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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慈济医院（2）
身为护士，珍妮觉得热水袋实在没多大用处；她以为这玩意儿无非是种予人心理慰藉的旧式道具，让人窝心，却也蛮可笑。但总是有几包这种东西，会被她带回波士顿慈济医院附近租赁的小房间。她把它们搁在壁柜里，里头已塞满了一盒一盒的护士鞋——也都还没有拆封。
她觉得跟父母很疏离，每每念及他们在她小时候多么悉心照顾她，然而，一到某个特定时刻，就忽然中断亲情，开始对她有种种要求，不禁百思莫解。好像人都被要求，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吸收足够的爱，然后在更长的时间、更严酷的环境里，完成某些义务。珍妮离开韦斯利，选择护士这么平庸的职业，就等于是打破循环，自绝于家人，他们也都好像不由自主地逐渐断绝了跟她的联系。对费尔兹家族而言，如果珍妮去当医生，或念完大学，设法找个医生嫁，就会恰当得多。她每次跟哥哥、母亲、父亲见面，彼此都觉得不自在。大家都有股愈来愈陌生的尴尬。
珍妮想，所谓家人，想必就是这么回事了。她想，如果自己将来有小孩，即使他们长到二十岁，也一定要像他们两岁时一样疼爱他们；他们到了二十岁，说不定还更需要你。两岁需要什么？医院里，小婴儿是最好伺候的病人。年龄愈大，需索愈多，也就愈发没人理、没人疼。
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珍妮觉得像生活在一艘大船上，却不曾看过轮机室，更不懂里头搞什么花样。她喜欢医院的方式，一切都简化为进食：东西吃了是否有益，吃下肚会到身体哪儿去。小时候她从没见过脏碗盘；事实上，她一直以为，女佣清完桌面，就把碗盘都扔了（这是她获准进厨房之前的事）。牛奶车每天早晨送瓶装牛奶来，珍妮总以为那辆卡车也把当天要用的碗盘送来——那声音，玻璃瓶乒乒乓乓碰撞，跟女佣在紧闭的厨房门后头、清洗碗盘时弄出的声音很像。
珍妮五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浴室。她是有天早上，尾随父亲古龙水的味道而找到地头的。她发现一座蒸气腾腾的淋浴间——以一九二五年的标准而言，算是非常现代化——专用的小便器，一大排跟她母亲的梳妆用品截然不同的瓶瓶罐罐，珍妮还以为找到的是一个偷偷在她们家居住，多年未被发觉的神秘男人的巢｜｜穴。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医院里，每件东西的去向珍妮都一清二楚——她也逐渐明了每样东西毫不稀奇的来源。但在她自小长大的狗头港，家里每个人都有专用的浴室、私人的房间，每个人专属的房门背后，都挂着专属的镜子。医院里不重视个人隐私；没有秘密这回事；想照镜子，就得跟护士要。
珍妮小时候获准独个儿去探索的神秘所在，就只有地窖和每星期一例行装满蛤蜊的大陶缸。珍妮的母亲会在周一晚上在蛤蜊上洒玉米粉，每天早晨再拿用管子引进地下室来的新鲜海水冲洗。到了周末，蛤蜊都养肥了，沙也吐净了，每只都肥到原来的壳装不下，伸出淫猥的肉柱，懒洋洋地浮在盐水上。星期五晚上，珍妮帮厨子拣蛤蜊；碰触肉柱不会缩回去的，就是已经死了。
珍妮要来一本介绍蛤蜊的书。她阅读各种有关蛤蜊的知识：它们如何进食、如何生殖、如何成长。这是第一桩她完全了解的事——它们的生活、性、死亡。狗头港的人类可没那么容易理解。珍妮在医院里弥补了失去的时间；她发现，人类其实不比蛤蜊更神秘，也并不会更有吸引力。
“我的妈妈，”盖普写道，“对很多微妙的差别都麻木不仁。”
蛤蜊与人之间至少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她应该能分辨，那就是多半的人多少都有点幽默感。问题是，珍妮没什么幽默感。当时波士顿的护士圈子里流行的一则笑话，珍妮听到后一点也笑不出来。珍妮工作的波士顿慈济医院，简称波市慈济；马萨诸塞州立综合医院，则简称马州综合。另外在布莱姆还有一家彼得·班特医院。（译注：彼得·班特应为这家医院创办人或要纪念的对象的姓名，但在美式俚语中，彼得〔peter〕一词亦指男性性器官，班特〔bent〕则有“弯曲”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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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慈济医院（3）
笑话说，有一天，一个波士顿的出租车司机载到一名男子，客人从人行道跌跌撞撞走过来，差点就双膝跪倒在街上；他痛得脸孔胀成紫茄色；不知是呛着了，还是一口气转不过来，看得出他说话也有困难。司机替他开了门，把他扶上车。男子一头栽在后座椅子前的地板上，胸口压着膝盖。
“医院！医院！”他喊道。
“彼得·班特吗？”司机问。那是最近的一家医院。（译注：亦可理解为：“老二弯了吗？”）
“比弯了更糟，”男子呻吟道，“我猜摩莉把它咬断了。”
珍妮很少觉得笑话好笑，这则尤其无聊；珍妮的态度非常明确：老二笑话一概谢绝。老二可能碰上的麻烦，她不是没见识过；小孩还不是最糟的。她当然也见过不想要小孩的人，一旦怀了孕就愁眉苦脸；珍妮想，不该硬要他们生小孩——虽然她主要是同情那些生不逢辰的小孩。她也见过真心要小孩的人，看了他们，她自己也想生一个。珍妮想，有朝一日，她也要个小孩——一个就好。但问题是，她竭尽所能避免跟老二打交道，男人她更是连边都不想沾。
珍妮目睹的老二治疗都是在士兵身上。美国陆军直到一九四三年才享受到发现盘尼西林的好处，很多士兵要到一九四五年才有机会注射盘尼西林。一九四二年上半年，送进波士顿慈济医院的老二，通常都施打磺胺药剂和砒素。磺胺噻唑治疗淋病——要喝大量的水。盘尼西林发明前，治梅毒是用新六〇六；珍妮认为，性行为的后果大抵就是如此——把砒素搀进人体化学机制，设法把原有的机制清理干净。
另一种用在老二上的局部治疗，也会用到大量的水。珍妮经常从旁协助这种消毒手术，因为手术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病人；有时甚至得抱紧他们。手术很简单，就是注射约一百CC的液体到###里，让它在流回来前，对尿道系统来个突击大扫除，每个人经过手术，都不免有点疼痛。发明这种治疗器材的老兄，姓范伦坦，跟情人节纪念的那位范伦坦是同宗，所以这种器材就叫大情人灌洗器。范伦坦医师的灌洗器经过改进，乃至被其他灌洗工具取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波市慈济的护士还是把这种手术叫做大情人治疗术——珍妮想，这倒是对大情人一种很适切的惩罚。
“我妈妈，”盖普写道，“没什么浪漫情调。”
电影院里那名军人刚开始换位子——刚开始蠢动——的时候，珍妮就很想用大情人灌洗器对付他。但她没有随身携带灌洗器；那东西太大，不好塞在手提包里，而且还需要病人相当程度的配合。她身边只有一柄小手术刀；她随时都带在身边。那可不是她从手术室偷的；刀已经被丢弃，刀尖有道很深的豁口（可能曾经掉在地板上或水槽里）——做精细的手术已经不成了，但贯彻珍妮的要求还不成问题。
起先，它戳破过她皮包里的丝质夹袋。后来她找到半截温度计的旧套子，扣在刀尖上，就像自来水笔的盖子。珍妮见那名军人坐到她旁边的位子上，大模大样把手臂搁在他们应该共享（真荒谬）的扶手时，就取下了盖子。他把长长的手臂伸直，搭在扶手上晃动，像马匹为了赶走周围的苍蝇而不停抽搐身体那样。珍妮一手捏着皮包里的手术刀，另一手用皮包紧压着白制服的裙摆。她想象自己那身护士制服像一面神圣的盾牌般闪闪发光，旁边这败类却基于某些恶毒的动机，深受她的光芒吸引。
“我妈妈，”盖普写道，“一辈子都在防备企图抢她皮包和图谋不轨的人。”
电影院里那名军人要的倒不是她的皮包。他摸她的膝盖。珍妮提高声音，清清楚楚地说道：“你的脏手别来碰我。”好几个人回过头来。
“唉，少来啦！”军人咕哝道，他的手飞快探入她的制服，发现她大腿紧紧并拢在一起，也发现他整条手臂，从肩膀到手腕，忽然间像西瓜般被划开一道口子。珍妮干净利落地割裂了他的徽章和衬衫，割开了他的皮肤和肌肉，在手肘处露出了骨头。（后来她告诉警察：“要是我真想杀他，我会割裂他的手腕。我是护士，我知道怎么让人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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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慈济医院（4）
军人哇哇大叫，站起身又倒下去，他举起没被割的那只手臂痛击珍妮，重重打了她一耳光，她整个脑袋都嗡嗡响。她用手术刀回击，从他上唇割下一片形状、厚度都与大拇指差不多的肉。（“我没打算割他的喉咙，”后来她告诉警察，“我只想割掉他的鼻子，可是没得手。”）
那军人哭嚎着，四脚着地，摸索到走道上，冲向光亮的门厅寻求庇护。电影院里有个不知什么人吓得嘤嘤啜泣。
珍妮在电影院座椅上把手术刀擦干净，放回皮包，并用温度计套子将它盖好。然后走去门厅，那儿传来大声呻吟，经理从门口向黑压压的观众探问：“这儿有医生吗？帮个忙！有医生吗？”
护士是有的，她去尽己所能提供协助。军人看到她，就昏了过去；并非因为失血过多。珍妮很清楚脸部伤口流血的情形；那是骗人的。他手臂上的裂伤倒是很深，得立刻处理。这名军人绝不至于流血致死，但除了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