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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从一个出身卑微的盐户奋斗到这一步，高开道也算是功成名就，足以光宗耀祖了。然而他并未满足。除了对更高的地位和权力仍然怀有强烈的渴望之外，高开道身上似乎还有一点与刘黑闼、徐圆朗等人如出一辙。
那就是——灵魂深处的不安分。
这种不安分也许并不完全是一种出人头地的功利欲望，或者说不完全是一种“理智的计算”。如果说对刘黑闼来讲，再次起兵更多的是为了摆脱一亩三分地的束缚，重新争取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的话，那么对高开道和徐圆朗来说，这种灵魂的不安分则显得更为典型。因为随着他们在李唐政权中身份和地位的提升，再次造反的成本也随之提高了，再也不像第一次造反那样——唯一的成本就是贱命一条；换句话说，他们需要顾虑的东西比以前多得多。
因此，倘若纯粹出于理智计算的话，他们未必会步刘黑闼之后尘。由此可见，促使他们再度起兵的原因除了现实利益的计算之外，或许还有一种不断打破现状、努力寻求改变的“生命的冲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当然，这种所谓的自我实现对他们本人来讲可能是模糊的、不自觉的，更多的只是表现为一种躁动不安的生命能量。但这却是一种推动他们不断往前走的强大能量。不管是不愿当农民，还是不愿当总管，这种灵魂深处的不安分是这群人身上共有的标志，也是他们最根本的生命动能。
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某个点上凝固下来，更愿意让自己的生命在不断突破现状的过程中一刻不停地燃烧。
这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状态。
对他们而言，过程本身也许远比结果更富有意义。他们“总是燃烧、燃烧、燃烧，就像传说中那些闪着蓝色幽光的罗马蜡烛一样”（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
所以，当刘黑闼和徐圆朗复叛后，高开道灵魂深处那道闪着蓝色幽光的不安分火焰立刻被点燃了。
这一年十一月末，幽州发生大饥荒，罗艺立即向蔚州的高开道寻求援助。高开道满口答应赈济灾民。罗艺大喜，随即把灾民中的老弱妇孺转移到蔚州安置，高开道表现得十分热情，不但来者不拒，而且给这些灾民提供了很好的食宿条件。罗艺大为感动，随后派出三千名青壮年、数百辆车和一千余匹驴马，前往蔚州运载救灾粮。
高开道就是在这时候突然翻脸的。他扣押了运粮队的人马和辎重，同时宣布与罗艺断交，并以最快的速度北连东突厥、南结刘黑闼，随后发兵进攻易州（今河北易县）。
高开道的遽然反叛让罗艺大为震惊并且百思不解。数日后，高开道的部将谢稜暗中遣使向罗艺投降，并请求出兵接应。罗艺稍感宽慰，觉得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高开道一样疯狂。有了谢稜做内应，他就有可能把这场突如其来的反叛扼杀在萌芽状态。
但是罗艺错了。
因为这是高开道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让谢稜诈降。
罗艺本来已经被高开道捅了一刀，而谢稜的诈降无异于在他伤口上又撒了把盐。当罗艺接应谢稜的部队刚刚进入蔚州境内，谢稜突然对其发动攻击，把幽州军队打得丢盔弃甲、大败而逃。
高开道设计重创罗艺之后，旋即引突厥军队南下，屡屡入侵唐朝疆界，在恒州、定州、幽州、易州等地大肆扫荡。
与此同时，刘黑闼也正挟着一种可怕的力量和势能席卷河北。
武德四年十二月三日，刘黑闼攻陷冀州（今河北冀县），斩杀刺史麹（qū）稜，随后向赵魏地区（今河北中部、南部及河南北部）发布文告，各地的窦建德旧部纷纷诛杀当地唐朝官员，起兵响应刘黑闼。八日，刘黑闼率数万大军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东）。其时正驻守宗城的唐黎州总管李世勣与右武卫将军秦武通力不能支，遂放弃城池，准备集中力量固守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可就在他们撤退的路上，刘黑闼却快速行军追上了他们。十二日，刘黑闼从背后对李世勣军发起猛烈进攻，大破唐军，斩杀五千余人，李世勣和秦武通仅以身免。十四日，洺州豪强与刘黑闼里应外合，不战而下洺州城。刘黑闼在这座夏朝旧都的东南面设坛祭祀上天及夏王，随后浩浩荡荡地率领大军进入洺州。与此同时，刘黑闼又遣使联络东突厥，颉利可汗立即派遣大将宋邪那率突厥骑兵南下与其会合，刘黑闼兵势更盛。
数日后，刘黑闼挥师南下，接连攻克相州（今河南安阳市）、黎州（今河南浚县）、卫州（今河南卫辉市）、邢州（今河北邢台市）、赵州（今河北赵县）、莘州（今山东莘县），各地唐军将领无人能挡其锋。右武卫将军秦武通、洺州刺史陈君宾、永宁县令程名振等人，纷纷放弃抵抗逃回长安。
短短半年之内，刘黑闼以所向无敌、锐不可当之势横扫河北，战必胜、攻必取，全部克复夏朝旧境，创造了一个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争神话。
有没有人能打破这个神话？…》小说下栽＋wＲshＵ。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