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像摸黑下楼梯；要踩到地面，我才知道底部在哪儿。”盖普当然的结论是，车祸使丹肯对运动失去安全感，但海伦指出，丹肯一直有点胆怯，或说是保守——即使他精通某种运动，肢体协调也很好，还会不大愿意参与。他一点不像瓦特那么精力充沛，瓦特天不怕，地不怕，每到新环境总是勇往直前，满怀自信、坦然自若，但也很莽撞。海伦说，瓦特才是真正的运动员。隔了一段时间，盖普也觉得她说得对。
“海伦经常都是对的，你知道。”有天晚上在狗头港，珍妮对盖普说。他们对话的背景可能是任何事，但距车祸发生不久，因为丹肯有自己的房间，海伦有自己的房间，盖普也有自己的房间。
一听母亲说，海伦经常都是对的，盖普怒形于色，写字条给珍妮：
这一次不是，妈。
意指——可能是——迈可·米尔顿。意指：这整件事。
海伦辞职是否因为迈可，不是很明确。但盖普与海伦后来都觉悟，珍妮的临海大医院，确实是一条出路，可以摆脱他们原来住惯了的房子以及那条车道。
教师伦理规范中，“悖德”是撤销终身职的一大依据——不过这种事从未正式拿出来辩论过；跟学生上床，一般处分不会太严格。它可能是某位教师拿不到终身职的潜在因素，却绝不至于构成撤销终身职的理由。海伦或许以为，咬掉一个学生四分之三的###，可说是穷凶恶极的滥权行为。老师跟学生上床，虽不足为训，却是层出不穷；评估学生、给他们贴终身标签的方法，比这还恶劣很多。截断性器官，情节当然很严重，即使对方是个坏学生。海伦一定有惩罚自己的冲动，所以她割舍了继续从事这份她已有充分准备的工作的乐趣，也放弃了读书和讨论书籍带给她的激发。海伦勇于拒绝罪恶感，倒是为自己的后半生省却许多不愉快，迈可·米尔顿事件让她愤怒的时候远比让她伤心的时候多——因为她够强悍，自信是个好女人（事实也是），却因小小的放纵被迫承担不成比例的苦难。
但至少这是个好机会，让海伦治愈她的家人。她不曾有过母亲，也几乎没有机会向珍妮需索母爱，海伦对狗头港医院的住院生活甘之若饴。她借照顾丹肯让自己平静下来，也寄望珍妮好好照顾盖普。
盖普对医院并不觉新鲜，他最早的经验——恐惧、做梦、性——都发生在史迪林学院的保健中心里。他适应得很好。要说话得用笔写，对他也有益，因为这样他会更谨慎；他有机会重新考虑很多本来要脱口而出的话。看见这些话——粗糙的思维——写在纸上，他发觉不能说，或不该说；他设法修正这种话，因而更明白事理，决定把它扔掉。有一张是写给海伦的：
四分之三还不够。
他扔掉了。
然后他又写了一张，这张真的拿给她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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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可·奥勒留眼中的世界（3）
我不怪你。
后来，他又写了一张：
我也不怪我自己。
（）
他还写给母亲：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完整。
白衣珍妮穿梭在弥漫潮湿盐味的房子里，逐个房间做她的看护，传递盖普的纸条。他就只能写这么多。
当然，狗头港的房子充当疗养站已行之有年。珍妮的受伤妇女都在那儿重新站起来；这些洋溢大海的气息的房间里，曾经容纳无数悲伤的故事。罗贝塔·穆尔东的伤心往事也在其中，她变性后最难挨的阶段，就在这儿跟珍妮一起度过。事实上，罗贝塔独居——以及跟一连串男人同居——宣告失败，盖普一家搬进来时，她已回到狗头港，跟珍妮一块儿住。
春天气候渐暖，丹肯的右眼洞逐渐痊愈，比较不容易沾黏沙粒后，罗贝塔会带他到海滩去。就是在这片海滩上，丹肯发觉自己接球时，对距离判断会有误差，罗贝塔试着陪丹肯玩球，足球却老是打中他的脸。他们放弃踢球，罗贝塔在沙上画出自己在费城鹰队打边锋时，每一场比赛的攻防阵式，逗丹肯开心；她津津乐道当年由他，九十号罗勃·穆尔东主导的鹰队攻势，她为丹肯重演底线得分传球、射门、越线罚球等既狠且准的绝招。她告诉丹肯：“跟牛仔队对抗那回，我们在达拉斯出赛，那条阴险的毒蛇——八号，人人都这么叫他——从我的盲点冲过来……”她看看这安静的孩子，他的盲点会一辈子跟着他，于是巧妙地转换了话题。
在盖普面前，罗贝塔的话题则是变性后种种搞不定的棘手细节，因为盖普似乎有兴趣，罗贝塔也知道，盖普可能会喜欢听人家谈一个跟他自身困境全然沾不上边的难题。
“我一直都知道我应该是女的，”她告诉盖普说，“我梦见人家跟我Zuo爱，对方是男人，在梦里我一直是个女的；从来没有说我是男的，再跟别的男人Zuo爱。”罗贝塔提到同性恋的口吻，透露强烈的轻蔑，盖普觉得很奇怪，一个人一方面勇往直前，使自己万劫不复地成为社会上的少数族群，一方面却又对其他少数族群极度不包容，敌视的程度远超过外人所能想象。罗贝塔还有股骄气，对其他到狗头港来求助珍妮疗伤的不幸妇女啧有烦言。“那群该死的女同性恋，”她对盖普说，“想把你母亲变成她根本不是的那种人。”
“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就是这样，”盖普逗罗贝塔，“她让人家以为她是她根本不是的那种人，使他们快乐。”
“哼，他们想把我搞糊涂，”罗贝塔道，“我准备动手术时，他们一直游说我放弃。‘试试同性恋，’他们说，‘如果你想要男人，以现在的状态去上他们就可以了。变成女人以后，人家只会占你便宜。’这是他们说的。他们都是胆小鬼。”罗贝塔做了结论，但盖普哀矜地知道，罗贝塔确实被人占便宜，而且三番两次，无一例外。
罗贝塔的反应激烈，但并非只有她这样；盖普母亲收容、照拂的其他妇女，也都是褊狭心态的受害者——但她遇见的案例，几乎都心眼更小，更不能包容那些应该同病相怜的人。盖普觉得这样子内斗毫无道理，他对母亲有能耐收服这些人，让她们都心满意足，和平共存，着实佩服得五体投地。盖普知道罗贝塔在实际动变性手术前，曾经有好几个月时间男扮女装。他早晨以罗勃的男装打扮出门；他采购女性服饰，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变性的费用都来自出席男童与男性俱乐部的餐会，发表演讲的收入。晚间，在狗头港，罗勃会充当模特儿，把新装一件件秀给珍妮和住在那儿、吹毛求疵的女人看。雌性荷尔蒙开始使他胸部丰满，改变了这位前边锋的身材之后，罗勃推掉了所有的餐会活动，穿上男人味的女性套装，戴上保守的假发，大踏步走出狗头港的房子；从动手术前很久，他就试着扮演罗贝塔。目前，就临床上而言，罗贝塔的性器官与泌尿器官，与其他妇女无异。
“但当然，我不能怀孕，”她告诉盖普，“我不会排卵，也没有月经。”珍妮安慰她说，同样情况的妇女多达数百万。“我从医院回家，”罗贝塔对盖普说，“你知道你母亲还告诉我什么吗？”
14马可·奥勒留眼中的世界（4）
盖普摇摇头，但他知道，罗贝塔所谓的“家”，就是狗头港。
“她告诉我，我的性别比她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更清楚。”罗贝塔道，“我真的需要这句话，因为我一直得用那台可怕的扩张器，防范我的荫道收口合拢；我觉得像一台机器。”
好老妈。
盖普写道。
罗贝塔忽然说：“你写的东西里有那么多对人的同情，但我从你身上，你的现实生活里，看不到什么同情。”珍妮也一直指控他这一点。
但现在，他自觉有更多同情心。下巴被铁丝锁紧，妻子手臂吊着绷带——丹肯的漂亮脸蛋只剩半张完好——盖普觉得对其他流浪到狗头港的不幸者，更能慷慨相待。
这城镇只有夏天是旺季。到了淡季，海洋路尽头，灰绿色的沙丘和白色沙滩之间，就只剩这栋屋瓦泛白、有门廊和角楼的豪宅还有人住了。偶尔跑来一只狗，在骨骸色的漂木间东嗅西嗅，还有住在内陆好几里外的退休人员，住在过去消夏的别墅里，不时来海边散个步，捡几粒贝壳。夏季的海滩上满是狗、小孩和帮忙看小孩的人，港湾里总有几艘色彩鲜艳的船。但盖普一家搬过来时，整个海岸都像被遗弃了。沙滩上到处散落冬季涨潮带进来的垃圾，荒无人迹。整个四月和五月，大西洋都呈瘀伤的铅灰色——跟海伦鼻梁一个颜色。
淡季到镇上来的人，一眼就会被认出，都是来找那个著名护士的迷失妇女。夏季，这些妇女往往得在狗头港徘徊一整天，才找得到知道珍妮住处的人。但狗头港的永久居民都知道“海洋路底那栋房子”，他们会指点问路的沧桑妇女：“那房子大得像旅馆，亲爱的，你一定不会错过的。”
有时慕名来访者会先走到沙滩上，对着房子张望良久，然后才鼓起勇气，上前探问珍妮是否在家；有时盖普会看见她们，一个两个三个，蹲在海风吹袭的沙丘上，瞪着房子看，好像这样就可以读出里头的同情心有几度。如果不只一人，她们会在沙滩上商议；其中一个会被公推出来敲门，其他人则瑟缩在沙丘上，像被勒令不得乱跑的狗！等候召唤。
海伦替丹肯买了一个望远镜，丹肯可以从他那个有海景的房间，窥伺胆怯的访客，在传来敲门声之前好几个小时，就宣告她们的存在。他说：“有人找奶奶。”调焦距，不断调焦距。“这个大概二十四岁，也可能十四岁。背一个蓝色的背包。她拿了个橘子，可是我想她不会吃。有人跟她一起，可是我看不见她的脸。她躺下来了；不对，她生病了。不对，她好像戴着面具。可能是另外那个的母亲——不对，是她姐姐。或只是个朋友。”
“她开始吃橘子了。好像不怎么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