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白手绢来要给他擦，他手一搪，袄袖子往脸上一蹭，小脸儿便又白了。南先生又哈腰说到：“多谢，多谢。”
翁大元白了南先生两眼，问：“你叫什么？”
南先生连忙站起来，“敝姓南，东西南北的南，叫南明阳。”
翁大元摇摇头，“不认识。”
南先生便摊开掌心，在上面划了一个“南”字。
翁大元依然摇摇头，“不认识。”
“您叫什么？”南先生问。
“甭您，小孩子叫你，咱叫翁大元。”翁大元世故地说。
“三个字怎么写？”南先生问。
“不会，谁娘的知道咋么写。”
“没上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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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上。
“为什么没上？”
“嫌道儿远。”
“在哪儿上学。”
“公社那块，好几十里。”
南先生噢了一声。
炉火上来了。翁大元给南先生烧了一壶水。
“您去睡吧。我自己来。”南先生说。
“甭您，你。”小孩子很认真地说。
“噢，你回去吧，我能行。”
“等水开了，咱替你把火封上。”
两人面对面地坐着，都不知再说什么好。就等着那壶开。
壶开了，翁大元利索地给南先生灌到暖壶里，剩下一点儿倒在门边的一个铁盆中，“这，留着你晚上洗脚。”
翁大元把火封好了，对南先生说：
“你看到门上开着的那半扇窗户么？那是通气用的，可别关上；夜里冷点不要紧，别中了煤气。”
“多谢关照，多谢。”南先生很感动。
翁大元想说点什么，又咽下了。左右上下看了一下屋子，说：“你歇吧，咱走了。”便迈着老成的步子走远了。
二
第二天，翁上元便召集全村人的会议。翁送元去世以后，翁上元被任命为继任支部书记。会议就在那个大会场上召开；来的人不太多，村人已厌倦开会。
翁上元把话筒压了压，“现在开会。”那声音传出去，嗡声嗡气的；在会场上绕了三圈，方才落地。这话筒子的确可以造势，小声嘘出，却大声震起。难怪翁送元买了它，可惜那时没扯上电。话筒里的声音一响起，说闲话的人就平静了，这东西居然能压得住阵势。
“大伙儿注意了，咱村里新来了一位城里人，是城里的教授——南先生。”南先生从台上的一角站起来，一边笑着一边哈了好几个腰。大家觉得可笑，便哗地笑成了一片。
翁上元说：“莫笑。我问了，教授么，就是老师的老师，先生的先生。从现在起，南先生便是咱村的社员，大家都认识一下，以后多照应点儿。”
南先生便又站了起来，双手合揖，又连连地哈了几个腰，“敝姓南，东西南北的南。本人犯了错误，请父老乡亲多多批判，一定好好改造，好好改造。”
倏地，大家都不笑了。场子里静极了，一束束鼻息便突然显得滞重。
翁上元打破了这种沉静，“南先生是写书的，写书犯了错误，上边告诉咱他是右派，在咱村里劳动改造。上边还说，要注意利用这个典型，经常开一些批判会。今天就召开第一次批判会。”他看了一眼南先生，“不过，咱得强调两点，这一哩，对南先生不许打，他是个白面书生，不经打；这二哩，干农话儿的时候，大家不许捉弄他，要实打实地教给他，上边还要检查改造成果，咱不能交不了差。”
“啥叫右派，他写的啥么书？”有人问。南先生站起来，诚惶诚恐地要接受质问。
翁上元摆了摆手，“这些说了你也不懂，甭说了，咱图个耳不听，心不烦。”
“也是。”
这批判会便冷了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叫啥批判会呢？既不知道人家犯的什么错，又不许打；翁送元活着可不会是这样。也说不准，他后来除了种种烟，不什么也不管了么？这人那，到哪儿说哪儿，过一会儿是一会儿。就是就是。
整个场子出奇地静寂。被批斗人南先生感到极不自在，寒冷的冬日里竟也流了满脸的汗。他的腰部隐隐地疼了一下，那是在大学里被小将们打的；小将们打他之前，从来不跟他商量；刚才还静如处子，一会儿就凶如恶煞。他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变脸，所以总是战战兢兢。他不知道山里的爷儿们怎么变脸，便内心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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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静了好一会儿，翁上元咳了一下，“大家伙儿没啥说的了是不？那咱喊几声口号吧。”
“打倒右派分子南明阳！”他平平地喊了一声。
大家这才知道南先生叫南明阳，便也跟着喊，“打倒右派分子南明阳。”翁上元再喊了一遍，群众也跟着喊一遍。三遍口号过后，翁上元说，散会。群众就都走光了。
剩下个南先生怔怔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翁上元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南先生，走哩。”
南先生一惊，“完事了？”他怯怯地问。
“完事了。”
居然就完事了，他百思不得其解，摇了摇头。
回到住处，翁大元过来了，“我爹叫咱给你扛了几件家伙儿。”他朝墙根指了指。哪儿整齐地摆了几件农具。
“我爹叫我告诉你，家伙怎么使，到时有人教你；干活儿时悠着点，你刚来乍到，还不习惯。”翁大元说。
“对了，你抽烟不？”翁大元问。
“不抽。”
“我爹叫咱给你拿来一个烟笸箩，还一杆烟袋，就撂在你的柜上，不抽就不抽，就放在你这儿吧。”
南先生看到了那杆烟袋，杆子还是铜的，烟锅头是新的，锃明瓦亮。他摩挲着，居然哭了。
“哭啥，就一把破烟袋，没几个钱。”翁大元认真地说。
南先生止住了哭，把眼泪抹去，很难为情地笑笑，“你们山里人真好。”
“人倒不赖，就是穷。”翁大元说。
听到一个孩子很世故的说法，南先生感到翁大元早熟，便逗弄他，“怎么个穷法？”
“大老爷们儿连条裤衩都不穿，连我爹都不穿，脱了裤子就露鸡芭蛋儿。”
南先生听了，不禁破颜，赶紧用手把嘴捂上。
“你咋那么乐？跟个酸娘儿们似的。”小孩子严肃地说。
南先生止住了笑，“大元，回头我教你识俩字。”
“识俩字就识俩字。”翁大元点点头。
这时从房梁上掉下来一只小蛇，在柜板上蠕动着；南先生失声尖叫。翁大元从容地走过去，用两个指头轻轻一捏，那蛇便伸直了身子，驯顺地呆着，一动不动。他把小蛇捏起来，放到门外，说一声“走”，那蛇便很听话地爬远了。
南先生大为骇异。眼睛盯着翁大元，送去质询的目光。
翁大元一晃头，“咳，这不稀罕。从小，蚂蚁、蚂蚱、螳螂、蜥蜴，我都捏过，只要咱一伸手，它们就都老实了。”
“那你就不害怕？”
“不害怕。倒是它们有点怕我。”
“为什么？”
“咱也不知道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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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
第二天的活计是起猪圈。起猪圈是农村冬季里的一个主要活计：把猪圈里的冻粪起出来，放到猪圈外的场子里，再由人用背篓背到堰田上去，当底肥。山里人都会起猪圈，把冻层招开一条缝，镐刃伸到底层去，一用力，便把一大块冻粪撬下来；然后再用镐背把冻粪敲碎，粗细均匀的猪粪便起出来了。由于都懂得窍门，村里人起粪，又轻松，量又大。南先生不懂得起法，挥起镐子直直地朝冻层招去，一招招出一个小白点；便更用力气，镐子反而弹回来，弄得人站立不稳。看着趔趄不稳的南先生，人们都乐，这一乐，他更显尴尬，脸色就愈苍白。他拼命地与冻粪较劲，粪没起出多少，虎口已裂出血来。翁七妹心中生出一股怜情，走过来教他方法。南先生虽是个知识分子，对起粪的窍门却理解得异常慢，久久掌握不住要领，翁七妹很有耐心，一遍一遍地教他，不厌其烦。南先生很感动，觉得这农村姑娘很妩媚，是灰色的山村景色中的一抹亮色，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南先生终于会起粪了，他感到他已开始进入乡村生活，悬空的心有了落地之感，情绪稳定下来。
他的乐观情绪来得过早，在一些生活琐事上，他吃了大苦头。
初来的几天，翁上元给他安排了派饭，到社员家里用餐。淳朴的乡亲努力给他做些好吃食，他吃得也愉然。后来队里给了他一些玉米和谷物，叫他自己起伙，他便进了身心无措之境。
玉米可怎么吃呢？可以熬粥。他的粥熬得或稀或稠，并且总是熬糊了，粥里有呛人的糊味。熬糊了的粥不能倒掉，因为他是个被改造分子。便小口小口地啜那糊粥。啜了小半碗之后，便再也吸不下去，因为腔嗓里都像蠕满了虫子，烧撩得难耐。他没有吃饱，便一声不吭地爬到土炕上。半夜饥肠挛动，辘辘如歌，蒙面而泣。玉米还可以蒸窝头，打糊饼（又称“贴饼子”）。他蒸的窝头，总是不抱团，笼屉里蒸出的，是一小撮一小撮的粘稠物。他打的贴饼子，总是从锅体上出溜到锅底的沸水之中，把饼煮成粥。他便用碗盛着这非干非稀、非饼非粥的吃食，背着人们的目光，偷偷下咽。他吃得稀里糊涂。
这是玉米面的制作。更让他尴尬的是那满口袋的整玉米。这整玉米，粒粒金黄，美丽如诗。但不能整个吞下去品味，须辗成玉米粉。怎么辗呢？须上碾。山里的辗便是老皂荚树下的石碾子。妇人们转于辗道上，缓行如吟，飞动如蹈，倒也是一幅隽永的风情画；但一个男子要是手执辗棍，耐着性子，走出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步子，辗出一点糊口的玉米粉，却多少有些滑稽。所以，山里的汉子也不上辗子。但南先生得上。他没有可驭使的妇人，他只能驭使自己。他笨拙地推动着沉重的石碾，不时推一推滑下来的镜框。石碾硌噔硌噔地响着，单调而滞重，他一点儿也没有听出诗的味道。碾盘里的玉米，总是往碾盘外边跑，一边是整粒，一边是面屑，碾了半日，居然没碾出可以入口的面质，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还是翁七妹笑格盈盈地向他走来，手里拿着一把笤帚。她用笤帚给他清理碾盘，把碾轴里的玉米扫出来，把碾盘外的玉米扫进去。你瞧没，把玉米都赶到碾盘心儿里去，碾坨子咬着心儿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