容易缩短差距和很容易融洽的，姚书记属此种领导当之无愧。
小媳妇第二次走进书记室，虽来的时间晚了点，留的时间也长了点，但心情很晴朗。出门时姚书记虽然连大门都没有出，她还是一边用手梳理着进门时本已十分规整的头发，一边甜甜地向书记室回眸，出大门后还十分轻松地哼唱着一首同样十分轻松的歌曲。
下一次到书记室的就是那位刚刚从“大学校”里出来的叫胡魁的汉子了。他同姚书记谈的首项也是实质性的工作就是如何开办杏树乡的酒厂问题。
半年后乡酒厂便正式开业了。
年底就还清了全部贷款还赢利一万元，第二年纯赢利二十三万元！这在杏树乡是不曾有过的奇迹。该厂生产的“杏花醇”已远销省外和东南亚，至于县里省里领导来检查工作时不断地品尝他们的“杏花醇”，有时也造成酣睡和呕吐的事就不细说了。
值得一提的是厂部会计，姚书记爱人于晓梅原本在乡财政所任副所长，从酒厂成立那天就同时兼任了酒厂的会计工作。确切地说是酒厂会计同时兼任乡财政所副所长。不久胡魁厂长那个长得有些那个的小媳妇也到酒厂当了出纳员。应该承认，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她）们还是很不错的，不然也不会有恁多的赢利……
再往下，高禹那有点发紫的嘴唇嗫嚅了几下，就不说了。宁长揉了揉鼻子，右眼球也跟着慢慢地转动几下，就建议高禹出去走一走，屋里的空气太沉闷了。
乡政府后院就是连绵的山峦，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两边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杂草和樟树，禾草和野花的芳香不断地向四周散发着，山间就显得幽静而诱人。
徐胖子望着两个人渐渐消失的背影，用力地咽口唾沫，就专心地整理着记录稿子。
他们沿小路轻轻地走着，好长时间都不说一句话。宁长总有一种似梦似幻的感觉，本该几年前就成定局的事实，今天却在这里游走，真是……上了山坡，接着是一段很长距离的山坳，路就越走越轻松，话也越说越投机。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的光景，他们谁也没有谈工作，好像这样就很好了。也无非是过去的这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最后两个人手还莫名地握在了一起。接着我们在电视里常见的接吻、拥抱什么什么等程序他们基本上都—一遵循了，但时间很短。接着高禹要为姚书记保密的承诺就大打折扣，还说姚书记找她做了工作，并把“联络”的效果作为她可否继续留用的标准。宁长很激动，又一次紧紧地抓住高禹的手。高禹也以同样的方式握住老同学的手。两个人都有“相见恨晚”“再创辉煌”之势。
最后的谈话（含后来的补充调查），基本上是这样的。
酒厂确实办得不错，但那是两年前的事，两年后就败出了走下坡路的种种迹象。现已停产半年多时间，只是厂领导和厂机关工作人员还断断继续续上班，工资照开。源源不断的只是讨债队伍，有的在胡魁家蹲点要债，弄得胡魁也常常躲到外边不敢回家，到法院起诉的连绵不断。问题的关键是胡魁和姚书记媳妇于晓梅他们的账太乱，想当初，只要他们几个人一嘀咕，或者任何一个人心血来潮，都可以随便取钱，随便支钱，随便花钱，姚书记到酒厂取钱比拿家里的钱都方便，常常连借条都不写。而胡魁和于晓梅外出多长时间，干什么姚书记也不闻不问，仿佛没看见，也没听见。小媳妇也常常去姚书记家里或办公室，双方都不闻不问，和睦得比一家还亲，弄得胡魁那三岁的女儿常常管姚书记叫爸爸。
平时厂里进料，如苞米进货时本来是十八个水，往厂部一入账就是二十六或二十八个水。如果胡魁、于晓梅他们的亲戚来送玉米，明明是二十六个水，账上就记十五个水或十八个水，送料的往往又大多是他们的亲戚，有的干脆把送料当买卖做。过秤的、记账的和仓库的保管员等等，不是胡魁的小姨子，就是姚书记的小舅子的三姨夫或三姨夫四妹妹的外甥女等等。这样里返外折乱花乱支时间长了，工人也看出了门道，断定这厂子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就悄悄往家里偷东西，如玉米、大麦、白酒、木板、铁钉甚至酒糟也不嫌弃，多则成袋成箱，少则往衣兜里装或胳肢窝里夹，真可谓百式百样，推陈出新。时间往往在下半夜以后，相互间常常都能看到对方，谁也不吱声，有时拿不动或拿不了了还要互相帮忙，互相分享。即使厂保卫的看见了，他们也不怕，说啥：“我们出那么多力，拿这点玩艺算啥，他们白爪子连动都不动一下就成千成万的往家里搂，你们敢管么？我们这是劳动所得，和他们比才九牛一毛呢。”最后厂保卫的也睁眼闭眼，方便了也往家里拿。于是就传出了顺口溜：大官贪，小官搂，工人个个是小偷。
“这样的厂子，你说能好么？”高禹说着眼圈竟有些红了。
第二天姚书记见了宁长，又单独听了高禹的汇报，感到很满意，临出门还耐人寻味地拍了拍她的肩膀。高禹的脸就鲜红了一下，赶紧走开了。
宁长提出再要联络员时，姚书记就给派了一个叫大个子的党委宣传委员。说是大个子，至多不过1。5O米，作为一个男同志，个子肯定是矮了点儿。眼睛却非常有神，总滴溜溜不停地转，像被人不停摆弄的两个玻璃琉琉。宁长一见就知来者不善，可见姚书记用心良苦。结果他们转了两天，走访谈话了六七个同志，一无所获，不是说乡里和姚书记的情况都很好，就是来的时间短不了解情况，要么就说全国哪都这样，马马虎虎，大同小异，没啥好说的。
晚上宁长和徐胖子就在屋里绞尽脑汁研究对策。徐胖子坐累了，就伸个懒腰脱下了鞋袜伸开腿顺着床躺下去。屋子里的苍蝇就很快给吸引过来，雪白的小腿和脚丫子也很快变成了黑色。腿一动嗡地一声炸响，空中就像飞舞着无数只小燕子，腿也由黑变成了雪白；一会又变成了黑色；有几只蚊子也赶过来凑热闹，其中一只因为场所拥挤问题竟和身边的一只苍蝇打了起来，一时间那里的局势就显得很混乱。徐胖子觉得好玩，两只腿就不时地动一下，苍蝇（含蚊子）就一会儿轰地炸起，又一会儿嗡嗡嗡地下落，不细看光听声音，有点像电影里的战斗片子。
宁长火了：“瞅你这窝囊样，哪个瞎眼姑娘能给你！”徐胖子就蔫蔫地坐起来，这是他的痛处，只是不敢说，“哪个好姑娘肯嫁你这一只眼的？”两个人经过仔细分析研究，觉得大个子尽管难缠，也不是铁板一块，尤其一提写报道和喝酒就眉飞色舞。宁长那充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眨着，突然一亮，就关了灯，仔仔细细、反反复复，这么那么，那么这么地对徐胖子小声叮嘱好几遍。徐胖子就不停地揉着屁股，显得兴奋和激动，临出门还自言自语地说：“这简直是瘦老头的旧戏重演；这戏最好一天演一次。”也暗自好笑，酒真是个好东西，不管官大官小，一提酒距离马上缩短了，共同的语言也有了，事也相应好办了，看来自己对酒的爱好实在是爱对了。
果然，一提喝酒，大个子马上从隔壁的招待所跟过来。又见只有徐胖子一人，两个人就很快喝起来。几杯酒下肚，话题就转入宣传报道上来了。大个子的两只眼睛也很快由溜溜转转为慢慢摆动。应该承认，他是靠写报道发迹的，但真正像样的报道至今尚未面世，用他的话说叫“好事多磨”吧。是哪一年了？他靠赶浪潮写了一篇乡领导为改善土壤结构用业余时间积攒绿化肥的报告，又赶上省报记者下来采访，他又把自己多年积存一直没舍得喝的两瓶五粮液奉献给记者，才在省报第三版下半部发一篇三千来字的文章，署名排在记者后边。这让他激动了好长时间，一是见了报，认识他的人就知道他在省报发了文章，有两下子，尤其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益……他怔了一下，就不说了。
徐胖子也不追问，先端起酒杯和大个子把杯中酒干了，再满上。边夹菜边问他在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上都发过什么东西、大个子那黄窄窄的脸腮就红了一下，吱晤半天说了一句含糊话：“好像是《人民日报》吧……”徐胖子再追问：哪年、哪月、哪日，在几版，什么位置，多少文字……大个子除了脸红，就说实在记不清了。
事实是那次他托了四五个人才在全国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上发一个不足百字的简讯。简讯的左下边就是某领导逝世的讣告，而右上方又是一幅某戒毒所介绍如何改造吸毒者戒毒的图片。不知情者乍一看那简讯，既像在解释某领导逝世，又像在说明图片上戒毒的好处。而他南方的一个亲戚恰恰由于吸毒成瘾又拒绝戒毒，不久前暴死街头，亲属给他打电报谎称请他去洽谈一宗买卖，他才带钱参加完葬礼，刚回来不到一个星期，周围的人就把那简讯当笑料笑他，说他别看级别不高，刚参加完葬礼党报就给予充分肯定，还上了幅标准照片，弄得他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徐胖子偏偏对此简讯情有独钟，再三追问，到底发在什么报纸上，都有什么反响，稿样留没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