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个多小时把该堵的地方都塔好了。
卧室的瓷砖壁炉把墙角挤斜了，砌着瓷砖的飞檐几乎顶到天花板。厨房里储存着十几捆劈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打定主意烧拉拉两抱劈柴。他一条腿跪下，往左手里搂劈柴，把劈柴抱进卧室，像在炉子旁边，弄清炉子的构造，匆忙检查了一下炉子是否还能使用。他想把门锁上，但门锁坏了，便用硬纸把门塞紧，以免敞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不慌不忙地生炉子。
他往炉子里添柴的时候，在一根方木条上看到一个印记。他惊奇地认出了这个印记。这是旧商标的痕迹，两个开头字母“K”和“江”印在尚未锯开前的木材上，表明它们属于哪座仓库。克吕格尔在世时从库拉贝舍夫斯克林场运到瓦雷金话来的木材底端都打着这两个字母，那时木材过多，工厂把用不完的木材当燃料出售。
拉拉家里出现这类劈柴说明她认识桑杰维亚托夫，后者关心她，就像他当年供应医生一家日常所需要的一切一样。这个发现像一把刀子扎在医生心上。他先前也曾为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帮助而苦恼。现在，在人情中的不安里又掺入了别的感觉。
安菲姆这样关照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未必仅仅为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想起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那种无拘束的举止和拉拉作为一个女人的轻率。他们之间木可能完全清白。
炉子里的库拉贝舍夫斯克劈柴很快就僻僻啪啪地着旺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起初还只有一种由缺乏根据的猜测所引起的盲目的嫉妒，但随着劈柴越烧越旺，他已深信不疑了。
他的心受尽了折磨，一个痛苦挤掉另一个痛苦。他无法驱散心头的怀疑。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它付自己从这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一阵对亲人的思念向他袭来，暂时压住了嫉妒的猜疑。
“原来你们在莫斯科，我的亲人？”他已经觉得通采娃证实了他们安全抵达莫斯科。“那就是说你们没有我的照料又重复了一次艰辛而漫长的旅行？”“你们是怎么抵达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次被召回是什么性质？大概是学院请他回去重新执教？咱们的房子怎么样了？算了吧，还有没有都很难说。嗅，上帝啊，多么艰难和痛苦啊！别想了，别想了。脑子多乱！我怎么啦，东尼娜？我觉得病了。我和你们大家将会怎么样？东尼娜，托汉奇卡，东尼姐，舒罗奇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将会怎么样？上帝为什么要遗弃我？为什么永远把你们同我分开？为什么我们永远分开？让我们很快就结合在一起，团聚在一块儿，对吧？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走也要走到你们身边。我们会相见的。～切都会称心如意，对吧？
“可世上怎能容得下我这个坏东西，我竟连东尼娜该生产，或许已经生产了这件事都忘记了？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健忘了。她是怎么分娩的，他们回莫斯科的时候到过尤里亚金。不错，尽管拉拉不认识他们，可同他们完全无关的女裁缝兼文理发师对他们的命运都不陌生，你拉拉怎么在便条里对他们只字不提呢？一张多么奇怪、不关心和不留意的便条啊！如同她只字不提同桑杰维亚托夫的关系一样无法解释。”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换了一副挑剔的眼光打量了一下卧室的墙壁。他知道摆在这里和挂在周围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属于拉拉自己的，躲藏在不知何处的神秘的主人的陈设不能说明拉拉的情趣。但不管怎么说，他在墙上这些放大相片上的男人和女人的注视下突然感到不大舒服。粗笨的家具似乎对他怀有敌意。他觉得自己在这间卧室里是个多余的陌生人。
可他这个傻瓜多少次回想起这座住宅，思念它，他走进的并不是一个房间，而是进入自己心中对拉拉的思念。在别人看来这种感觉方式大概太可笑了。那些坚强的人，像桑杰维亚托夫那样的实践家、美男子，也像他这样生活，这样表现吗？拉拉为什么非看上性格软弱的他，以及他所崇拜的、晦涩的、陈腐的语言不可？她需要这种混乱吗？她自己愿意成为他眼中的她吗？
像他刚才所表达的，她在他眼中算什么人呢？懊，这个问题他随时都可以回答。
院子里是一片春天的黄昏。空气中充满声音。远近都传来儿童的爆戏声，仿佛表明整个空间都是活的。而这远方——俄罗斯，他的无可比拟的、名扬四海的、著名的母亲，殉难者，顽固女人，癫狂女人，这个女人精神失常而又被人盲目溺爱，身上带着永远无法预见的壮丽而致命的怪病！嗅，生存多么甜蜜！活在世上并热爱生活多么甜蜜！嗅，多么想对生活本身，对生存本身说声“谢谢”呀！对着它们的脸说出这句话！
而这正是拉拉。同它们不能说话，而她是它们的代表，它们的表现形式，它们的耳朵和嘴巴，不会说话的生存原则因她而有了生命。
他在猜疑的一刹那对她的所有责备完全不对，一千倍不对。她身上的一切都多么完美无假啊！
欣喜和悔恨的眼泪遮住他的视线。他打开炉门，用火钩拨了拨火。他把烧得通红的柴火拨到炉子的顶里面，没烧着的木头拨到炉门口，那儿很通风。他半晌没关上炉门。温暖的火光照射在手和脸上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微微跳动的火焰的反光终于使他清醒过来。嗅，他现在多么需要她，他在这一刹那多么需要触及她所接触过的东西啊！
他从衣袋里掏出揉皱的便条。他把便条打开翻过来，不是他刚才读过的那一面。现在他才看清这一面也写满了字。他把便条抹平，在跳跃的火光中读道：“你想必知道你们家人的下落了。他们到了莫斯科。东尼娜生了个女儿。”下面的几行字划掉了。后面接着写道：“我划掉了，因为写在便条里太蠢了。我们当面谈个够。我急着出门，跑去弄马。不知道弄不到马怎么办。带着卡坚卡太困难了……”句子的末尾磨得模糊了，字迹模糊不清。
“她跑去向安菲姆借马，大概借到了，因为她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平静地想。“如果她的良心在这件事上不绝对清白，她便不会提到这个细节了。”
炉子生着后，医生关上烟道，吃了些东西。吃完东西他已经困得支撑不住了。他和衣倒在沙发上便睡着了。他没听见门后和墙那边老鼠放肆的、震耳的吵闹声。他接连做了两个噩梦。
他在莫斯科，在一间玻璃门上了锁的房间里，为了保险起见还抓住门把手使劲拉住它。门外他的男孩子舒罗奇卡要进来，哭着拉门。他穿着小外套，水手裤，戴着一顶小帽子，既可爱又可怜。他背后自来水哗啦哗啦从坏管道或下水道里冲在他身上和门上，那个时代管道破裂是常见的事，说不定正是这道门堵住了从几世纪寒冷和黑暗积蓄的峡谷中冲击下来的山洪。发出轰鸣的飞瀑把小男孩吓得要死。听不见他的喊叫声，喊叫声淹没在轰鸣里。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他嘴唇的蠕动上看出他在喊：“爸爸！爸爸！”
（）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都要碎了。他整个身心想把小孩抱起来，贴在胸前，头也不回地往前跑，跑到哪儿算哪儿。
但他泪流满面，拉住上锁的门的把手，不放小男孩进来，出于对另一个女人的虚假的荣誉和责任感，牺牲了小男孩。那个女人并非小男孩的母亲，她随时都可能从另一个门里走进屋里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醒了，惊出一身冷汗，眼睛里含满泪水。“我发烧。我生病了。”他立刻想。“这不是伤寒。这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类似疾病的疲劳，一种转变期的疾病，像所有传染病那样，问题就在于什么占上风，生命还是死亡。可我多想睡觉呀！”于是他又睡着了。
他梦见昏暗的冬天早晨在莫斯科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街上还点着灯。从各种迹象来看，清早街上拥挤的交通，第一班电车的叮当声，街灯在石板路的黎明前的白雪上投下的一个个黄圈，这是革命前莫斯科的冬天早晨。
不是他自己，而是某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在哭号，倾吐出温存的、明亮的、在黑暗中像磷火一样闪光的话语。他自己也随同哭诉的灵魂一起哭诉。他真可怜自己啊。
“我生病了，病了。”他在清醒的时刻，在睡眠、发烧、说呓语和昏迷的间隙想道，“这也是一种伤寒，但没写在我们在大学医学系所读过的教材上。得准备点东西，吃点东西，不然我会饿死的。”
他刚想从沙发上撑起来，便明白他已经动弹不了。他失去知觉，又昏睡过去。
“我穿着衣服在这里躺了多久啦？”他有一次暂时恢复知觉的时候想道，“几个小时？几天？我病倒的时候春天刚开始。可现在窗户上结了霜花。这么松散、肮脏，房间里都变得昏暗了。”
厨房里的老鼠把碟子撞得唱剧匡嘟响，往隔壁那面墙上爬，肥硕的身子摔在地板上，讨厌地尖叫起来，像女低音一样哭号。
他昏睡过去又醒过来，发现结满霜花的玻璃上映照出玫瑰色的霞光，霞光在霜花中发红，就像倒在水晶酒杯里的红葡萄酒。他不知道，便问自己，这是朝霞还是晚霞？
有一次他觉得旁边有人说话，他极为沮丧，以为这是神经错乱的开始。他怜悯自己，流出了眼泪，用无声的耳语抱怨上苍，为何抛弃他不管。“你为何遗弃我，永不落的阳光，并把我投入可诅咒的黑暗中！”
突然他明白，他并不是在做梦，这完全是现实。他脱了衣服，擦洗干净，穿着干净的衬衫，没躺在沙发上，而躺在刚刚铺好的被子里，拉拉坐在床边，俯身向着他，头发碰着他的头发，眼泪同他的眼泪流在一起。他又幸福得失去了知觉。
不久前他在病中说胡话时，还责备过天空对他无动于衷，可整个辽阔的天空都降临到他的床榻上，还有女人的两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