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是嘛，”林大勇嫉妒地说，“孟元松已经是福新市常务副市长了，韩寿生在区里也是耀武扬威，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好不自在。”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张国昌的号码。
“张市长，我和大勇在驻京办院子里散步呢。”
“雷默，你和大勇到昆仑饭店来，我住这儿了。”
我挂断手机，和林大勇一起打了一辆出租车，驱车赶往昆仑饭店，我知道，张国昌跑了一天必有收获。
张国昌在昆仑饭店住进了豪华套房，房间是丁能通给安排的，我和林大勇按门铃后，开门的就是丁能通。
我俩一进屋，张国昌就颇有城府地说：“坐吧，我和你们俩说件事。美国我不去了。”
说实在的，这个主意是我出的，我心里早有准备，林大勇却吃了一惊。
“下午，我去外交部见了一个朋友，是我在中央党校时的同学，”张国昌不慌不忙地说，“他说中美关系十分紧张，这时去，万一出意外，对东州市影响不好，对李国藩市长影响也不好。”
“张市长，”林大勇惊诧地说，“那你怎么跟李市长交代？”
“雷默，”张国昌淡然一笑说，“你给陈建祥打个电话，问李市长怎么联系？”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陈建祥的手机。
“建祥，张市长要与李市长通话，这么晚了，怎么联系？”
“我跟李市长在一起，你让张市长接电话吧。”
我赶紧把手机递给张国昌。
“老板好，”张国昌接过手机先恭维了一句，接着说，“我本来准备明天登机去美国，可是，下午我见到中央党校的一位同学，他在外交部当司长，刚从美国回来，他劝我不要去，他说中美关系十分紧张，我的身份很容易被扣留，一旦出现意外，我倒没什么，老大哥还得想办法把我弄出来，那对东州影响就不好了。对你也不好。”
“那人居奖就不领了？”
“奖我们必须领，我建议派一位秘书长去，秘书长的身份可以代表东州市政府，万一出现意外，我们俩也好周旋。”
“你看派谁去好呢？”
“我看派佟广真去最合适。”
“那就这么定了。”
张国昌挂断手机一脸兴奋地说：“行了，李国藩同意了，雷默，给佟广真打电话，让他准备去美国。”
张国昌与佟广真又通了一番电话，球就这样踢给了佟广真。
丁能通恭维说：“张市长，这真是斗智斗勇啊！”
林大勇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地说：“整个一部《三国演义》呀！”
张国昌得意地说：“雷默，明天早晨买机票回东州。走，咱们找个歌厅热闹热闹。”
·22·
第八章 残阳如血
72。身后
张国昌正在花都夜总会唱《堆积情感》时，我接到了市委值班室的电话，得知老书记袁伯守不幸逝世，市委要求张国昌立即回东州参与治丧委员会工作。
我把噩耗耳语给张国昌时，他立刻不唱了，一脸惊讶地说：“能通，结账吧。”
丁能通不知道为什么张国昌正在兴头上，突然要结账，便试探地问：“老板，出什么事了？”
张国昌表情痛楚地说：“老书记袁伯守去世了。”
丁能通赶紧给各位小姐发了小费，打发走了。林大勇喟然叹道：“老书记可是咱东州的泰山北斗啊！”
张国昌心情沉重地说：“老书记是我张国昌的恩人哪。走吧，回酒店。”
回到酒店，张国昌在沙发上抽闷烟，我给他沏了杯茶，他大发感概地说：“雷默，老书记是个好人啊，老人家今年有八十六了吧，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打过游击，搞过地下工作，解放后当过东州市保安司令部司令。后来从副市长到清江省委书记兼东州市委第一书记。退休后任中顾委委员，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不容易呀，特别是退休后这么多年，每年都坚持去几趟农村搞调查研究，写了大量的调研报告，为省市决策提供依据，我和李绍光都是老书记一手提拔的，李绍光殉职了，老书记也走了，我这心里还真是没着没落的。”
老书记的死确实让张国昌很伤感，我觉得让他浮躁的心静一静也好，便关切地说：“张市长，你累了，还是早点休息吧。”说完我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由于美国没去成，张国昌回东州与出发时形成明显反差，特别低调，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到机场接站的只有孟丽华和马厚。
一上车，孟丽华就把《东州日报》递给了张国昌：“国昌，老书记的讣告登出来了。”
张国昌接过报纸找了半天才找到，在报纸右下角，有火柴盒大小，他哭笑不得地说：“这讣告也就百儿八十字吧。”
孟丽华也觉得字数太少了，咂了咂舌说：“可不是嘛。”
“张市长，”我插嘴说，“按规定，只有市厅局级以上干部逝世才有资格享受这火柴盒大小的讣告，这叫政治待遇。”
张国昌叹了口气说：“要是这样的话，还不如让老书记安安静静地上路，就像回家一样，不惊动任何人。何苦挤在新闻稿件里凑热闹。”
“张市长，”我苦笑道，“老书记何尝不想安安静静地走，只是老书记生前身不由己，死后也身不由己啊。”
张国昌听了我的话似乎有许多感慨，他扔掉手中的报纸惆怅地说：“一个轰轰烈烈的生命，岂是百儿八十字的讣告就可以交割清楚的？”
我抖开《东州日报》仔细读了那百儿八十字的讣告，内心涌起从未有过的悲怆。
袁伯守的死震动了东州官场，有的人像失去了什么，有的人却松了一口气。这些年老书记用人格、人品和威望震慑着东州官场的风气，他的去世让东州官场少了一面照妖镜。
这两天，魏正隆为老书记的一份遗嘱难了心。早晨刚上班，他就把常杰和张国昌请到办公室。常杰年轻时是篮球运动员，一米八的大个儿，红脸膛，一副关公长相。
“找你们两个来，是有一件事和你们商量商量。”魏正隆深沉地说。
“是老书记的事吧？”张国昌猜测道。
“正是，”魏正隆酋肯道，“老书记死前留下一份遗嘱，你们俩先看看吧。”
张国昌和常杰看后都吃了一惊。
张国昌诧异地问：“老书记有这么多钱，四五十万呀！”
常杰也惊异地问：“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
魏正隆淡淡一笑说：“这笔钱是老书记的同胞弟弟这些年从台湾陆续寄给他的，他竟然一分钱没动。当年为了抗击日寇，老书记参加了八路军，他的弟弟投奔了国民党军队，后来跟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近几年兄弟二人才联系上啊。”
张国昌和常杰听后都唏嘘不已。
魏正隆接着说：“袁伯守同志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敬佩啊。但是，我个人的意见是，这个遗嘱我们不能完全执行。你们想一想，老书记的一儿一女都下岗了，从小就跟他吃苦，没跟老书记享什么福，目前的生活条件很不好，再说，他老伴儿跟他吃了一辈子苦，身体也不好。我的意见是，象征性地拿出五万元给希望工程，其余的四十万，还是给他老伴儿和儿女留下过日子吧。”
常杰当即表示同意：“我相信老书记在天有灵会理解的。”
张国昌迟疑了一会儿，也表示同意。
“这份遗嘱一定耍保密，让老书记静静地走吧。”
魏正隆伤感地说：“常杰，你抓紧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吧。国昌，你负责布置灵堂，抓紧办吧。”
在卧龙岗革命公墓，袁伯守的灵堂庄严肃穆，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地摆着。为布置灵堂，林大勇等人已经忙了一宿了，张国昌不放心，指示朱玉林全权负责布置灵堂和守灵。
朱玉林一大早就过来检查，他背着手围着花圈绕了两圈，终于发现了问题。
“大勇，”朱玉林严肃地说，“李老和黄老送的花圈，摆错位置了。”
林大勇觉得朱玉林是吹毛求疵，他辩解说：“他俩都是副省级，还分什么先后呀？”
朱玉林强调说：“虽然级别一样，但黄老的资历比李老要老一些，还是调过来，黄老的摆在前边。”
“秘书长，”林大勇不理解地问，“不就是送个花圈嘛，他们常年不住在东州还分什么先后。”
“大勇，”朱玉林认真地说，“这叫政治待遇，可不能马虎，弄错了传到黄老耳朵里，非给张市长惹麻烦不可。”
我陪张国昌到灵堂时，朱玉林正在给林大勇上政治课。
张国昌在灵堂门口就听到了，他接过话茬说：“大勇，李老和黄老虽然常年住在省外，但政治待遇你不能动人家的。”
“张市长，”林大勇哭笑不得地说，“这下我可明白了什么是官本位思想了，给死人送个花圈还要分个资历和级别。”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省一级领导的追悼会，场面之大令我震撼。晚上回到家，我情绪有些低落，一个人躺在床上猜想，这么热闹的追悼会一定不是老书记的本意。
杨娜看出了我的心思，她递给我一杯水说：“默，追悼会的场面一定很大吧？”
我抿了一口水说：“太隆重了，光各级领导的小轿车就有一千多辆，交警主力都到卧龙岗疏散交通去了。参加追悼会吊唁的人流足足排出了一公里。”
杨娜坐在我身边叹了口气说：“为什么人一有了资历，有了级别，第有了官位，连死都不能清清静静的？”
“娜，”我坐起来问，“你知道追悼会上，谁哭得最伤心吗？”
杨娜摇着头问：“谁啊？”
“当然是张国昌了，”我冷冷一笑说，“在东州官场上，只有李绍光跟老书记感情最深。李绍光要是活着，哭得比张国昌还得伤心。老书记是个廉洁的人，这些年来，过年过节去老书记家看望的现职领导不少，但没有人敢送东西，更没有人敢送钱，但空手去又不好看，于是，就送花篮。一到过年、过节，老书记家桌子上、窗户上、地板上摆满了鲜花，唯有李绍光和张国昌敢送点东西，但东西也不过是两桶油、一袋大米什么的。娜，这两天我一直琢磨一副对联：佛号经声唤回苦海名利客，晨钟暮鼓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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