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领导打招呼，该收的还得收，只是收少一点。如果是直接的上级打招呼，所用的名额可以在给上级领导的那40个名额里面调剂，其实直接的上级领导要帮人进队伍，也不会找我们这些副职，一般都是直接找何局，所以用人的名额是不会花在你的头上。”
我调侃道：“既然僧多粥少，我看不如搞招标吧，价高者得，免得领导们费尽心思，到处撒网。”
游克笑着说：“用不着招标，这次的名额用不完，留到下次招考的时候再用嘛，反正那些名额都能换到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再说，这名额可是水涨船高啊，说不定明年就涨到十万了，留着也生财啊！”
大国的命运
我说：“政府的官职搞招标，前朝也是有先例的，我就记得清朝的官就是可以捐的，价高者得，而这捐官的钱是要上缴国库的，既可以用来改善民生又可以用来充实军饷，但是现在这公务员的职位却被领导们私下叫卖，钱也进不了国库，甚至还往国外逃，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啊！”
游克笑道：“你得给这个政府面子，要让领导和群众有个心理接受的缓冲期，但是如果把公务员招考完全搞成市场经济，那以后公务员的队伍的素质岂不是像那烂泥一滩！”
我冷笑道：“清朝招公职人员是泾渭分明的，要招高素质的人才，有科举制，要充实国库可以搞捐官。听说当年科举考试要舞弊，考生们还得和已经买通了的考官商量好了，在试卷里面作特定的暗号，据说这样操作都还有张冠李戴的事情发生，单单从这种舞弊的方式你就可以看出科举制的严格程度，哪里像今天，台底下放着一张内定好的名单，面试的考官们只要核对一下面试的考生的名字是否在名单上，按照既定好的标准打分就行了，这个分数加上笔试的分数恰好能够让考生入围。而当年就算是皇帝朱批考生们的试卷的时候都刻意地不去看考生的名字，以求公平公正，好为朝廷招纳贤才。你以为前朝的统治者们就不知道用笔试加面试的方法来招纳公职人员？他们正是看到了面试的弊端，才唯有用科举制度的那种看卷不看人的方法来招纳贤才，虽说科举制的八股文害人，我看公务员笔试里的申论也不见得高明许多，其实这还是一个套路。”
游克说：“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说：“只要在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国度，你所能用的最好的办法，前朝都已经用过了，比如我刚才说的招纳公职人员的时候用科举制和捐官制，科举制尽管有缺陷，但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里，这是所用过的最好的办法，只看考生的试卷，尽量排除人为的因素，而且皇帝对科举的舞弊案处理得也是相当狠的，基本上是杀一儆百。统治者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国家招不到好人才，这个国家就会逐渐走向衰败，但这个观点其实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在以人治为主的国家里才会产生的观点，其实政府作为管理国家的机器，她既要体现功能性的一面又要体现规范性的一面，真正的精英们是不需要进政府的，把过多的精英弄进政府，绝对是一个国家的损失，因为精英们真正要做的是在各行各业的领域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监督政府，给政府提合理的意见，他们也可以进智囊团，或者进入大学，培育下一代，为打造精英社会创造出良好的氛围。而政府的公职人员应该是在高透明的环境中，在强有力的社会监督下，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本分的工作。就算是国家的领导人，也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甚至被打造成权力中心的代表！在公民社会，国家领导人应该是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的最高调解者和分配者。”
游克说：“那你觉得中国的公务员招录制度的改革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呢？”
我说：“大的体制不改革，小体制的改革始终是会无功而返的。当然你也可以学习前朝那样，搞捐官制和科举制，至少比起现在公务员的招录模式是要进步不少，但历史证明科举制和捐官制是弊端百出的，而且也没有给社会带来实质性的进步，这其实就是一种在不触及统治集团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在不改变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政权模式下的折中方案。这种方案还包括将体制内的民主发挥到极限的言官制度、谏官制度、问责制度、绩效制度，以及发动群众搞分化、搞揭秘、搞举报。历史苍凉地证明了这些举措都必将会使国家走向衰亡。如果当朝的统治者野心有限，打算玩个三四百年就不玩了，那么我确实没有什么话好说，如果想这个朝代历久常新，那就得不断地与时俱进地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了。”
游克感叹道：“江山易改本性难易，这句话是不是也暗示美国当年从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的国家逐渐演变成一个帝国呢？那么中国的发展是不是也能从这里面找到启示呢？”
我说：“历史证明了资本主义是要比封建主义进步，那么既然是进步就应该向那个方向发展，世界上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不能只浸淫在臆想出来的完美制度下止步不前，而不去追求更进步的制度。”
游克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你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从五十年后来的人，你太不入流了，也太不合群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改变历史，但是我知道，你今天不入流，就有可能被体制踢出局的危险，所以我的观点是明哲保身，先保存实力，再来实现抱负。”
我说：“一个时代的进步总要有先行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要改革，就一定会触动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是既得利益者们却不知道他们守财奴式的态度必然会损害到更庞大的农民集团的利益，从而导致社会的动乱，看明朝的结局就能知道，明朝亡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是富死的（财富高度集中，土地高度集中）。当一个国家秩序大乱的时候，既得利益者的财富就会被哄抢，当一个新的朝代建立起来的时候，既得利益者就成了被专政的对象，而这个局面也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成为了作茧自缚者。但这整个过程却是一个恶性循环，就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改变不了被循环的命运，只是他们的循环要更长久一点。如果这个循环是上帝的意思，我无可厚非，但是让老百姓在落后的制度下继续水深火热就不厚道了。而中国目前的状况则可能更糟糕，如果社会出现动乱，既得利益集团就会疯狂地转移资产到国外，固定资产和资源性财富他们带不走，但是他们可以带走黄金带走货币，如果你这个国家还承认既得利益集团带走的货币的合法性的话，那么你这个国家在稳定以后还是要继续用资源性的财富来抵偿被那群窃国者拿走的财富，而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要对国家货币进行休克疗法的原因所在！而国家一旦对货币进行休克疗法，受伤害最大的还是老百姓！”
暗示
这样的辩论，我与游克只能偷偷地在办公室进行着。偌大一个局机关里，说话总得防着隔墙的耳朵，找个知己不容易，找个有兴趣陪你说话的人更难。以前我本在心里看不起游克，但英雄莫问出路，现在我知道包容，因为在A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我既不想与何局走得太近，也不想一个人孤立无缘，而游克至少是我心理上最容易接近的一个同僚。我与游克走得近一点，倒不会引起同僚们的猜忌，至少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同一战线的领导在一起讨论工作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今天似乎并不能和游克谈得过于深入，因为彼此的利益纠缠与和谐还需要时间去磨合，而今天那些真理的讨论似乎也走不出我们二人的思想，去寻觅更宽阔的天地。因为在一个优势话语权被当权者牢牢掌控的世界里，真理只能被沉默，或者说只能在小人物的口里被唏嘘几句，而这些叹词的表达多为——这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这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得了的吗？所以我就奇怪，我们这个伟大优秀的民族怎么被当权者塑造成了一个知难而退的民族！既定的伟大目标可以被指定的理论家们随时更改为——某某阶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于是我便怀念起邓大人，他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非常欣赏，理论的归理论，务实的归务实。我与游克的真理讨论也就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话题前嘎然而止了。原因是小陶敲门进来了。游克起身告别，临走的时候还对我调侃道：“你和小陶要保持良好的同志关系哦。”
我把游克送出了门，回过头来，才看见小陶一双美丽的丹凤眼正火辣辣地盯着我。
我故作矜持地问道：“小陶啊，材料准备好没有啊？”
小陶歪着脑袋，笑着说：“咱们局的领导是从来不看材料的，要看也是秘书看，遇逢上级领导来检查，你突击地看一下，再让秘书写个工作汇报就能应付过去了。”
我笑着说：“你这个秘书倒是适应得挺快的，才进单位一年多就能悟到这个层面，悟性挺高啊，有前途啊。”
小陶笑着说：“张局，我在您面前是班门弄斧，其实工作上的事，凭张局您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的，我最多只能帮您打打杂，哦，对了，我的宿舍离您住的招待所不远，平时我还可以帮您洗洗衣服，整理一下内务。”
我说：“我又不是中央首长，还没那个级别配生活秘书，小陶啊，你的心意我领了，我刚才还听游主任说，咱们局有几个小年轻正在追求你，有优秀的就赶紧结婚，你看看咱们单位的双职工家庭，那小日子过得是多滋润啊。”
小陶撒娇地说：“张局，那些追我的人我都讨厌死了，人家才24岁，还没玩够嘛，再说了，要是能找到一个像张局这么优秀的男人，我立马就结婚。”
我苦笑道：“优秀的男人都已经结婚了，因为很多男人是结婚以后才变得优秀的，因为家庭会让男人有更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都会进化为男人们工作上进步的动力。”
小陶不以为然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