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之殊，但其暴烈的程度每不如性欲之甚；饮食是一个人单独可以做的事，而性欲的满足有恃乎另一个人的反应与合作——这些也未始不是它所以能唤起多量注意的原因。
不过饮食的冲动，其意义的重大尽管往往受人忽略过去，也未始不是一般生命的一种动力，并且它的力量之大不在性欲之下，而不能很狭隘地把它限制在经济的范围以内。它和性欲的动力一样，也可以转变而为一种心理的力量；在饮食而外的行为上表现出来，甚至于也可以升华，而其在行为上的表现可以取得精神的方式。人类生活必有其比较崇高之理想，我们对此种理想总有几分希冀愿望的心理，而愿望之至，我们往往用如饥如渴一类的形容词来表示。这又是中外古今相同的，中外所不同的是，也许西洋用在比较抽象的理想上多些，而我们则用在比较实际的人事上多些，譬如说，国君求贤若渴；又如《诗经·国风·汝坟》说：“未见君子，惄如调饥。”后一个例子又多少暗示给我们看，不但食欲可以适用饥渴的字样，性欲也可以借用。瑞查兹（Audrey Richards）最近用了非洲南班图族（Southern Bantus）作主要的对象，曾经就这个食欲升华的题目，做过一番开风气之先的研究，并且已获得相当的结果。不过这是在我们题目以外的，我们搁过不论。见瑞氏所著书《一个未开化部落的饥饿与工作》（Hunger and Work in a Savage Tribe）。要紧的是，我们必须承认食与性在心理学上有同等的初元的地位，否则我们对于生命的观念便失诸片面与畸零了。
在社会生活的日常状况之下——所谓社会生活与日常状态，当然是指我们的文明人类而言——性冲动的力量的发挥大抵遵循三条大路。第一条是，我们可以避免一切性的行为上的公开表现，让冲动的力量随时随地地消散，至于消耗的途径，有正常的，也有不正常的，那我们也不问。第二条是，我们但须有短期的或偶然遇合的性的关系，便觉得已经可以对付过去，甚至于觉得已经满足，这种性关系的最常见的方式便是狎娼。第三条路是加入婚姻生活，那就是说，加入一种比较长期的性的关系，而加入的时候，又认为如果情形许可，还希望此种关系可以维持永久，甚至于至死不渝；同时，此种关系的成立，其所包容的共同旨趣，也不限于性欲的满足一端而止。三条大路之中，不用说，这第三条最可以引人入胜，最可以扩充与加醇人生的经验，至于有无子女，还是第二个问题。这样一个重视婚姻的看法是古今中外的文明社会无往而不通行的，初不论一个人属于何种宗教，或怀抱着那一派的道德的原则，甚至于不受任何宗教以及道学派别的束缚。这三条可能的大路，在以前的中国，第一条可以说我们是否认的，第二条是默认的，第三条是公认的，即，在我们的民族文化里，真正公认为一条堂堂正正的大路。读者对于这一层如尚有疑问，可把《诗经》的《国风》部分再仔细地读一遍，对于毛苌的一些序文，特别是在《关雎》一诗的序文，再低回讽诵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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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性心理学（2）
婚姻固然是最好的路，但也是一条必须披荆斩棘的路。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整个的性活动的过程，包括婚姻的一路在内，是崎岖蹭蹬，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危难，对于神经有病态的人固然如此，对于身心健全的人也未尝不如此。这其间的原因当然不止一端。性冲动的发育比其他冲动的发育完成要来得迟，即在发育开始得比较特别早的人，其完成的期限也必在其他冲动之后；这是一点。性欲之所以为一种冲动，是有时期性的，或季候性的，而冲动之来，又自有其强烈的冲击的力量；这又是一点。宗教、道德、法律、习俗对于性冲动是最不放松的，它们合起来在性领域的四周安排上许多道的藩篱，不让它越雷池一步；这是第三点，并且是很重要的一点。埃氏这一段议论当然也是适用于一般的文明社会的，不过就中国而论，第三点的适用程度究不若基督教统治下的西洋社会为甚，一样是束缚，礼教的总不若宗教的那般严密。这种程度上的差别是要我们体会的。因此，我们对于性冲动的整个的过程，最需要的是一番卫生与防微杜渐的看法与布置，要应付得聪明，要随在地警觉，一刻不能松懈，因为若有疏虞，前途所演成的困难与纠纷，往往非医学所能完全排解。我们不能不把性的冲动看作一股力量，好比发酵的力量一般，这不止是一个比喻，恐怕也是一个事实，自生理学发达以后，这方面学者的见解确已渐渐地公认性冲动是一种体内的发酵作用，由不止一种的强有力的酵母发出，而其表现的方式又可以变化无穷，有健康的，也有病态的，有正常的，也有反常的，有时候并且可以反常到一个程度，教我们几乎看不出来它和性欲有什么关系，不过无论方式如何，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我们尽管可以在相当限度以内加以控制，加以利导，但决不能把它完全抑制或抹杀。这样一个对于性冲动的观念，把它完全看作一股动的力量，而不是静的事物，虽若比较的新颖，其实前人也早已隐约地看到，精神病理学家安斯蒂（Anstie）在五十余年前已经运用过这个看法来解释不止一种的精神病态，这几种病态后来大都叫作精神衰弱（neurathenia）；安斯蒂是一位早年的精神病理学家，也是一位妇科专家，埃氏在这里称引到他，是因为他在五六十年前所著的一本《神经痛》（Neuralgia）里，已经看到性欲是一个富有动性的东西。埃氏在他的《研究录》里时常征引到他，并且把他推崇得很高，认为他最后来弗洛伊德的升华论的一个前驱。兴登（James Hinton）也曾经把它发挥过，特别是在若干道德的方面；后来在自动恋的观念里也有它的成分，假若性冲动不是一段内在的活力，自动恋的种种现象自无法解释；到了弗洛伊德，不用说，这观念更遇上了一位能手，弗氏更把它发挥得曲尽其妙。
我刚才说，性冲动是“一些强烈的酵母的发酵作用所产生的一种动力”。这说法还失诸模糊隐约。如果我们要为它下一个更准确的界说，我们不妨换一种口气说：Xing爱的人格是建筑在一个三边而有密切联系的三角之上的，这三边是大脑、内分泌系统和自主神经的机构。自主神经机构是比较在背景之中而不大显露的，但其重要性似乎不减于其他两边。不妨在这里说明一下，这机构包括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许多的分泌腺以及这些系统所附带的中枢神经核。这个机构所管制与调节的可以说是生命的全部的基本功能。在心理学者中，耿泼甫（Kempf）对于行为中自主的因素，一向认为极有意义，未可等闲相视，因为我们行为里有此成因，所以在生活环境之中，我们会发生他所称的两种富有驱策性的动作的趋向，教我们或取或舍，或趋或避，可以分别叫作趋利的强制（acquisitive compulsion）与避害的强制（avertive compulsion）；这两种强制的动作大部分是归这自主的神经机构负责的。我们的动物界的祖先很早就有这个机构，因此，遇到危险，就知痛苦，因为要解除痛苦，就知所舍弃，知所闪避，及舍弃及闪避成功，痛苦就可以解除，生命借此得以维持延展，于是这些动作的倾向以及主持这种动作的机构得以保留而传授给高等的动物，并且终于传授到我们身上。耿氏著有一书《人格中自主的若干成因》（The Autonomic Factors in Personality）。这一番见解可以帮我们的忙，把身心两方面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而教我们了解为什么一个个体在活动上归根结底是一个单位，一个分不开的基体。它还帮着一种忙，就是教我们对于所谓“意志”，所谓“情欲”，或总起来所谓“欲”，即精神分析派所称的libido，或哲学家讲到性冲动的时候，喜欢引用的“志”，就是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说的“志”（will）——从此可以有一个更精确的观念，英国文学家卡赖尔（Carlyle）很早也说过：“我们所听说的各位上帝里，唯一也最著名的一位也就是德国文字源流家格瑞姆（Grimm）所能考见到最早的痕迹的一位，那就是叫作意志的上帝了（God Wuensch或God Will）。”
第六讲 性心理学（3）
弗洛伊德，从1912年以后运用他那一支生动灵活的笔，对于因性生活的困难而足以引起神经病态的各式各样的条件与环境，都曾加以仔细的探讨；而他这一番探讨的结果，比起别人的来，要特别地见得有意义。因为，他虽然是精神分析派心理学的一位开山祖师，其见识比较广博，议论比较周密，往往处一个超脱的地位，而不落一般精神分析派的窠臼，不受此派门户之争的支配。弗氏在这方面也作过一番分类的尝试，但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分类是不满意的，因为它未必尽合于医学诊断的立场，而所谓不合，指的是在同类的例子里，其病态所由发生的条件或情境未必完全一致，或某一病态的例子的条件或情境往往因时因地而有变迁，甚至于在同一时间之内，即有若干不同的条件或情境存在。不过无论如何，这种分类是有用的，至少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些条件或情境是些什么。这分类里包括四个项目。（一）第一项足以发生神经病态的性的情境是最简单而显然的，也是大多数的人多少总要经历到一些而无可避免的，那就是性欲的克制或拒绝，或足以造成克制与拒绝行为的情境。一个当事人只需身外有一个实际的对象，使他得以满足Xing爱的需要，这个人原是很健康的，可以丝毫没有病态的表示，但若情境转变，对象散失，而同时又别无适当的补偿的事物，神经病态也许就会发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