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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忠嗣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每次出战之前，他都会派出大量间谍深入敌境，详细掌握敌方的各种情报，然后制订极具针对性的作战计划，最后再发兵奇袭。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己方伤亡，而且几乎能够做到每战必胜。在这种有勇有谋的长官手下打仗，官兵们当然都非常乐意。
然而，尽管王忠嗣的军事思想于兵、于民、于国都是有利的，可却与另外一个人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冲突。
这个人就是玄宗李隆基。
差不过从开元中后期开始，李隆基就逐渐抛弃了姚崇当年提出的“不幸边功”的执政方略，变得好大喜功，一心想要开疆拓土，鹰扬国威。按理说，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拥有这样的思想和心态并不能算错，可问题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子一旦好大喜功，军队必然会为了邀功而滋生好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不再是政治的延续，而有可能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失去理性的驾驭，最后为百姓和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战争灾难。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就说隋炀帝杨广，正是在好大喜功的心态的驱使下，才把隋帝国变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也许，正是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王忠嗣才会逐渐形成以防御为主的稳健的战略思想。可遗憾的是，这样的稳健最后必然会被玄宗视为保守和消极，也必然会与玄宗的激进思想产生冲突。
天宝五年，皇甫惟明因韦坚案遭到贬谪，其河西、陇右节度使之职旋即由王忠嗣兼任。一时间，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旧唐书·王忠嗣传》）
天宝初年，唐帝国总共设置了九大节度使，如今王忠嗣一人就占去了四个，实在是有够拉风。面对如此拉风的王忠嗣，有个人自然会感到强烈的威胁。
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从开元中期以迄天宝，许多人都是因为建立边功、受到玄宗赏识，从而出将入相、位登宰辅的，如张嘉贞、王晙、张说、杜暹、萧嵩、牛仙客，以及后来差一点入相的安禄山等。如今，王忠嗣一人身兼四节度，声势和威名如日中天，放眼天下，已经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入朝拜相了。
李林甫深知，王忠嗣不像牛仙客那么好对付，一旦入相，自己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所以，他必须未雨绸缪，尽早将王忠嗣摆平。
可是，王忠嗣战功显赫，治军严整，既不贪赃纳贿，也不克扣兵饷，几乎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备受玄宗器重——这样的一个强人，要如何才能摆平？
一开始，李林甫确实是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直到天宝六年“石堡城事件”的出现，李林甫才终于抓住了王忠嗣的软肋。
石堡城，位于今青海省湟源县西南，一座屹立在青藏高原上的边陲重镇。此城是唐军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塞，也是吐蕃进军河陇的必经门户。从高宗时代起，一直到开元、天宝年间，这里就是唐朝和吐蕃的必争之地。双方在此反复争夺，数度易手，用无数士兵的鲜血和尸骸，不断向世人证明着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最近易手的一回合是：开元十七年春，朔方节度使李祎以一场奇袭拿下石堡城，从此，唐军的旗帜在这里飘扬了将近十三年，至开元二十九年年底，重新被吐蕃攻占。
这几年来，玄宗无时不在想着夺回石堡城，无时不在想着如何报仇雪耻，彰显国威。到了天宝六年十月，玄宗终于下了一道诏书给王忠嗣，命他制订一个夺取石堡城的作战计划。
在王忠嗣看来，石堡城固然重要，可是此城地势异常险峻，三面皆为断崖，唯有一条石径蜿蜒可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几年来，吐蕃不仅在此屯驻重兵，而且构筑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工事，若要强攻，至少要牺牲数万唐军将士的生命，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王忠嗣上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在石堡城后方的积石山一线构筑防御纵深，阻止吐蕃军队向东挺进，然后再厉兵秣马，静待反攻时机。
奏疏呈上，玄宗大为不快。
王忠嗣啊王忠嗣，没想到你也有消极怯战的时候。是不是朕给了你太多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反而把你宠坏了？让你变得锐气尽丧、贪生惜命了？行，你不打，朕自然会叫别人打，总而言之一句话——石堡城非打不可！
当时，有一个叫董延光的将领贪功心切，遂自告奋勇要求出战。玄宗大喜，立刻将任务交给了他，并下令王忠嗣拨给他数万兵马，同时全力配合他的作战行动。王忠嗣万不得已，只好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对董延光虚与委蛇，一再敷衍。部将李光弼劝他不要得罪董延光，王忠嗣愤然道：“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旧唐书·王忠嗣传》）
后来，董延光未能如期攻克石堡城，便把责任推卸到了王忠嗣身上，向玄宗告状，说王忠嗣阻挠他的军事行动，才导致任务失败。
玄宗勃然大怒。
就在这个时候，李林甫不失时机地出手了。
由于王忠嗣生长在宫中，与太子李亨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亲密，所以李林甫就授意手下人指控王忠嗣，说他之所以违抗圣命，消极避战，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实力，然后再拥兵尊奉太子。
尊奉太子干什么？
当然是篡位登基了。
玄宗闻奏，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下诏解除了王忠嗣的兵权，并命他即刻回朝，接受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的三堂会审。
很显然，李林甫在这起案件中采取的手法，跟去年的韦坚案一模一样，都是一边铲除威胁他地位的政敌，一边把火引向东宫，打算借机扳倒太子。
上次是企图一石三鸟，这次是准备一箭双雕。
然而，李林甫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了。
三法司刚一开审，玄宗就给这起案件定了调子。他说：“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挠军功。”（《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明确宣布此案与太子无关，只须追究王忠嗣阻挠军事行动的罪责。
虽然这些年来，玄宗对李林甫打击异己的行为一贯采取了默认和纵容的态度，但在废黜太子的问题上，他却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和难得的清醒，从未被李林甫的谗言蛊惑。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太子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没什么真正的把柄落在李林甫手里；其次是因为东宫每次遭遇险情，都有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力保；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在于玄宗本人的态度。
对玄宗来说，宰相与东宫关系不和对他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只有这两股政治力量互相牵制，他才能坐稳自己的皇位；只有他们一直处于剑拔弩张却又相持不下的状态，玄宗才能让自己始终处于仲裁者的地位，也让自己的皇权始终保有决定性的力量，从而对双方都形成一定的制约和威慑，进而维护政治上的平衡与稳定。
这就是玄宗的帝王术。
假如李林甫和太子李亨不是目前这种敌对状态，而是成为政治上的盟友，那玄宗势必落入危险的境地。因为太子已经年近四旬，其迫切渴望入继大统的心态可想而知。倘若有了宰相做靠山，他就完全有可能动用武力迫使玄宗下台。作为一个靠政变上台的皇帝，玄宗这方面的神经特别敏感，所以绝对不会让宰相和东宫拧成一股绳。
而居于同样的理由，玄宗也不会让李林甫真的把太子整垮。因为李林甫的权势已经非常大了，从玄宗即位以来，还没有哪个宰相拥有他这样的权势，倘若再让他扳倒李亨，另行拥立太子，那他的权力岂不是大过天了？日后还不得把皇权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玄宗绝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
综上所述，除非太子李亨自己出了问题，否则不管李林甫再怎么折腾，其结果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太子李亨总算又躲过了一劫，但是王忠嗣这回却是在劫难逃了。
负责审讯王忠嗣的官员都知道，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所以，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
很快，三法司就得出了结论——王忠嗣“沮挠军功”属实，论罪当诛！性命攸关的时刻，有个人站出来替王忠嗣说话了。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大唐军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时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
哥舒翰，西域突骑施人，将门之后，其父哥舒道元官任唐朝的安西副都护。由于父亲官位高，家境殷实，所以哥舒翰就成了典型的“富二代”，天天游手好闲，领着一帮纨绔子弟到处瞎混，除了喝酒就是赌博，几乎没干过一件正经事。
不过，哥舒翰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他性格豪爽，仗义疏财，重然诺，好任侠，天生就是当大哥的料。
哥舒翰就这样逍遥自在地混到了四十岁。直到有一天，他老爸死了，他才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猛然清醒过来。哥舒翰知道，再这么混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坐吃山空。无奈之下，他只好跑到京师，准备找一份差事养活自己。没想到，在长安整整住了三年，身上的积蓄差不多花光了，他却连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也没找到。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得罪了长安县尉，还被对方狠狠羞辱了一番。
到这一步，活了大半辈子的哥舒翰才真正意识到了生存的艰难，也开始模模糊糊地思考做人的意义。最后，哥舒翰痛定思痛，毅然决定到边疆从军。（《旧唐书·哥舒翰传》：“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
此时的哥舒翰恐怕连自己也不会想到，四十多岁才当兵的他，竟然在短短几年后就成了享誉朝野的名将。
哥舒翰到河西从军后，在攻克新城（今青海门源县）的战役中一战成名，从此崭露头角，历任衙将、大斗军副使、左卫郎将。有一次，吐蕃军队大举入寇，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