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嗅，老天爷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想想，我听见这些话当时是什么感觉！得了，我的末日到了。我眼睛发黑，腿发软，我觉得我要倒下了。
“可那个恶棍还不上当。他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眯起眼睛，张开大嘴狞笑了一下，好像说：”跟我开玩笑，可骗不了我。‘他看出她不心疼我，我可能不是她的亲骨肉。他一只手抓起彼坚卡，另一只手拉住地窖门的铁环，拉开门。’瞧着。‘他说，便带着彼坚卡从梯子下到地窖里。
“我想，马尔福莎大婶那时神经已经错乱了，什么都不明白了。恶棍和彼坚卡刚一下去，她便把地窖的门砰的一声关上，还上了锁。她还想把一只重箱子推到地窖门上，朝我点点头，让我帮她推箱子，因为箱子太沉了。压好箱子后，这个傻瓜便坐在箱子上笑。她刚坐下，强盗就在下面喊起来，使劲敲地板。恶棍喊道，赶快放他出来，不然他就要彼坚卡的命。地板太厚，里面的话听不清楚，可听不清楚也能明白他的意思。他吼叫得比野兽还可怕。他喊道，你的彼坚卡马上就没命了。可她还是不明白，只管坐在那儿傻笑，对我眨眼。好像说你爱怎么喊就怎么喊，反正钥匙在我手里。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明白，对着她耳朵喊，想把她从箱子上推下来。得打开地窖，把彼坚卡救出来。可我哪里办得到呢！我怎么对付得了她？
“他一个劲地在下面敲打，时间一点点过去，她坐在箱子上眼珠乱转，什么也不听。
“过了很长的时间，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这辈子受过很多吉，见过的事多了，可我永远忘不了这悲惨的一幕，不论我活多久，都能听见彼坚卡可怜的叫声——小天使彼坚卡在地窖里呻吟，叫喊。那该杀的恶棍把他掐死了。
“我该怎么办？我想。我拿这个半疯的老太婆和杀人的强盗怎么办？时间过去了。我听见马在窗外叫，一直没从大车上卸下来。对了，马在叫，仿佛想对我说，塔纽莎，赶快去找好心人，找人帮忙吧。我一看天快亮了，心想：”就按你的意思办吧，谢谢，爹的好马，你指教了我，你的主意对，咱们走吧。‘可我正这样想的时候，仿佛树林子里有个声音对我说：等等，别急，塔纽莎，咱们还能想出别的办法。’在树林子里又不是我一个人了。公鸡仿佛向对自己同类那样对我幄幄啼，一辆熟悉的机车在下面用汽笛向我招呼。我从汽笛声听出它是纳格尔纳亚车站的机车，正在生火待发，他们管它叫推车，推货车上山；可这次是一列混合列车，每天夜里这时候都打这儿经过。我听见，我所熟悉的机车在下面叫我。我听见，我的心快跳出来了。我想，难道我和马尔福莎大婶神经都出了毛病，每个活物，每个木会说话的机器，都会跟我说人话？
“可是还想什么，火车已经很近，没工夫想了。我提起已经不怎么亮了的提灯，拼命沿着铁轨跑去，站在两条铁轨当中，拼命摇提灯。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拦住火车，亏得风大，它开得很慢，慢速行车。我拦住火车，熟识的司机从司机室的窗口伸出身子来，因为风大我听不见他的问话。我对司机喊，有人攻击铁路信号室，杀人枪劫，强盗就在家里，叔叔同志，保护保护我们吧，急需救援。我说话的时候，从取暖货车上下来几名红军战士，问我出了什么事，列车为什么夜里停在树林里的陡坡上。
“他们知道出了什么事后，便从地窖里把强盗拖出来、他用比彼坚卡还尖细的声音求他们饶了他。‘好心的人，’他说，‘别杀死我，我再也不敢了。’他们把他拖到路基上，手脚绑在铁轨上，火车从他肚子上轧过去——处以私刑。
“我没回去取衣服，那儿太可怕了。我请求叔叔们把我带上火车。他们便把我带走了。此后，我不吹牛，带着流浪儿的名声，走遍半个俄国和半个外国，什么地方都到过了。经过童年的痛苦，我才懂得什么是幸福和自由。当然也有过不少过错和灾难。那都是以后发生的事了，我下次再讲给你们听吧。我刚才说的那天夜里，一个铁路职员走下火车，走进马尔福莎的院子，接收了政府的财产，做了安置马尔福莎大婶的指示。听说她后来在疯人院里发疯死了。也有人说她病好出院了。”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听完塔尼娜讲的经历后，默默地在草地上徘徊了很久。后来卡车开来了，笨拙地从大道上拐进林间空地。人们开始往卡车上装箱子。戈尔东说：“你明白这个洗衣员塔尼姐是难吗？”
“嗅，当然明白。”
“叶夫格拉夫会照顾她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你不妨对比一下布洛克的话‘我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们’，马上便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区别。布洛克说这话的时候，应当从转意上、从形象意义上来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而是祖国的儿女，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而恐怖并不可怕，不过是天意，具有启示录的性质而已，这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一切转意的都变成字面上的意义了，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这里。”
又过了五年或十年、一个宁静的夏天傍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又聚在一起，坐在高楼敞开的窗口前，俯视着在暮色渐渐变浓中的辽阔无垠的莫斯科。他们正翻阅叶夫格拉夫编辑的尤里耶夫的著作集。他们不止读过一遍了，其中的一半都能背诵。他们交换看法，陷入思考之中，读到一半的时候天黑了，他们看木清字体，不得不点上灯。
莫斯科在他们脚下的远方，这座作者出生的城市，他的一半遭遇都发生在这里。现在，他们觉得莫斯科不是发生这类遭遇的地点，而是长篇故事中的一个主角。今晚，他们手中握着著作集已经走近故事的结尾。
尽管战后人们所期待的清醒和解放没有伴随着胜利一起到来，但在战后的所有年代里，自由的征兆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并构成这些年代唯一的历史内容。
已经变老的两位朋友坐在窗前还是觉得，心灵的这种自由来到了，正是在这天晚上，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自己也步入未来，今后将永远处于未来之中。想到这神圣的城市和整个地球，想到没有活到今晚的这个故事的参加者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心中便感到一种幸福而温柔的平静，而这种平静正把幸福的无声的音乐撒向周围。而他们手中的这本书仿佛知道这一切，支持并肯定他们的感觉。
附录
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红颜知己
蓝英年
去年秋天我应邀到俄罗斯远东大学任教。五年前我曾在这所大学任教过两年。那时苏联开始解体，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我被各加盟共和国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弄得眼花镜乱，整天看报看电视，两年内竟未读过一部文学作品，回想起来觉得白白浪费了许多时光。这次决意不看报，不看电视，教学之余只读文学作品。一天下课回宿舍，路上碰见五年前结识的一位俄国朋友。他大概觉得我对俄罗斯形势的兴趣不减当年，一见面便把手里的仍紧急报》塞给我，让我快回宿舍看。午休时候我随便翻了一下，是九月十五日的报纸，刚到的，都是竞选国家杜马的消息，刚想放下，一条消息映入眼帘：奥莉加·伊文斯卡妞九月八日在莫斯科逝世，享年八十四岁。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一口气读完这篇报道。伊文斯卡妞是帕斯捷尔纳克晚年的知音，创作的缓斯。十几年前在北京翻译《日瓦戈医生》的情景立即浮现在眼前。记得译第十四章《重返瓦雷金诺》时曾激动得几次搁笔，无法译下去。暴风雪袭击旷野中久无人住的住宅，四周渺无人迹，只有四只狼对着窗内的灯光嚎叫。栖身在屋内的日瓦戈医生和拉拉陷入绝境，等待着他们的不是逃脱便是死亡。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两颗相爱的心互相温暖、支撑。拉拉的原型便是伊文斯卡妞，日瓦戈同拉拉的爱情便是诗意化的帕斯捷尔纳克词伊文斯卡歧的爱情。
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出身于艺术气氛浓厚的家庭，从小受到家庭的熏染，对欧洲文学艺术造诣很深，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同十月革命后从工农兵当中涌现出来的作家格格不入。由后者组成的文学团体拉普也把他视为异己，即所谓的同路人。但不知为何他受到布尔什维克领袖布哈林的青睐，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树为诗人的榜样。但这并未改变作协领导人对他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是前拉普成员便是他们的支持者。自一九三五年起，斯大林用死了五年的马雅可夫斯基代替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三八年布哈林被处决后，帕斯捷尔纳克在作家圈子里便完全孤立。无产阶级作家不屑同他交往，他对他们也敬而远之。与他同属异己的作家也不敢同他交往。例如，同他教养相似的阿赫玛托娃因丈夫和儿子被捕自身难保，怎敢再连累他。在家庭中，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孤独。第二个妻子奈豪斯虽决然离开前夫义无反顾地把身心献给他，但文化修养的差异不能同他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帕斯捷尔纳克的心灵渐渐干涸，亟待友人理解的甘露。不久二战爆发，他同全体苏联人民一样投身反法西斯战争，同绥拉菲莫维奇一起上前线，并获得一枚奖章，暂时忘却了内心的孤寂。战争胜利后他渴望新鲜空气吹进苏联，曾令人民胆战心惊的清洗、镇压不再重演。一九四六年，他乘着这股清新的风开始写《日瓦戈医生》。就在这一年，他在西蒙诺夫主编的文学杂志《新世界》编辑部里结识了伊文斯卡如。伊文斯卡妞是编辑还是西蒙诺夫的秘书，说法不一。帕斯捷尔纳克一直是伊文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