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是高手风范，一分钱一分货。”曾澈挑起大拇指，似真似假地赞了一句，说道：“我向上面请示，你尽管放心，对于军统，钱不是问题。”
钱当然不是问题，你们戴老板利用军统人员及军队故交垄断了贩毒这条生财之道，我要的这些不过是小钱。黄历腹诽着，脸上笑容依旧。
黄历为什么要曾澈留在胶东，主要还是为了保密和安全，知道他底细的人不多，他又有面具，又会化装，只要不是特别熟的人，在大道上碰见也不一定认得。再者，张渊的保安团也是黄历的后备资源，而缺乏有效的谍报人员，也必将制约他的发展。根据地内部的安全，对军统人员来说，正是专业所长。
去上海，黄历不是单枪匹马，冯运修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对他的忠贞和勇敢，以及掌握的技能，黄历还是很放心的。另外，崔小台也会带上，他岁数较小，不太引人注意，能干一些大人不太方便的事情。至于李振英，黄历也有安排，他是化学专业的，鼓捣出威力胜于黑火药的炸药，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希望他读的书，没全吃光。
黄历尽管答应去上海刺杀汪精卫，但他要求曾澈向上报告时千万要注意保密，别人还没出发，已经搞得尽人皆知。为此，他甚至拒绝了在此地接收有关汪精卫在上海的具体情报，一切都等到了上海再说。
曾澈对黄历如此不相信军统，感到有些郁闷，难道真的到处是叛徒，随时都有可能被出卖吗？不过是刚出了王天木，怎么就谨慎到这个程度。他哪里知道，历史上，军统在上海与七十六号的争斗最后落败，最大的原因便是由于叛徒太多，一个牵一个，象多米诺骨牌似的，发生了可怕的连锁反应。
黄历的离开是极为机密的，保安团只有寥寥几人知道，其他人只有相信公开的消息，老三在坑道施工时，被石块砸伤了，正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休养。
第104章 孤岛上海
1937年，上海战事结束之后，国军虽然撤退了，却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恐怖活动和蓝衣社。按照某位外国观察家的说法：“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警察本来可以轻易地铲除这一怪物，但却任其发展，乃至养虎贻患，使得这一怪物嗣后不时地要找些牺牲品来满足其食欲。”
事实上，那位外国观察家的观察显然还停留在表面，不知道租界巡捕房的很多人已经被军统或中统收买。当时日军要在租界内公开抓人，还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租界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房大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日军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招呼，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预先“放笼”（暗中通知），让被捕对象逃跑。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
从1938年6月开始，上海突然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浪潮，在所有的周年纪念活动上都飘扬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旗帜。诸多小报上发表了不少主张武力的社论，正规的报纸则撰文鼓励青年们参加或组织游击队。随后，袭击通敌分子的恐怖事件开始频繁上演。
对这一系列恐怖活动的评价，舆论方面的说法不一。有些迹象表明，这是通敌分子对立派别之间的倾轧和纷争，他们都想获得日本人的政治宠幸和金钱支持，是伪装成爱国事件，而实际上是争夺日本的战利品。然而多数人认为，这是某个组织在上海的活动，这些暗杀都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大部人相信，该组织即是蓝衣社，狂热地忠于蒋介石的一个法西斯会社。
“蓝衣社”一名之所以被长久使用，是因为其强烈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当褐衫党和黑衫党风行欧洲之际，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在“孤岛上海”明目张胆地实施恐怖活动绝不是一两个有组织的指挥部所能完成的。政治暗杀衍生自三十年代初的民族救亡运动，它导致上海的“小市民”中产生了部分人为、部分自发的组织和机构，他们既为爱国，也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有时候，他们会与国府的军事特工组织联合起来，有时候则单独行动。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在起初的“孤岛上海”，恐怖活动的主动权握在国民党特务手中，尽管亲日的黄道会和复兴会也进行了反击，但是在1938年的秋天和初冬，还是国民党抵抗分子占了上风。
但是，到了1939年李士群和丁默邨在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了一个特工组织后，形势开始发生悄然的变化。首先，李士群很快搜罗了七名前中统特工和CC系成员，组成了一个核心，作为他的骨干力量，他还赢得了青帮成员吴世宝的忠心效劳，这个黝黑粗矮的虐待狂为他招募了当地的歹徒以及其他积极的通敌分子。随后，李——丁组合促成了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军统特工王天木、陈明楚等人的叛变，并摧毁了他们的特工组织，这是相当重大的胜利。
而随后引起的连锁反应对军统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由于76号逮捕了很多军统特工，甚至包括重庆派来刺杀汪精卫的另一组秘密人员。日本的报纸，诸如《东京日日新闻》便对丁默邨、李士群等人表示了信任。因此，当李士群嗣后访问东京时，得以大言不惭地吹嘘道：“整个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的军统机构已经被我们摧毁或彻底破坏，我们用左手消灭了蓝衣社，用右手击倒了CC系。”
灰暗的云块，缓缓地从南方向北移行，阳光暗淡，天气阴冷，给人一种荒凉寥落的感觉。在这个萧索的秋日，在军统遭到重创，李士群和76号志得意满的时候，黄历等一行五人从外滩码头下船，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为了确保安全，黄历让沃格夫妇一起同行，并且乘坐一艘德国客轮，枪支拆成零件，与特种弹药一起藏在装货大木箱的夹层中，由他们二人携带托运。在烟台盘查较紧，到了上海租界码头，却看不见鬼子，只是一些巡捕在虚应故事，几个人轻松过关。这也让黄历有些感叹，怪不得都躲在上海，或者从上海向香港或海外逃跑，这里不仅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护照就可进入的地方，而且与鬼子占领区比，还真是个能提供不少庇护的孤岛。
位于公共租界的房子已经准备好，是埃德文的住所，位于福州路，兴盛屈居于南京路之下，但也是相当高档的地段。他们父女回婆罗洲后，便低价租给了黄历的代言人凌雪。
福州路东段，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租界行政机构、巡捕房、洋行、银行、大饭店、大药房等集中于此。两端有大鸿运、大西洋、老聚兴、老正兴、会宾楼、王宝和等一批中西菜馆闻名于市。天蟾舞台（初名大新舞台）在福州路701号建成开幕，其规模是沪上四大京剧舞台之最。福州路西段妓院云集，成为藏污纳垢之地。集报馆书局、文具仪器、茶楼戏院、中西菜馆、旅馆百货及妓院烟馆于一路，两侧还有古玩、化工颜料、衣庄、绣花鞋等特色市场，是一条与其他商业街不同的奇特大街。
沃格夫妇似乎对上海有种厌恶，或者说是恐惧的感觉，大概这里真的给他们留下了心理阴影，虽然勉强因为黄历而来到这里，但却急着回去。黄历也不勉强，下了船，将托运的大木箱找车装运，便和沃格夫妇告别，按着地址直奔福州路的房子。因为保密的关系，黄历只是捎信儿给凌雪，说是要来上海，但却没透露具体日期。
第105章 棘手的刺杀
叛国者，背千古骂名，受万世唾弃。汪精卫急急忙忙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就象一个娼妓在床上热情奔放地献身完毕，能否得到嫖资，又能得到多少，已经完全不是自己能作主的事情，完全要看嫖客的心情，任凭嫖客决定了。甚至嫖客还可能奚落其容貌差劲，床上功夫拙劣，干得一点也不爽呢！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日本方面虽然成功诱降了汪精卫，但看到汪精卫的作用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与蒋介石的“桐工作”也未结束，便将其冷置一边，使卖国心切的汪逆备感失落与郁闷。
当时日本陆相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曲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的，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的。而且日本已经招来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
直到欧战爆发，与蒋介石的和谈也毫无进展，日本方面才根据兴亚院起草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要纲比起近卫首相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汪精卫大失所望，《要纲》的内容不仅与他向日本提出的要求相距甚远，而且大大超过了上海重光堂协议的范围，也违反了近卫第三次声明的精神。但汪精卫已经骑虎难下，考虑再三后，还是在这个基础上与日本方面进行了谈判。
黄历抵达上海之前，影佐机关刚刚安排了汪精卫到南京与梁鸿志及王克敏会商之行。梁鸿志是华中“维新政府”的首脑。王克敏是华北“联合政府”的首脑。影佐机关认为汪“组府”须得梁、王的协力，才能着手，因而举行南京会议。
汪、王、梁会见，汪首先说明统一“组府”之意。梁鸿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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