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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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抗日Ⅱ- 第3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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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妞妞也醒了,揉揉眼睛,象是笑,又象要哭地扑过来,叫道:“黄叔,你可来了。”

黄历这才注意到妞妞似乎带着孝,不由得一愣,但他没有直接问,而是搂了搂妞妞,把手里拎着的点心包塞到她的手里,说道:“好孩子,叔叔回来了,就什么也不用愁了。叔叔口渴了,去烧点水好吗?”

“好,我这就去。”妞妞提着点心包,看了母亲一眼,和小琴走了出去。

黄历坐在小板凳上,望着珍娘,好半晌才开口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妞妞给谁带的孝?”

珍娘的眼泪止不住地向下流,黄历叹了口气,掏出手帕,给她去擦,珍娘似乎想躲开,但动了一下,便不拒绝了,用微弱的声音讲述起来。

对于人来说,是学好,还是变坏,外界因素固然重要,但最主要的还是看自己。黄历以为除掉了孙渊,便断绝了小锁学坏的根源,但却没料到,小锁已经沉迷于大烟,并不是没有了一个坏人的撺掇,便能改好。

张小锁抽大烟抽得越来越厉害,只有在烟雾之中的麻醉里,他才会没有了伤痛,肉体上的,和心灵上的。而抽大烟的结局,无疑是悲惨的。渐渐的,大烟已经满足不了他,他又吸上了“白面”,变得象鬼一样形销骨瘦。沦陷后的北平,物价飞涨,靠着房租,还能勉强过活,但加上张小锁的花销,立刻便捉襟见肘起来。珍娘不得不开始动用积蓄,并限制给张小锁的金钱,来填补一家人的生计。

没有就偷,就当,张小锁此时已经完全被毒品俘虏,家里的东西被他变卖一空,甚至连房契也偷走,抵押了出去。最后,他连自己的命也被毒品销蚀,倒卧在冰雪的街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是尸体也不知道拉到城外的什么地方了。

珍娘述说着,不停地流着眼泪,尽管小锁不争气,但没了他,悲伤还是沉重的。祸不单行,房子被抵押出去,自然有人拿着房契来收,而且是颇有背景的家伙。亏了杜百升出来周旋,对方才算给了点面子,没把她们扫地出门,而是要她们限期搬离这所院子,另外的房子自然换了主人。

接踵的打击,使珍娘病卧在床,让小琴去燕大找黄历,黄历又正在冰天雪地中与鬼子厮杀,燕大也没人会将黄历的消息透露给不明底细的人。

“何大叔和杜大哥已经想好了办法,让我们去别处暂住一段时间,等你回来再作道理。”珍娘已经不流泪了,看到黄历,便看到了希望,“现在这年月,谁过得都很艰难,这些日子亏了他们,才没有……”

黄历点了点头,事情会变成这样,太出乎他的意料,小锁,原来是多么好的一个人,迭经苦难,竟会是这样一个结局,实在令人慨叹人生无常。

“房子卖了就卖了吧!”黄历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我那里还有两处房子,你们搬过去住。别的事情,你就不要多想了,一切等你病好了再说。”

“等病好了,我想,我想回家。”珍娘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回家?回哪里的家?”黄历一时没反应过来。

珍娘舔了舔干干的嘴唇,犹豫着说道:“我想回,回山里的家。”

黄历愣住了,盯着珍娘的眼睛,不知道为何她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沉吟了一会儿,他释然一笑,说道:“好,你想上哪就上哪,到山里也不错啊!照我看,呆在北平这个活棺材里,情况只能越变越糟。以后啊,吃的会更差,老百姓甚至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你,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珍娘哽咽了一下,眼泪又流了下来。

“不哭啊,这眼泪都快成河了。”黄历给珍娘擦了擦,说道:“我这就出去找车,咱们今天就走,不受别人的窝囊气。然后我再给你请个好大夫,你的病可得快点好啊,我正好有事要回山东一趟,你要是再这么光流眼泪,我可不带你走了,会被淹着的。”

珍娘露出了一丝笑容,这可是她这些日子以来,第一次笑呢!

……

就在黄历为去山东做好准备的时候,又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发生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终于在卖国的道路上滑向深渊。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而汪精卫之羽翼周佛海对中日之战也有“妙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卫以及身边的“急和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看到了中日之间硬力量的差距,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和坚忍韧性无从认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恐日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第055章 降日的利弊

尽管后世在汪精卫降日的问题上,有过不少争论,也仍有不少问题至今尚未完全搞清楚,但蒋、汪的“双簧说”已为史家所否认。而说汪精卫的叛国投敌是蒋介石刻意设置的一个圈套,蒋介石一步步地将汪精卫推向事先布置的陷阱之中,这也只是一种推测,缺乏真凭实据,恐怕连当事人也难以置信。

因为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是日汪双方重光堂会谈的一个主要“成果”,而其叛逃的具体计划是由汪精卫及集团核心成员共同制订的,至少在汪精卫看来,其叛逃计划非常周密,天衣无缝。尽管他在武汉时曾向陶希圣信誓旦旦地表示绝不背着蒋介石单独与日议和,但实际上,在汪精卫叛逃之前,一直是背着蒋介石与日秘密会商。

在日本方面看来,汪精卫自清末以来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很有些德高望重的分量,现在又在执政的国民党中身居要职,对中国中上层人士有号召力。只要他一出马收拾中国这残局,中国上下必然热烈拥护。待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国”一建立,就把蒋介石的抗日政府孤立起来,日本征服中国的大业,也就圆满完成。

同时,日本天皇批准了“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基本内容为“新中国”承认“满洲国”;华北、蒙古为日华军事合作特区;长江中下游地域和华南沿海为日华经济合作特区;规定“新中国”之政权形式为分治合作。在附属条款中,还有“中国应赔偿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国民在中国所蒙受之权利、利益的损失。”

而一贯反对以武力与日本相对抗的汪精卫,在武汉、广州失陷之后,其反对抗战的意图更加露骨。他认为中国再打下去,用不了多久必然全部变成日军的占领地,一不如在尚未彻底失败之前,与日媾和,尚能保持一些力量,争取一些“自立”的条件。待讲和了,日军撤走了,中国在亲日的幌子下奋发图强,再行建设,再争取完全的独立自主,再与外强争个高低。

但是,在国人积极主张抗战到底,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抗战鼓劲加油的一片喝彩声中,汪精卫自感无法说服蒋介石,更没有力量左右执政的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因此,决心孤注一掷,挺身而出“收拾残局”;走“保种保民”,这一条“和平救国”的道路。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已顺利出走河内,顿时大喜过望。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尊汪精卫为中国的有卓见之士,把汉奸势力称作复兴气势。近卫声明说:“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之国民政府,同时与中国同感忧虑并与有卓见之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在感到中国各地复兴气势蓬勃而起,建设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与新生中国调整关系之总方针,以期彻底了解帝国之真意。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及经济合作。”

但汪精卫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叛逃之后,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坐等,他打算以国民政府要员身份,住到第三国土地上,策动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将领跟着他揭竿而起,在云南或两广建立“新中国”,然后代表中国与日本谋和。但是,他寄予厚望的这些潜力人物不仅毫无揭竿而起的迹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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