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委会上确定了分工。翁送元自然是管全面，翁上元主管生产，翁息元协助翁上元抓生产并兼任大队的会计。
翁送元严肃地说：“咱虽然是爷儿仨，但办的是公事；公是公，私是私，别（尸求）的瞎掺和，谁办事走了板儿，小心咱揍他。”
“自然，自然。”翁息元头点得如鸡啄米。
翁上元却没有吭声。
“上元，你咋不说话？”翁送元盯着翁上元问。
“三叔不是说了么，他代表我。”翁上元说。
“这可不成，在组织里，他是他，你是你，不分尊长，马虎不得，记得不？”
翁上元忙说：“记得。”
翁送元说要讨论讨论村里今后要干的大事，他先问翁息元：“息元，你说干点啥？”
翁息元说：“这得问上元，他是现管。”
便问翁上元。
翁上元说：“对村里的事，咱有个打算；如今二叔回来了，说出来，由二叔定。”
翁送元点点头。
翁上元说：“这一，扯上电，这上下连三村都扯上电了，就咱村黑（尸求）着，咱爷儿们管事了，不扯上，现眼。这二，打几眼井，安几台泵，咱村一早就绝收，咱是饿怕了。”
翁送元眯缝着眼，眼皮也不抬一下，问翁息元：“息元，你说呢？”
翁息元说：“上元咂摸得对头，这都是眼下应该办的，咱山里讲求的就是个过日子，过就过好日子；这两件事办了，日子会红火起来，乡亲们也会念咱们好。”
翁送元听完翁息元的活，眯着的双眼睁开了，而且睁得贼大，迸出咄咄逼人的光芒，叫翁上元、翁息元不敢正眼瞧他。
“你们俩是串通好了咋地？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出的还挺匀势。”他说。
翁上元、翁息元听罢面面相觑，谁也不吱声。
翁送元“啪”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该办，该办，你们说的都该办，但都得后稍着；你们知道最该办的是什么？翁上元，你知道不？不知吧。翁息元，你知道不？也（尸求）的不知道吧。你们俩是两只土里鳖，光在窝里瞎拱，外边的事一点儿都不知道。你们知道外边怎么了？运动了！抓阶级斗争，抓路线斗争。你们没听说嘛，路线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
“路上有桩，桩是木桩？”翁息无疑惑不解。
“不要打岔，那意思就是说，不管是眼前的事还是今后的事，不管是多难的事多不好揍的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翁送元兴致勃勃，那两个人却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
“咱村里要红火，先得搞运动。公社领导还叮嘱咱，在搞好生产的同时，也要搞一搞运动；平原都有搞运动的典型了，咱山区也得有一个。这山区这一个应该是谁，就应该是咱后岭！”翁送元的拳头又砸到了桌上。两个人激灵一下站起来。
“你们说咱后岭该不该当这个典型，你们说咱后岭该不该搞这个运动？”他瞪了二人一眼。
“你是支书，你说该搞就该搞。”两人嗫嚅着。
“这叫咋说的？咱们是支部，大家的意见得一致，得明确表态。”
“搞就搞呗。”翁息元说。
“搞就搞呗。”翁上元也如是说。
“决定了！”翁送元又砸了一下桌子。
“怎么搞法？”翁息元问。
“先把斗争对象排排队，地、富、反、坏、右都有几个？”翁送元问。
“这您都知道。”翁上元说。
“这地主有一，富农有二，坏分子还得挖，这右嘛？回头再说。”翁送元说。
“地主倒是有一个，闹日本的时候，不就死了嘛，只剩下个地主婆谢亭云。”翁上元说。
一听到谢亭云，翁送元的眼唰地就亮了，“这谢亭云过得还挺自在是不？这谢亭云就得斗！”
“多少年了，虽说是地主婆，但是毕竟是个妇道人家，人家安安分分过日子，随大伙儿一块儿享福，随大伙儿一块受苦，没啥碍眼的举动。”翁上元说。
“上元，你这就不对了，虽没得眼的举动，但她的心就跟咱一条心了？你见过她哭老地主的样子了没有？” “听二叔讲过。”
“你要是忘了，咱再给你讲一遍。”
“没忘。”
“没忘也得给你讲。”
那年，游击队被日本人穷追不舍，打掩护的几个队员最后跑到地主的四合院里，其中就有翁送元。他们把地主一家集中起来做人质，坚持着。鬼子在对面的坡上支了一挺机枪，把院子封锁了，他们只有等天黑。翁送元把一顶帽子伸出房檐试探一下，嗒嗒一梭子子弹就飞过来，把帽子打飞了。翁送元哎呀一声地不敢动弹了。地主看出了苗头，乘机挣脱了队员的看守，跑到屋檐下，大喊太君先别打，咱是自己人。果然就没有再听到枪声。他以为太君听明白了，飞身翻上墙去一边摆手一边喊咱是自己人。待他挺直了身子要垮出墙外的一瞬间，枪又响了。只见地主挺直了的身子往下缩了一下，便又努力地朝上挺去，挺了几挺，便姿式优美地栽了下来。栽到地上，又挺了两挺，断了气。日本人的子弹是炸子儿，从前胸进去的时候，食指大的一个洞，从后背出去的时候，却碗口大的一个豁口，血咕嘟咕嘟地流。谢亭云从柜里拖出一包袱皮儿的棉花，往地主的腔子里塞，一边塞一边哭，哭得凄惨动人，竟把几个队员都哭出泪来。翁送元边揉着酸酸的鼻子边说：“哭什么哭，他大你二十岁，对你一个大闺女又打又骑的这么多年，死就死了，还哭娘的啥！”不说则已，一说，那谢亭云哭得更凄厉了：翁送元悻悻地说：“对狗日的还真有感情。
翁送元说：“就凭她对老地主的那份感情，咱心里就隔应，多少年了也得斗，不斗不成。”
“坏分子也要挖。”翁送元接着说。
“什么样的算坏分子呢？”翁息元问。
“毁青苗，偷东西，摸女人奶的。”
翁息元脸一红，不吱声了。
翁上元干笑了两声，“毁青苗，偷东西的没有逮住过，这摸女人奶的倒可以抓出个典型，是不，三叔？”
被翁上元退到这份儿，翁息元的红脸反而变白了，“抓就抓，咱村里摸奶子的人多哩，一抓就抓出一大串来；山里祖祖辈辈就这点儿臭事，上得了台面么？”
对翁息元的事，翁送元有所耳闻，听到他这无可奈何的辩白，他嘿嘿地乐起来，“得，得，这上不了台面的臭事，不抓就不抓，抓了也没啥用，一抓两泡臊。”
翁上元、翁息元也都笑了起来。
“但谢亭云的事得抓，运动就从她这儿开始。”翁送元说。
四
支部书记翁送元开始搞运动了。
但并不是按照支委会上讨论的那样，先“抓”谢亭云，而是大搞准备工作。他先让翁息元到公社订了几份报刊，“两报一刊”。他说搞运动好搞，斗人也好斗，但怎么斗得有章法，怎么通过斗，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他也搞不准，一切以报上说的为准。第二，就是盖一个会场子。所谓会场子，就是城里人所说的大会堂、大会厅，总之，是能开大会的地方。后岭甭说会场子，一直连个队部都没有。几个当头儿的，几乎连个正经会都没开过；在田头地垅，或是在谁家的热炕上闲聊，有时说上几句队里的事，也就算做了一些决定，队里有人出外办事，需要队里开封介绍信，就到队长家里来。队长屁股底下有一张小柜，农村叫“坐柜”，既有柜子的功能，又有板凳的功能。来人说：“队长给开封介绍信。”队长说：“你自己写。”自己写完了，队长也不看一看，掀开坐柜的盖子，从小布包裹拿出村里的大印，搁在嘴边用热气哈一哈，“当”地就给盖上了。这就是那时村级领导的办公方式，也有着古朴亲切的田园风味。
翁送元觉得这太不成样子，应该有个“官府”，应该有个议事、审案、集合的厅堂，即会场子。这个会场子不能小，既然是搞运动，人人都要触及灵魂，就要有声势，全村人都参加。全村人都参加的会场子能小么？不能小。这个场子培要高，顶子要大，要能拢音，要有气派。我说一句，“大伙儿注意，开会了。”那声音要迅速传到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即便是传到最后，也不能减音。翁送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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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盖大屋顶的会场，就得好木头。一般的成年材树都达不到那个规格，需要百年以上的老树。这百年以上的老树，是村里祖辈传下来的祖业产，是世代人保护眼珠子一般留下来的。祖上说，这树，非等到天灾人祸到没有生计的地步，才可以商量着砍几棵，卖几个钱，救救人命。这几乎是等于说，这树不能砍。年代久了，这树都成了神，因而古郁，因而神秘。谁家有什么不顺，或占卜一些什么事项，人们都会选一棵古树，在古树下，烧几柱香，念几句词，定一定心脉。这样的树，谁敢砍？
翁送元敢砍。
他让翁上元带人去砍。翁上元心有顾忌，但又不便明顶；这是支部书记给自己派的第一桩活，如果明里就不服从，以后的关系便不太好处。他从地里采了一些泄肚的野菜，大吃特吃了两顿，拉起稀来。为了增强效果，他当着翁送元的面拉。跟翁送元正说着事儿，“不好，二叔，我得拉一泡。”便就势蹲在地上，裤子刚褪下半截，汁液已喷薄而出，甚至溅到了翁送元的身上。一天下来，一个精壮的汉子，脸颊就塌了，卧在家里的土炕上，趴架了。这是最愚昧的招儿，得冒生命危险；但为了不得罪乡亲们，不造身后的孽障，他也只能冒这个险。
翁送元咧一咧嘴，只有亲自带人去砍树。
那粗大的干茎得用大板锯据。两个汉子锯得极吃力。据材的声音并不响亮，窸窣如泣；锯出来的也不是粉状的锯末，而是沾调的汁液，那颜色很红，似血。汉子的心就有些惊惧。等银到深处，整个大树亦颤抖起来，叶子飒飒作响，如幽魂做戏，汉子就更惊惧了。二人放下锯子，面面相觑；揩着额角的冷汗，久久无动静。
翁送元踅过来，斥到：“偷什么懒，快干快干！”
二人惊魂未定，也不搭声，惹得翁送元的老脾气直往上顶，“干是不干，小心咱的拳头砸塌了狗日的腰！” “支书哇，不是不干，是没胆子干，您瞧瞧那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