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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明朝此时已到了风雨飘摇的境地，但对待关外的应对之策仍然是井井有条、临危不乱的。迫于国力空虚，朝中此时对努尔哈赤部已无力围剿，明帝想了又想，索性出了招两全其美的计策来：即给与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相同的官职和待遇，使两兄弟之间互相猜疑、疲于内斗，朝廷便可达成转移关外矛盾，，坐享渔翁之利的目的。
这条计策在当时看来是无比正确的。俗语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父子之间都会为争权夺势暗地里动刀子，何况兄弟乎？并且舒尔哈齐其人的才略、勇武不输于长兄，在朝廷的鼓动下他又怎能甘于在努尔哈赤帐下一生称臣呢？说到舒尔哈齐其人，我须要简单介绍一二：他身为努尔哈赤的亲胞弟，自追随长兄出走之后，同甘苦共患难长达十余年。在以早，两人一同进山求生，狩猎、抬参，同饮一瓢清水、共睡一个埨子，可谓是形影不离。努尔哈赤正式起兵之后，舒尔哈齐自始至终都是他帐下最得力的助手和冲锋悍将。故而史书上曾讲他‘自幼随征，无处不到’，经历长期的努力奋斗，舒尔哈齐在建州他几乎树立起与其兄长相同的威信，最重要的是他手下的兵丁愈战愈多、愈战愈精，已经有了与努尔哈赤公然分庭抗礼的资本。
万利三十五年，积怨越攒越深，两人终于在军事行动上有了第一次正面冲突。努尔哈赤先下手为强，火速夺下胞弟的官职，将他统领的正白旗交由长子诸英带领，之后对之前的部队疯狂了清洗，将将领都换为自己的亲信，并将舒尔哈齐囚禁起来。
两兄弟终于兵戎相见了，但关外的反明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集中起来，这显然不是明朝想要见到的。朝廷立即向努尔哈赤施压，令其释放胞弟并复其原职，否则便要兵戎相见。努尔哈赤虽然勇武但却足够谨慎，他考虑良久，自觉实力尚不够与大明公然为敌，便只好退了一步将舒尔哈齐释放出来。
人可是放了，官位也复了原职，但正白旗的兵力却被努尔哈赤长子的诸英带走了一半，舒尔哈齐的心腹战将也在此次冲突中被处死了许多，从上至下可谓是元气大伤。回了营的舒尔哈齐表面上对胞兄显得宽宏大量，但实际上却是怀恨在心，恨不得马上找个机会报复。努尔哈赤久经名利场，可谓阅人无数，他早料到兄弟日后必要反目，故而秘设一个隐蔽圈套，将麻袋口张开等着舒尔哈齐往里跳。
这计策是兵书中典型的欲抑先扬：首先，努尔哈赤将进京朝贡这等好事交给舒尔哈齐去办，而且料到明帝为了离间两人，必将对舒尔哈齐进行封赏。事实果然不出所料，舒尔哈齐从京城回到关东，身份立刻变成了建州右卫首领，权力在努尔哈赤之上。两年之后，仗着有朝廷撑腰，舒尔哈齐终于头脑发昏认为时机已到，公然带着三个儿子要拉走大部队重开山头。岂止努尔哈赤对此早有防备，一听风声立即派重兵奇袭杀死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又将所部的谋反将领吊在大树上活活烧死。
朝廷在这其中连个闷屁都没放，甚至乐得观看二虎相争的局面。但努尔哈赤的高效是让人生畏的，一切决断都雷厉风行，既快速卸掉舒尔哈齐的兵权，又最大地保证了女真兵力不受损害，不久之后舒尔哈齐在狱中郁郁而终，关外最大的反明势力浩然成形。
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端，努尔哈赤目光远大，又怎能甘心做一方诸侯？此后他不断带兵骚扰边界，统一部族，最终于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壬申日在赫图阿拉称汗，国号大金，建年号为“天命”，史称后金，正式与明朝摆出势不两立的姿态。
此后努尔哈赤励精图治，对所辖区域农、商、军实施大规模调整，使大金国力日益充盈，兵力每日激增。两年之后，努尔哈赤自觉实力已具，便以‘七大恨’为由公开祭天，誓师征明。料想我去年在不咸山洞所发现的寝宫必然是努尔哈赤在征明之前所建的秘穴。
此后诸事便如世人所闻：努尔哈赤亲率两万精兵直击抚顺关隘，抚顺守将李永芳自知无力抵抗便率众缴械投降，此役过后金人进城掳掠人畜三十万，直吃了一个沟满壕平才算罢休。这还不算，金兵稍作整备，又奇袭了清河堡等等明军要塞。在屡胜的战绩面前，努尔哈赤并未沉湎其中从而停住脚步，反而是愈战愈勇：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为击退辽东守军彻底掌握对关外的统治权，努尔哈赤调集大军六万直击萨尔浒同明军殊死一搏。
朝廷当然不愿就此放弃对关东的统辖，更不能容忍后金的势力日益膨胀，于是明帝发狠，强调大军十万。号称四十六万，以杨镐为辽东经略，分兵四路进攻赫图阿拉。战争一开，胜负立马分晓，明军人数本就不多，又被分为四股，战力薄弱得已然不堪一击，而杜松、马林、刘綎几个杨镐帐下的庸才在努尔哈赤面前更像是被随意戏耍的孩童似地，被后金军击得找不到北，转眼之间兵败如山倒，消息被探子传到杨镐耳中，杨镐一听吓得灰头土脸，第四路连试都没敢试便直接撤回进关内。
经此一役，关东局势陡然变化：努尔哈赤由守转攻，率八旗大军一口气挺进辽东腹地，击败所有眼前之敌并于天命六年大兴土木，将都城从辽西的赫图阿拉迁往了辽东重镇辽阳，后易名东京。按理说这一切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之后太祖应以辽阳为轴心继续向东辐射，剑指山海关才对。可这其中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怪事：四年后的三月初三这天，在没有任何先兆之下，努尔哈赤突然召集重臣及贝勒们进宫议事，言应立刻将都城从东京迁往盛京○1。臣子闻后先是大惊失色，而后齐心反对，言古来迁都都应慎之又慎，然辽阳始建四年，国力尚虚，金国无力更无必要迁都。
按我理解，诸臣之所以如此反对，其中既有为国分忧的大义也有不舍辽阳的托辞。因为盛京当时尚未开发，至多算上边关小城的规模，而达官显贵们方在辽阳安家，许多人豪宅刚刚建成，还没等享受就要迁都，自然有许多的反对和怨气。但太祖当即就举出一连串的驳词，称：‘盛京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素护河之上流伐木顺水而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朕筹此熟矣，汝等何不从耶！’
太祖这一番话从地形、资源、地位几处并列举出盛京的种种好处，言语中显然已经是深思熟虑，态度几近牢不可改。而且太祖再次继承以往的迅速，当日庚午，大军便匆匆上路，并未有丝毫的耽搁。清史重刊的《满文老档》于天命十年特予以记载，其原文曰：“三月初三，汗向盛京迁移，在辰刻从东京城出发。予其父祖坟墓供杭细绸，在二衙门杀牛五头，焚烧纸钱，随后向盛京去，在虎皮驿住宿”，其言凿凿。
对于此次仓促迁都，后世史书乃至民间均有所提及。但许多细心人从清太宗皇太极在天聪九年修订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发现了一丝疏漏。按照太祖所言，依着盛京的地理优势，攻打宁远应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但《实录》中所记载的确是另一番行法，原文有曰：‘天命十一年正月乙巳朔。戊午上统兵征明，庚辰次东昌堡，翌日渡辽河，旌旗剑戟如林，大军至宁远’，由此一点，许多精通史学之人觉得，努尔哈赤为争战略是假，为避龙脉才是真。
独孤璞一生深居简出，沉醉于历史研究不能自拔，又精于风水学说，故而对明清遗案深有研究。早在漂泊海上盘玉之时，他就因《龙兴风水图志》与我提及此事。据他所言，野史中提到过：太祖在东京驻扎之时曾秘密召见过一位神秘的风水先生，并按照他的指点，先后在东京城西南角修建娘娘庙；在东门里修建弥陀寺；在风岭山下修建千佛寺，想用三座庙把神龙压住，以保龙脉王气，
注：○1盛京，即现在的沈阳。
整理
第三十章 … 龙脉（五）
关于龙脉，在奇书《龙兴风水图志王气篇》中有着极为详细的论述。书中言道：‘天地生，帝王现，太始唯气，莫先与水。水中积烛，遂成山川。气者，水之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内骨，以荫所生之道也’。
这篇文章所揭示的，是风水学中一个最为浅显的道理：‘山、水、气’三者之间联系紧密。尤其是对气的调控，可谓是各路高人所追求的究极技能。综上所述，风水师在选址布阵之时最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借助环境锁住气脉，为我所用。
要锁气，须先有气。气由从何而来？几千年的风水学说中似已有所定论：水为气生之源，亦为万物之本。若将先前《王气篇》的原文解释开来，便能觅得一丝端倪：天地之气生自水中，水中积尘又形成了山，水之于气就如父母之于子女一样，是生与被生关系。活人借由山水得了真气，可以仕途顺畅、身体康健；死人借由山水得了真气，遗体及后人都能受到上天庇佑，故而寻得一个环山绕水的宝穴是历来帝王的终生夙愿。
努尔哈赤一生阅人无数自然也懂得这个道理，况且他作为开国皇帝，从小便流落市井，又长期混迹于汉人经营的参马市场，故而对中原风水学说定然烂熟于胸。不咸山内林虎狼成群，鬼魅林立，须臾之间人命便丧于山上。出于对生的渴望，关东人较中原更为注重风水、诅咒这些天忌，一切的一切，都让努尔哈赤其人披了一层神秘的外衣，更让他的出乎意料的迁都显得异常诡秘。
于是后人对太祖迁都一事众说纷纭，直争了一二百年也未有一个定论。至于他当初到底是因为‘急争地利’还是‘秘会阴阳’，至今已无人能够考证得清。而我始终觉得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