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它的扉页上是，美国诗人庞德的那首著名的《这是一小时》的诗歌。接下去，便是庞德每天一篇的日记。日记内容除了日常生活和思想，还有一个艾滋病患者对艾滋病的病理与心理的承受能力与感受。
凯瑞就坐在小屋拆掉的废墟上，阅读庞德的日记。傍晚的风伴着炊烟飘来时，路灯刷地一下全亮了。她借着路灯的光亮，看到那一段文字：“我是在一家私人诊所注射时感染上艾滋病的，并非吸毒和性乱。可我的父母一直认为我染上艾滋病肯定与性乱有关，因为我曾经嫖过一次娼被捉拿，让他们脸上无光。其实那一次嫖娼，也是一时昏头被人怂恿而去。可如今，我再怎么解释我的父母也不肯相信我。我很悲哀，连最亲的亲人也不相信我，谁还相信我？”
看完这段文字，凯瑞的心里很沉重。她想艾滋病正在我们中间悄悄蔓延，而我们对染上艾滋病的患者，能有多少关怀呢？那些无辜的感染者，等待他们的难道同样是失去亲情、友情和人间的温暖吗？
天越来越黑了，凯瑞饥肠漉漉地手中攥着庞德的遗物——笔记本，离开了小屋废墟。在沿着城南蜿蜒的小河时，凯瑞忽然想把庞德的笔记本，首先拿给他的父母看。然后交到某个艾滋病研究中心去。她想除了这些，她还能为一个已死去的艾滋病患者做些什么呢？她的思绪纷乱着。不过，她想她会在庞德这里得到经验和启发，呼吁整个社会都来关心艾滋病患者。她这么一想，心里便舒畅起来。当河畔的微风拂来时，她仿佛听见有人喊：“凯瑞、凯瑞……”她知道那是庞德的声音。“庞德，一个流浪汉，一个住在监狱中写诗的人。”
凯瑞从P城回来，失眠了。整整几个晚上，她都整夜未眠。忧郁像潮汐般涌来。她眼圈发黑，面色苍白，街上喧闹的声音，不时从窗外飘进来。这条街虽然没有了从前的繁花似锦，但它毕竟是老街。老街上居住着的人，大部分都互相熟悉。凯瑞知道这条街的大部分人。他们终日熙熙攘攘、蝇营苟苟。他们有许多烦恼，譬如生计问题、孩子上学就业问题，等等等等，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凯瑞楼下的产科医生家，媳妇与婆婆，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吵架。凯瑞有时候，能听到叮当作响的杯盘砸地声。产科医生为此相当烦恼。他只能不理睬她们，管自己到天井里赏鸟。他有几只画眉鸟，啼声清脆嘹亮，鸟笼也十分精致。
老街人大多有养鸟的习惯。也喜欢把自己比喻成一只鸟。他们说人的一生就如同鸟的一生，在鸟巢里飞进飞出。飞不动的时候，就差不多快上西天了。在凯瑞的邻居中，只有牙科医生是被迫上西天的。
牙科医生被养子杀害的那一天，是个淅淅沥沥的雨天。雨水本来是护送亡灵最美妙的音乐。然而对于牙科医生，却是如泣如诉的冤魂未散。凯瑞想起来了，当初牙科医生的养子黄小凡，为了掩盖杀死养父的事实，在墙门口搭起一个灵堂。他让很多亲戚邻居，都来参加这个死亡宴席。还找了他自己的那些狐朋狗友。没有人对牙科医生的突然死亡提出质疑，也没有人注意黄小凡和他养母的复杂表情。
流动哲学书1（23）
凯瑞那天，正在家里接待一个来自法国的女诗人卡特琳娜。这个金发女诗人手头攥着阿芒的信。阿芒在信中说，她是法国著名的女诗人，曾经与杜拉斯是邻居。
法国女诗人穿过灵堂，来到凯瑞的家。她不知道灵堂是个什么？这会儿，她们关于诗歌问题的热烈探讨，不时地被窗外的喧闹和爆竹声打断。法国女诗人具有一定的涵养，她的忍耐力完全可与中国女性媲美。然而，她毕竟生活在另一种文明世界里。她对这热闹得近乎吵闹的场面大为不解。于是凯瑞不得不告诉她，这是祭奠一位刚去世的老人。中国民间风俗中，人去世后活着的亲人和朋友们，常以喝酒来祭奠死去的亡灵。
法国女诗人听完凯瑞的叙述，在一阵惊讶之余，表现出十分好奇的举动。她从窗口探出头去，楼下小孩冲她喊：“Hello、Hello。”她十分高兴，转过头问凯瑞：“能不能下去看看？”
“可以。”凯瑞说。
凯瑞与法国女诗人走到楼下时，几个小孩拥了上来。他们朝她喊：“Hello”。她感到很快乐。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传统的中国丧事，也是第一次探到中国普通百姓家里。中国人对外宾历来是友好的。老街上的邻居蜂拥而来。他们喜欢凑热闹，也喜欢听这个外国女人几句生硬的中国普通话。而法国女诗人，也会入乡随俗。她提出的要求，是走进老街上的某一些人家，看看风格迥异的古老建筑，和大小不同的家具摆设。这个要求不算难，凯瑞马上就带她走进一户一户的人家。
这天夜里，法国女诗人卡特琳娜留宿凯瑞家。她们阐述了各自对诗歌的观点。她们都喜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她们一致认为希姆博尔斯卡那种有苦味的，爱怀疑的，巧妙的诗，以及在表达较为绝望的看法时，所体现的诚实正是她成功的原因之一。她们谈得很投缘，睡下时已到凌晨了。卡特琳娜的呼噜，如雷声一样轰隆隆响，使凯瑞根本无法入睡。当然，凯瑞无法入睡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安眠药，已无法催眠她的任何一根神经。她只能在床上翻来覆去，听窗外簌簌的风声和雨声。这使她心里着急，但越是着急越使她的思绪像一群盘旋飞翔的鸟。它们使她在黑夜里，看到群星灿烂的宇宙，和广袤得悲哀起来的天空。
这会儿，凯瑞借着夜晚床头的一盏照明灯，看卡特琳娜赠给她的英文诗集。她反复吟诵诗集中的某一首诗时，卡特琳娜忽然从梦中醒来了。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说：“你怎么还没睡？”
她们翻身、咳嗽、打喷嚏，窗棂上的风铃发出当当的声音，那当当声仿佛敲醒了卡特琳娜的梦幻。她终于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入睡了。
她说：“我们再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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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说：“好！”
于是，她们开始讨论那个比诗歌问题，更值得讨论的问题。她说：“你们这样的民间风俗，存在着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东西。为什么亲人离去要这样大吃大喝，且流露出来的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无比快乐的气氛？”
凯瑞翻了个身，发现一缕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射进来，正好照射在卡特琳娜的脸上。她的脸流露出一股疑惑。凯瑞说：“亲人离去是事实，过多的悲伤、沉重会使人的肉体和灵魂分裂，必须化悲痛为力量。”
卡特琳娜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天快亮的时候，凯瑞迷迷糊糊地睡去。等到醒来时，卡特琳娜已经出发了。她给凯瑞留了一封信和巴黎的电话与地址。她希望她们很快能在巴黎重逢。
凯瑞读完信，房间里静悄悄的。她忽然感到了一种幸福。一种如同贝多芬致格莱贤斯坦的一封信中所说：“幸福不是来自外界，你必须自己动手去创造一切；只有在理想世界中你才能找到欢乐。”是的，幸福的人生就是如贝多芬那样留下一大堆手稿，死在无限的追求和眷恋中。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1（1）
那天子夜时分，凯瑞接到了阿芒的电话。阿芒在塞纳河畔的小木屋对凯瑞说：“凯瑞，你暂时不要来巴黎了，我要去一趟纽约。”凯瑞一阵惊讶。她已经办好了赴法国的所有手续，机票也订好了。但她心里纵有一万个不开心，也不会在电话中表露出来。她很平静地说：“好吧，我正忙着呢！”
凯瑞搁下阿芒的电话，忧郁极了。她不知道阿芒去纽约干什么？很多个猜测都会令她不安。她极力想使自己不再像从前那样，落入尘世的小我的情与爱之中。然而，她心里放不下阿芒。她知道阿芒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她也知道阿芒眼里冷冷的忧郁神色，包含着一种怀念旧时代妻妾成群的景观。凯瑞不知道阿芒对她有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情？尽管她不怀疑阿芒对她的真爱，但她知道阿芒比较容易喜欢上别的女性。要不上次他怎么就与徐赛玲恋爱上？阿芒与她无可救药地追求生命之真爱，相差很远。
那天，凯瑞神思恍惚地来到母亲家。母亲已经病了几天。母亲的咳嗽，惊动了窗外丁香树上的一只鸟。凯瑞看见鸟儿飞走后，落在墙头上。四月末的阳光照耀着它，使它的羽毛光泽艳丽。凯瑞打算在母亲家住几天，陪陪母亲。母亲自从寡居以来，内心很寂寞。
“什么时候去巴黎？”母亲因咳嗽而沙哑的嗓子问。
“再过一段时间。”凯瑞声音低低地说。
“拿到签证了？”
“拿到了。”
凯瑞与母亲，都喜欢吃红草莓。她们依靠红草莓来回忆往事，支撑精神和身体。现在夕阳正在渐渐消失，晚风和煦地从窗口飘进来，她们喝了用红草莓浸的酒，都有点微微地醉了。醉后的凯瑞，仿佛把忧伤都释放了出来。她忽然想到刻骨铭心的爱情需要距离，有时甚至需要残忍。她想起有一段时间读史蒂文森的《骑驴旅行记》，仿佛看到史蒂文森在松林中过夜，渴望一个他所爱的女子在他身边，那种想象真好。也许想象中的爱情，远比现实好。
第二天一早，凯瑞上街为母亲买早点。早上的空气多么新鲜，早上的世界多么精彩。凯瑞正处在人世间的边缘状态。她以一个年轻女子独有的纯粹思索来消磨时间，时间像一团团云彩在悠闲地流浪。
凯瑞看见一个盲人的拐杖在探路。她遇见这个盲人已不下十次。但这会儿盲人，忽然在路上停顿了下来。他侧身对着凯瑞说：“我要到你父亲常去的酒店喝酒，你父亲在那里等我呢！”盲人的声音跌入凯瑞的耳畔，凯瑞痉挛地吓了一跳。他是谁？凯瑞愣愣地站着，望着盲人的背影在人流如潮中，渐渐地变得模糊起来。凯瑞终于想起来了，那是父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