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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藩接到魏正隆的电话以后，觉得味道不对，李国藩是个聪明人，“这是要先礼后兵啊”，他当然不会把魏正隆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无论是魏正隆，还是荣立功，都不是干事的材料，做四平八稳的官还行，但是，做惊天动地的事却做不了。就说银环路工程吧，在魏正隆、荣立功手里论证了多少年了，就是动不了工，我李国藩一来，立即就锣鼓喧天地干了起来，你魏正隆不是想看看银环路工程吗。那我就陪你走一趟，让你开开眼，看看我李国藩是怎么干事的！李国藩欣然应允。
银环路工地上旌旗招展，热火朝天，几辆轿车停了下来，魏正隆、李国藩各自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并肩视察工地。
“国藩，”魏正隆欣慰地说，“工程进展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这条路早一天通车，东州市早一天受益呀！”李国藩得意地说。
“国藩，别说我没提醒你，”魏正隆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这是一条勤政路、廉洁路，咱们可不能因为修一条路而倒一批干部啊。”
“放心吧，老魏，”李国藩不以为然地说，“我已经让市纪委组成监督小组，进入指挥部，从头监管到尾。”
“这个办法好，”魏正隆赞许地点了点头，“资金到位怎么样了？”
一提到资金，李国藩叹了口气，“外商还差三分之一的款，国昌在北京学习，我有点舍手啊。”
魏正隆微微一笑，“抽空再让他跑跑香港，资金是个根本啊。”
中国市长协会第二次会长联席会议在成都闭幕后，张怀亮直接回了东州，我陪张副市长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刚回到中央党校，张副市长就交给我一份作业提纲，提纲要求中青班学员人人要写一份党性分析报告，可以从五个方面剖析灵魂。一提到“灵魂”两个字，我就有点抓瞎，一个人剖析自己的灵魂尚且不易，何况要剖析别人的灵魂？我心里打怵，但嘴上还是应承下来了，我在大学二年级就入党了，但从未写过党性分析报告，不用说张副市长也从未写过，张副市长一再叮嘱这份党性分析报告非常重要，可以说是青干班最重要的一份作业，不仅要在全班宣读，而且有中组部领导旁听，当时我内心的压力像泰山一样沉重。
当天下午我乘飞机返回了东州，在飞机上，我思前想后，都觉得这份特殊的作业太难了，剖析深刻了怕刮着碰着张副市长，再给他的仕途之路带来什么麻烦。轻描淡写肯定过不了关，何况张副市长是个要强的人，我能看出来他的心情，他憋着劲想借党性分析报告在班上露露脸，但他又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掌握好度，既要深刻、触动灵魂，又刮不着碰不到他，我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毫无疑问，一旦一个人的命运由权力决定，要想改变命运只有匍匐在权力的脚下，这么多年在官场，我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看作被权力决定的物件，指哪儿打哪儿，其实，在官本位的驱使下，每个人都习惯了用“子女”的眼光看官员，这才有了父母官之说，人们早就习惯了服从各种权威、传统、道德等等，在这种服从中，人们是极其厌恶的，但又不得不投向权力的怀抱。因为谁也无法抗拒用官本位的价值观评价一切，这种价值观驱使人们在权力面前自愿放弃自己的自由，成为听话的工具。在成都开会时，我和张怀亮陪张副市长去了一趟都江堰，站在咆哮的岷江面前，望着被水利工程驯服的壮丽的江水，张副市长颇为感慨，他说“深淘滩、低作堰”有些像做人的三字经，“遇湾截角，逢正抽心”，有些像官场的八字真言，我觉得他说的很形象，这都江堰好比官场，张副市长就好比岷江的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然而，现实中的官场又有几个人能读懂都江堰消灾、滋润、濡养的内涵呢？
回到东州，我搜集了有关张副市长的所有资料，从资料中得知，张副市长祖籍在北京，清朝末年北京大栅栏有一家赫赫有名的玉石老字号叫“玉石张”，便是张副市长的祖辈开的，后来为躲避战乱和仇家逃难到了东州，在东州扎了根，不过玉石生意和手艺从张副市长的祖父手里丢掉了。张副市长出生在普通工人家庭，十岁丧父，十三岁丧母，从小就是孤儿，是在亲属家长大的。由于个人勤奋好学，又有心计，一点一点奋斗到今天的地位，其中甘苦可想而知。
古人讲，“用谲不失其正，行权不诡于道”，可是我对张副市长的规矩越来越不敢恭维，总觉得他的内心世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让我对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隐忧。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在识别领导选择领导的同时，也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我的命运毫无疑问地与张副市长拴在了一起，他值得信赖吗？其实，我经常这样问自己，然而我越扪心自问越迷茫。
在剖析张国昌灵魂的过程中，我的灵魂却躁动不安起来，我的思想像苏醒的黑水河，不停地寻找心灵温柔的两岸，并朝它幽远的深处流去。我在这种苏醒中发现，时代不同了，古代的太监被阉割了
阳具，现代的我们被阉割了个性。太监的阳具是别人割去的，而阉割我们个性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我不知道我的个性是什么时候被阉割掉的，我只知道命运的虚伪不是一般的虚伪，而是非常成熟的虚伪；命运的圆滑不是一般的圆滑，而是非常成熟的圆滑。面对命运，我无法逃遁，也无处逃遁。生活给人更多的不是感动，而是震撼，领悟生活，首先要领悟自己，领悟了自己，还应该提醒别人，提醒了别人，自己才可能有出路。张副市长会接受我的提醒吗？我陷入一种深深的迷茫。
为了写好党性分析报告，这两天我煞费苦心。我按照中央党校提纲要求的五个方面，写了约有一万字，因为我从未写过这类东西，先抛砖引玉，等张副市长看后再删改。
一晃又是周末，我去北京接张副市长回东州，在飞机上，我将写好的党性分析报告交给他，他在飞机上一直看，看的很认真，一路上基本看完了，但什么也没说，我的心顿时揪了起来，贴身跟了他快一年了，对他的品性我再熟悉不过了，没说什么就是不满意，但也没提出再让我修改的意见，似乎我写的这个报告可有可无，我断定张副市长一定也找别人为他写党性分析报告了，会找谁呢？最熟悉张副市长同时他也最信任的人只有韩寿生，难道张副市长也把党性分析报告的活儿交给韩寿生了？我带着这个疑问陪张副市长回到了东州。
第二天下午，张国昌和李国藩一起召开了銀环路工程调度会，会场安排在工地指挥部。调度会开得热烈紧张，李国藩和张国昌都是大烟筒，与会者赛着抽大哥大，指挥部里是云雾缭绕。
“同志们，”李国藩打着手势说：“这是一场战役，是一场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的大仗，为此，我们要把银环路工程建成廉政建设的示范工程。”
“我与李市长商量了一个六不准，五公开，”张副市长环视一圈会场说，“下面请仁杰同志给大家念一念。如无异议，便是铁的纪律，便是银环路建设的‘军法’。”
丁仁杰清了清嗓子念道：“六不准的内容是：不准各级管理人员介绍亲朋好友参与工程、搞不正当竞争；不准以任何借口收受回扣或索取任何好处；不准任何施工企业在使用材料上掺杂使假，以次充好或转手加价；施工中，不准多头分包、层层转包，二次转包需经指挥部批准；不准地平材料（砂砾、石料）借机哄抬物价，缺尺少秤，违者将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准任何部门的工程建设和施工单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五公开的内容是：公开动回迁和建设资金使用情况，公开实行工程建设的招投标；公开成本造价；承建单位公开材料进货渠道、价格和原材料消耗；公开责任体系、监督网络。”
丁仁杰念完后，张副市长接着强调说：“大家如果对七不准，五公开无异议，就由市纪委、市监察局组成的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执行。”
散会后，李国藩、张国昌又到工地，看望了工人。在工地，李国藩煽情地说：“工人师傅们，你们的任务很重，很艰巨，困难很大，但东州市人民相信你们。希望你们既要有科学的态度，又要大胆创新，不负全市人民的希望”。说着与工人们一一握手。
我陪张副市长忙了一天。傍晚送他回家，刚下车就对我说：“雷默，你跟我上一趟楼。”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便跟着上了楼。走到他家门口时，他突然停住脚步说：“雷默，应该说你的理论水平比我都高，但是写的东西操作性不强，我在车里没说，是怕马厚听见，你不好意思，党性分析报告我让韩寿生也写了一份，我觉得比你写得好，操作性强，咱俩上楼，我用传真机给你复制一份，你拿回去学习学习。”
我的预感终于应验了，当我拿到韩寿生写的党性分析报告后，心情复杂极了，好比夜里被霜打了的花朵，我看着张副市长近视镜后面凸起的眼球，仿佛看到了靡菲斯特的目光，张副市长先是揶揄我，“你的理论水平比我都高”，然后又挖苦我“但是写的东西操作性不强”，仿佛在借靡菲斯特之口说：“理论之树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绿”，然而，我一边下楼耳边一边回响着《跳蚤之歌》：“跳蚤穿上了龙袍，浑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