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六，浩浩荡荡的封禅队伍终于来到泰山脚下。玄宗命百官、仪仗和军队留在山下，仅率张说等中书门下的主要官员、宗室亲王及负责祭仪的礼官登山。
十一月十日，玄宗君臣在泰山顶峰正式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
仪式开始后，礼官在封坛上高声宣读告天玉牒：“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上帝眷祐，赐臣忠武。底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旧唐书·礼仪志三》）随后，玄宗亲自主持初献，由邠王（原豳王）李守礼主持亚献，宁王李宪主持终献。
献礼毕，玄宗亲手点燃了堆满柴薪的“燎坛”。当巨大的火焰腾空而起，群臣山呼万岁，山下的文武百官和大队人马立刻响应，一时间万岁之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此时此刻，正值不惑之年的李隆基伫立在高耸入云的泰山之巅，俯瞰着莽莽苍苍的帝国山河，回首过去四十年的峥嵘岁月，眺望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不禁豪情满怀，感慨万千。
是的，李隆基有理由为这一刻感到自豪。因为这一刻，他所登临的不仅是泰山之巅，同时也是历史之巅。因为他终于实现了上天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开启了一个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
这一刻注定要彪炳千秋，永垂史册。
以开元十三年的泰山封禅为标志，大唐帝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盛时代。
后人把这个时代称为盛唐。
然而，与盛唐的绝世繁华同时到来的，则是玄宗李隆基日渐膨胀的欲望，以及帝国高层日趋复杂的矛盾斗争。
从外朝的宰相，到内宫的后妃；从骄恣的宠臣，到得势的宦官；从权相的崛起，到太子的废立，这样的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绚丽斑斓的盛世画卷背后，涂抹着另一种诡谲、阴郁、变幻不定而又令人心悸的色彩……
《血腥的盛唐V》
第五卷 盛极而衰，安史之乱
第一章 开元盛世背后
【都是封禅惹的祸：张说下台】
泰山封禅这桩盛事，不仅让唐玄宗李隆基登上了历史的巅峰，同时也让宰相张说走上了人生的最高处，企及了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在当时的满朝文武中，借封禅之举而极尽荣耀、备享尊宠的，几乎只有张说一人。因为他不仅全程策划了这场盛典，而且自始至终陪同在皇帝身边，抢尽了所有人的风头，俨然成了整个封禅活动中仅次于玄宗的二号人物。玄宗这个领衔主演有多风光，张说这个总策划人就有多炫！
然而，月盈则亏，水满则溢，顶点的到来就是下降走势的开始，从灿烂再往前迈一小步就是腐烂。这既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也是人世间的普遍法则，任何人都概莫能外，张说当然也不能幸免。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四月，玄宗君臣从泰山回到东都还不到半年，山呼万岁的余音还在人们的耳旁萦绕，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封禅大典的总策划人张说，突然从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变成了披枷带锁的阶下之囚。
到底出了什么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张说这个人有才，可有才的人通常会犯一个毛病——恃才傲物。自从他就任首席宰相以来，凡是百官向他禀报事情不合他意的，轻则被他讽刺挖苦，重则遭他厉声叱骂，总之在他手底下当差，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那些被他“面折”过的官员，没有人不在背后诅咒他。
假如张说只是让一般官员讨厌，那问题倒也不大，可关键是他太过专横霸道了，一心打压冒尖的人，结果跟皇帝新近宠任的一个大红人也成了死对头。
这个人，就是开元中期著名的财政专家——宇文融。
宇文融，长安万年县人，高门显宦出身，曾祖父官至隋朝礼部尚书，祖父宇文节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宰相，父亲也官任莱州刺史。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注定了宇文融在官场上绝不会无所作为。史称他“明辩有吏干”，入仕没多久，就受到了前后两任京兆尹的赏识（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宰相源乾曜）。
宇文融的发迹始于开元九年。当时，民间的逃户现象非常严重，朝廷深以为患，时任监察御史的宇文融就向玄宗上奏，建议对各地的逃亡、迁移和虚假不实的户口进行彻底清查。一向对其才干甚为欣赏的侍中源乾曜也极力赞成此事。玄宗遂任命宇文融为特使，专门负责逃户和“籍外田”（不在当地政府登记注册的农田）的清查工作。
宇文融没有让玄宗失望，很快就查获了大量逃亡人口和私自开垦的农田。玄宗非常满意，立刻擢升宇文融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让他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工作。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政绩，宇文融又奏请玄宗，专门设置了十个“劝农判官”，让他们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分赴全国各地，负责监督括户①政策的执行。
特使们邀功心切，遂不顾地方上的实际情况，以严厉的督责手段逼迫州县官吏加大括户力度。由于宇文融圣眷正隆，连朝廷公卿都惧他三分，所以各州县的地方官就更是不敢抗命，为了交差，只好弄虚作假，把当地的原住户也当成逃户报了上去，“于是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逃亡人口被查出这么多，所谓的无照农田也查出这么多，各地上缴朝廷的赋税自然就大幅增长了。当年年底，朝廷就额外“征得客户钱数百万”。（《旧唐书·宇文融传》）
对此，玄宗自然是满心欢喜。
即便民间颇受其弊，很多老百姓也被搞得苦不堪言，可玄宗看不见这一切，只看见了宇文融的显著政绩。当时有个地方官曾上疏朝廷，力陈括户政策导致的各种弊端，却旋即遭到贬谪。不久，又有一个户部侍郎据实上奏，称此次括户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但奏章一上，又被玄宗贬出了朝廷。此后，满朝文武再也没人敢对此多说一个字，而宇文融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玄宗最倚重的财政专家。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八月，宇文融荣升御史中丞，并以“劝农使”的身份前往全国各地考察工作。面对这个天子宠臣，各州县官吏拼命巴结，不管政务大小，一律先禀告宇文融，然后再上奏中书省；朝廷有关部司也都不敢随意批复，总是眼巴巴地等到宇文融拿出处理意见后，才敢作出裁决。
一时间，宇文融俨然成了无冕宰相。
眼看宇文融权势日隆，张说当然是极度不爽，于是处处给宇文融小鞋穿。此后，凡是宇文融提出的议案和建言，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张说的推翻和否决。
正在春风得意的宇文融，当然受不了张说的打压，遂将其视为头号政敌，处心积虑想把他搞垮。
就这样，张说和宇文融结下了梁子。
不过，假如张说只是得罪了一个宇文融，恐怕也不至于落到锒铛入狱的下场。他毕竟是首席宰相，无论是资历、威望、贡献，还是天子宠信，哪一点都胜过宇文融。所以，导致张说败落的主要原因，其实也还不是出在宇文融身上。尽管最后出面扳倒张说的人是宇文融，可如果不是张说自己身上出了非常大的纰漏，不管宇文融再怎么使劲，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把他送进监狱。
那么，张说到底出了什么纰漏呢？
说到底，还是封禅惹的祸。
虽然策划封禅是张说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件事，但是，世间万事总是利弊相生。张说虽然通过封禅成就了不世之功，但也恰恰是因为封禅酿成了不虞之祸。
准确地说，是张说在此次封禅中犯了众怒，把不该得罪的人全都得罪光了。
从封禅动议刚一提出来，张说就和另一个宰相源乾曜干上了。
源乾曜本来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不管是以前的姚崇，后来的张嘉贞，还是现在的张说，源乾曜都心甘情愿给他们当绿叶，老老实实无怨无悔，什么事都顺着他们，从没和他们急过眼。可这次不一样，这是封禅！事情太大了，他不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源乾曜的看法是：封禅活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物、财力，既劳民伤财又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所以能不搞就不要搞。
然而，一贯目中无人的张说根本不把源乾曜当一回事，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甚至在劝请的奏章中，每一次都把源乾曜的名字强行署了上去，简直有点绑架的意味。源乾曜虽然对此无可奈何，但从此对张说极为不满。所以，当后来源乾曜成为张说一案的主审官时，就公事公办，据实上奏，一点情面也不讲，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除了触怒源乾曜之外，张说也触怒了朝中的文武百官。
由于封禅是件普天同庆的大事，所以相关的制度规定，凡是陪同天子上泰山的礼官，不管之前的官阶多高，一旦参与了盛典，天子就予以“推恩”，一律超拔为五品官。而满朝文武那么多人，当然不可能都以礼官的身份上去。所以，谁能上谁不能上，就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
这个标准谁来定？
当然是张说。
如果你是张说的亲信、朋友、亲戚，或是中书门下的官员，平时又很会巴结老大，那么恭喜你，你可以用礼官的身份上去了。就算你原来是九品，爬一回泰山你就“通贵”①了，胜过你奋斗大半辈子。
假如你完全不符合上述条件，是不是就没戏了？
不，你还可以临时抱佛脚，揣上一些黄白之物或者贵重珍玩去拜访一趟张老大。倘若分量不是太轻的话，那也要恭喜你，你也可以“通贵”了。
这就是封禅背后的猫腻。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光鲜亮丽的事情背后藏有如许见不得人的猫腻，满朝文武的眼睛自然就会像探照灯一样，牢牢锁定在张说身上。所以，当随同天子登山的人员名单一公布，百官立刻炸开了锅，纷纷指责张说滥用职权，营私舞弊。
其实，早在张说公布这份名单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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