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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新闻像一颗炸弹，击碎了我继续从政的所有梦想，一时间我觉得餐厅里所有食客的目光像剑一样刺向我，我几乎无地自容。张怀亮看出了我的情绪变化，提议出去散散步，我点点头，急切地走出餐厅。
张怀亮紧跟几步出来，用安慰的口气说：“雷默，人要学会慰藉自己，《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你是无辜者，生命不是生意，从今以后，要学会用生命活着，而不是用身份和身价活着。”
我悲观地说：“可是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呀，株连思维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之一，我的梦想一直是从政，这回前半生所有的努力都将变成黄梁一梦了。”
张怀亮振聋发聩地说：“雷默，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什么是信仰。其实信仰就是人想要而又为之奋斗的东西，权力也是这样一种东西，名缰利锁，欲壑难填啊！”
“是啊，”我情绪低落地说，“太想赢反而会输，在官场上混了十多年，曲意逢迎几乎成了习性，这些天我经常想，人本质是什么？想来想去都觉得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病人，人们经常将肉体视为恶，将精神视为善，其实，灵魂与肉体一样会腐败堕落。”
“雷默，”张怀亮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个商人，当然相信人心是莫测的。但我大学是学哲学的，我坚信人性是不灭的，你不能不承认人性在某些方面是永恒的，因而有些哲理也是永恒的。你知道你什么地方最吸引大哥吗？”
我脱口问：“什么？”
张怀亮诚恳地说：“你这个人看上去从不设防，但却让人感觉处处是防线，不树敌，也不设友，从不以自己为尺度去衡量别人，也不以别人为尺度套住自己，别人整天思考我该做什么，你却无时想我应该不做什么。别人是五十步笑百步，你却能在五十步和一百步之间找个支点，什么都让你平衡了，大哥就被你这种平衡吸引了，你不极端、不张扬、不自负、不轻信，大哥是江湖人，却不得不佩服你这个读书人。大哥我既不高尚也不坦荡，说实话，与生存比起来，尊严可怜得很，但是，我知道跟老弟在一起什么时候都不会失去生存的尊严。雷默，得一人者，得一生啊！”
“大哥，”我感动地说，“言重了，你让老弟懂得真正的友谊是人生幸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灵与肉无法分开一样。”
我们越说越投缘，一边说一边往栈桥走，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手机号竟然是林大勇的。
“大勇，什么事？”
我知道这么晚林大勇给我打电话一定有事。
“雷默，中纪委的同志找了你一天，你的手机没开，家里也没人接电话，结果就找到我，问我知不知道你的去向，你现在在哪儿呢？”林大勇略带责怪地问。
“我在外地，他们找我什么事？”我试探地问。
“他们让你去一趟，具体什么事不知道，你快与中纪委的杨处长联系一下吧。”
刚挂断电话，张怀亮就关切地问：“找你什么事？”
我一筹莫展地说：“大哥，看来咱们俩得打道回府了，中纪委找我。”
张怀亮同情地说：“我算看明白了，这个案子不结，你就别想清静。”
我无奈地拨通了杨处长的手机。
89。命运女神
第二天清晨，连早餐都没吃，我和张怀亮就赶往流亭机场登上了飞往东州的班机。下飞机后，张怀亮的司机开着奔驰来接我们。
我一上车就说：“大哥，你把我直接送到省迎宾馆吧。”
张怀亮不放心地说：“还是先回家一趟，跟杨娜说一声吧。”
我坚定地说：“不用，直接去。”
奔驰车出了高速公路口，进入市区，直上云水大街。
奔驰车一进省迎宾馆大门，张怀亮嘱咐道：“雷默，稳重点，我在外面等你。”
我淡定一笑说：“不用等，大哥，你先回去吧。”
我心情忐忑地走进十五号楼，我知道中纪委这么急着找我，说明又查到张国昌什么要紧事了，我敲开房间门时，杨处长正往外送客人，见我站在门前，微笑着把我迎进门。
“雷秘书，你难得出趟门，把你的游兴打没了，不过下次出远门，最好还是跟我们打个招呼。”
这时尹处长也从里屋出来了，她一边和我打招呼一边给我倒了一杯水。
杨处长又拿出了那个黑皮的大笔记本坐在沙发上说：“今天找你来是核实点事情。你先喝点水。”
这时尹处长也做好记录的准备。
“雷秘书，”杨处长慎重地问，“你仔细回忆一下，你当秘书期间，张国昌去没去过老书记袁伯守家？”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去过。”
杨处长接着问：“什么时候？”
我不假思索地说：“过年过节都去呀，一到年节，省市领导都要去看看老书记的。”
“你好好想想，”杨处长冷峻地问，“非年非节的日子，去过没有？”
我实事求是地说：“我记得去中央党校学习前去过一次。”
杨处长严肃地问：“丁仁杰跟着去了吗？”
我断然否决道：“没有，只有我和司机马厚陪着去的。”
杨处长进一步问：“你好好想想，张国昌和丁仁杰一起去过吗？”
我思想激烈地斗争着，张国昌想干什么？怎么扯到老书记身上去了，难道张国昌给老书记送过钱？不可能，张国昌没这有这个胆，即使有这个胆，也会被老书记用拐杖打出来的，那他要干什么？不会为了开脱自己，往死人头上扣屎盆子吧？我百思不得其解，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可我什么也没想明白。
“杨处长，”我慎重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也不能乱说呀。”
“那好，”杨处长认真地说，“这件事很重要，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找我们。”
我走出十五号楼时，心口像堵了块棉絮一样透不过气来，案子越挖越深了，案情越来越复杂，我深深感到每说一句话，都是对人格和良知的考验。我低着头走出十五号楼。
“雷默。”张怀亮从车里探出头来喊我。
“大哥，我以为你走了，你怎么还在等我呀？”我感动地说。
“兄弟，”张怀亮动情地说，“我不放心你，快上车吧。”
我一头钻进车里，眼泪险些涌出来。
我进家门时，杨娜正在准备做晚饭，她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刚到青岛就回来了，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了，吃惊地问：“默，出什么事了？你跟怀亮计划出去一个星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苦笑着摇摇头说：“专案组让我回来，我敢不回来吗？”
杨娜不安地问：“专案组找你又是什么事呀？”
我不解地说：“这张国昌也不知怎么了，老书记都过世了，还不让人家安宁。”
杨娜疑惑地问：“他和老书记能有什么事？”
我不屑地说：“老书记那么德高望重，过年过节那么多大官去看，谁也不敢送东西，都是送个花篮什么的，你说老书记能与张国昌有什么事？还不是看老书记不在了，往死人身上推责任呗。”
杨娜关切地问：“你怎么说的？”
“我说什么？”我冷冷一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我只能说想不起来了。”
“雷默，”杨娜愁眉苦脸地说，“班不让你上，专案组没完没了地找你，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自嘲地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路，说明车还没到山前。”
“雷默，”杨娜猛然想起什么，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去美国波音公司培训的事，来信儿了。我通过了考试，就等着办手续了。”
“真的？”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咱们家总算有点好事了。”
杨娜突然噘着小嘴惆怅地说：“默，我这一走就是三个月，你一个人还要照顾女儿，还要应付案子，我心里真是放心不下！”
我打趣地说：“小别赛新婚，什么时候走？”
杨娜忽闪着大眼睛说：“手续办完就走，过几天可能到你单位办政审。”
“太好了，”我欣慰地说，“娜，咱们今晚喝两杯，庆祝庆祝。”
杨娜喜滋滋地去准备晚饭，我心里既高兴，又难过，我知道，这些年是我的政治野心耽误了杨娜，凭杨娜的才能，早该到国外任驻外经理了，可是妻子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相信夫贵妻荣，为了我在仕途上能熬个一官半职，不仅付出了青春，还付出了事业。这么多年的相濡以沫，妻子让我懂得相爱的意义不是相互凝视，而是应该向一个方向看。眼下是我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刻，我从骨子里希望妻子能陪在我的身边，对我来说，三个月比三年还要长，但是难得杨娜能高兴一回，她和我结婚十几年了，有太多的出国机会，她为了我和女儿都放弃了，这是她第一次出国，我暗下决心，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让她高高兴兴地走。
我企盼命运女神高高举起她手中的山羊角，赐福杨娜，放下她手中的舵桨，别再以吓人的速度，改变舵桨的方向，然而我脑海中浮现的是挂在她脸上不可捉摸的微笑，这位朱庇特的长女投有不敢做的事情，就目前我的处境来说，命运女神赐予我们什么，我都不感到意外！
今晚，杨娜显得很兴奋，可能是喝了几杯啤酒的缘故，她躺在我怀里喋喋不休地畅想着这次去美国会改变我们家的命运，我这两年忙得很少听妻子向我絮叨，我发现原来妻子的絮叨也能起到舒缓痛楚的作用，我们一直唠到下半夜一点仍无睡意，突然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
杨娜惊得紧紧抱住我：“默，谁会这么晚来电话？不会又是中纪委吧？”
自从张国昌出事以后，我已经学会每天花一点时间思考命运，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必须做一些预料，做一些准备，我再也不会让命运之神乘我不备将我扑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