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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杨娜想让我陪她去散散步，我说太累了，便把一个人关在书房内看着放在写字台上韩寿生做的党性分析报告运气，不知不觉抽了半包烟。杨娜散步回来时，一支烟正在我的手指间悄无声息地燃烧。
“默，干嘛呢，眼睛直勾勾的，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杨娜关切地问。
“还不是党性分析报告闹的，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写完了，人家不满意，说什么操作性不强，党性分析报告又不是会议纪要，是剖析思想，要什么操作性，这不，背着我让韩寿生也写了一份，说韩寿生写的有可操作性，把我写的给枪毙了。”
“张市长怎么这么做事呀？”杨娜抱怨地说，“每天都像在搞阴谋诡计似的。”
“这种人对谁都不信任，我看他连自己都未必全信。”我牢骚满腹地说。
杨娜顺手拿起韩寿生写的党性分析报告看了起来，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默，这哪儿是党性分析报告，这不是坦白书吗，这份党性分析报告，张国昌如果交上去，怕是要开除党籍了！这还是人民公仆吗？这里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谁知道是真是假，明天我送他回北京，飞机上再说吧。无论如何我都得把我的想法告诉他，要让他知道韩寿生写的这份党性分析报告一旦交上去的后果。”我愤愤地说。
“默，”杨娜心疼地说，“真难为你！”
“娜，你不知道，我现在就像一团萤火，既不燃烧，也不熄灭，游荡在日出与日落之间。”我痛苦地说。
“默，原以为当上市长秘书前程就有了保障，没想到你这么痛苦。”杨娜抚摸着我的头说。
“娜，有时候我真想学学《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喊上一句：皇帝他没穿衣裳！但是看一看周围那些欢呼雀跃的人，你就知道世俗的力量有多强大，什么勇气都没了。”我又点了一支烟蹙着眉头说。
“不行咱就不干了，”杨娜天真地说，“你这么委屈我看着心疼！”
我望着可爱的妻子无奈地笑了笑，“娜，离开也要等时机，现在要是离开，人家会以为我干废了，再说，张国昌也不能放我，还是先忍着吧。”
有时候杨娜就是我的“生命意志”，她让我在现实世界中有一种悲剧般的快感，这种快感就是相濡以沫，有时候我们就像两条鱼，泉水干了，我们在相互湿润中融合，体验“太一怀抱”中的快乐。
第二天我送张国昌回北京，我们乘早晨第一班飞北京的飞机，尽管我没通知任何人前往东州机场送行，但是机场贵宾室还是挤满了人，我发现韩寿生很得意地坐在孟丽华身边，我从他斜睨我的目光中能看出来，他觉得自己在党性分析报告这件事上赢了我赢得很开心！从张副市长家到东州机场，一路上我什么都没说，我憋着气想等飞机起飞后再说。
飞机终于起飞了，张副市长一边用空中小姐递过来的热毛巾擦着脸一边得意地问：“雷默，你看了韩寿生写的党性分析报告有什么感想啊？”
我冷哼一声说：“说实话，老板，我没有感想，只有担心！”
张副市长听罢先是一愣，然后笑着说：“你小子是不是不服气呀，寿生的理论功底不如你，但是写的很实在呀！”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老板，韩寿生这份党性分析报告写的有点实在到家了。”
“这话怎么讲？”张副市长敛起笑容严肃地问。
我双手一摊直白地说：“党性分析报告，分析的是党性，党性都没有了，还怎么分析？”
“什么意思？”张副市长警觉地问。
“老板，”我开诚布公地说，“韩寿生的报告分四个部分，”我随手从皮包里拿出韩寿生的报告展开，“一是放松世界观改造，共产主义信念有动摇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连信念都丢掉了，还有党性吗？二是放松宗旨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背离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背离了，还有党性吗？三是抵御不住不良习气的侵蚀，有接受吃请的时候。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大吃大喝，你这不是顶风上吗？四是抗拒不了人情事故，有过收受礼品的行为。收受礼品，礼品数额有多大，如果超过五千元是要判受贿罪的，一个受过贿的共产党员还有党性吗？张市长，我不知道这份党性分析报告说的是不是事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不是一份党性分析报告，而是坦白书，后果是什么，你应该比我清楚。”
我振聋发聩的一番陈词，张国昌的脸色顿时白了，他从我手中拿过去韩寿生写的党性分析报告仔细琢磨了一路，直到下飞机，他也没说一句话。
到了首都机场，丁能通又是一番隆重的接机，在贵宾室小憩后，径直送张副市长回了中央党校。我为张副市长打扫了房间，又打了两壶开水，这才与丁能通一起回到驻京办。
这几天需要处理的文件特别多，由于忙着给张副市长写党性分析报告，这些文件和群众来信都撂下了，张副市长不在东州，下面各委办局、县市区要汇报工作都要先找我，我着急回去处理，就让驻京办买了下午四点钟的飞机票。
中午我去驻京办食堂吃饭，食堂里人很多，打完饭想找个座位，发现张炳祥一个人坐在靠窗的饭桌前闷头吃饭，我径直走过去，坐在他对面笑着问：“炳祥，什么时候到的？”
张炳祥没想到我会在驻京办吃饭，表情有些意外，“我昨天到的，一点私事。”
“什么私事，神神秘秘的？”我开玩笑地问。
“我女儿在北京大学读书，我来看看她。她托福考得不错，被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录取了。”张炳祥骄傲地说。
“是吗？”我吃惊地说，“恭喜，恭喜！”
“雷默，”张炳祥自豪地说，“不瞒你说，我女儿是去年东州市的高考文科状元。”
“炳祥，你真行！”我敬佩地说，“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
“哎，”张炳祥叹息一声说，“我这辈子算是没有什么出息了，希望就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得了吧，你是市政府办公厅第一大笔杆子，还不知足？”我略带嘲讽地说。
“我给人家做了一辈子嫁衣，自己想做的事一件也没实现，活着不仅委屈，而且不真实，是一个一辈子不认识自己的人，有什么可知足的？”张炳祥沮丧地说。
想到给张副市长写党性分析报告受的委屈，我对张炳祥的话很有同感，我到张炳祥这把年纪会不会也这么沮丧呢？
“炳祥，”我深受感染地说，“认识‘自我’难，实现‘自我’更难，官场上的人有几个能找到‘自我’的？”
“我时常想为什么，”张炳祥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官场上的人都像粘在了一大团粘滞的圆球上，无法深入，但又离不开，被粘住了，一辈子处于既进不去又离不开的状态，我们已经天旋地转了，但是还要不停地呕吐，因为只有靠呕吐才能粘在球上。官场上的人谁不是呕吐者？我写了一辈子废话，全是呕吐出来的。”
张炳祥的话让我有了一种呕吐感，我心想，人看到腐烂发臭的东西才会感到恶心，恶心是一种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难道我们就活在这样一种感觉中？
“炳祥，”我伤心地说，“你刚才说官场上的人都被粘在了一大团粘滞的圆球上，这个粘滞的圆球是什么？就是领导的眼睛，官场上的人谁不是以领导的眼光来判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只有被领导肯定的目光才是受‘尊重’的目光，为了这种‘目光’，我们迷失了‘自我’，迷失是一种常态，是‘正常生活’，只有‘迷失’才可能麻木地活着，因为领导的目光已经成了我们心中的图腾。”
“深刻，兄弟，这就是身在官场的悲哀，人们既离不开权力，又觉得权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每个人都被权力评价着，或被权力支配的人评价着，这种评价不仅决定着人的本质，更决定着社会的本质，意义是权力规定的，人们在权力的关注下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就是那一大团粘滞的东西。我们就这样黏黏糊糊地活着，雷默，你说我这个大笔杆子有什么意义？”
“是啊，”我深有感触地说，“以你的才能，任个市政府副秘书长绰绰有余，可是……”
还未等我说完，就被张炳祥打断了，“兄弟，无所谓了，五十多岁了，小学生写作文都会说我是个半百的老人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大哥，太伤感了吧。多想想女儿。”
一提女儿，张炳祥眼睛亮了起来，“对，我现在就盼着女儿出息，雷默，你什么时候回东州？”
“我买了下午四点钟的飞机票。”
“我也是，咱俩一趟飞机。”
“太好了！”
下午，我和张炳祥在首都机场刚过完安检，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一看号竟然是张副市长打来的，我顿时有一种预感，大概走不成了。
“雷默，上飞机了吗？”张副市长的语气有些焦急。
“还没有。”
“先不走行吗？”张副市长竟然用了商量的语气。
“有事吗？”我试探着问。
“韩寿生那篇文章我找几个同学看了看，都说这么写不行，要重写，时间紧，明天下午一点半，要在全班宣读，有地方局的领导听。”张副市长心急如焚地说。
我听明白情况后，反倒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因为我用实力证明了我的正确，“张市长，我和炳祥在一起，我们俩一起去你那儿怎么样？”
“太好了，”张副市长兴奋地说，“有炳祥这个大笔杆子在，我就更放心了。”
“炳祥，”我挂断手机问，“晚回去一天怎么样？”
“有事吗？”张炳祥不解地问。
我说明情况后，张炳祥无奈地笑了笑说：“那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