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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如果美国人不愿从事冒险，我们当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加拿大继续前进；如果加拿大政府持有异议，那么就可以在大英帝国的其他部分设立工厂。不过，当总统说出他认为美国决心要建设工厂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于是共同作出了决定，达成了协定的基础。我将在后一卷中继续叙述这件事。但是，与此同时，我深信不疑，正是我们把我们在英国所取得的进展和我们科学家对最后成功的信念告诉了总统，使他作出了重大而决定命运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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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我将下列关于我们面临的迫切的战略决定的照会提交给总统：
·秘·密 1942年6月20日
1．海上船只接连不断地大量沉没，已成为我们最大的、最迫切的危险。为了减少除实际战斗中必然会遭受的损失以外的船只沉没事件，现在有什么进一步措施可以采取？护航制度何时开始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实行？有无应当减少的不需要的货运？我们是否应当减少商船吨数来建造更多的护航舰只？如果如此，要减少到何种程度？
2．我们必须坚持准备“波利乐”作战计划，如果可能，可在1942年执行，但肯定要在1943年执行。这项计划的全部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正在进行安排，准备在9月初以六个或八个师的兵力在法国北部海岸登陆。不过，英国政府不赞成肯定会引起灾难的军事行动，因为，不管俄国人处于何种境地，这对他们都没有帮助，而且会连累到法国人，使他们遭到德国人的报复；加之，还会严重地推迟1943年的主要战役。我们坚决认为，除非我们将在法国呆下去，今年在法国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登陆。
3．除非德军完全丧失士气（这一点还没有可能），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负责的英国军事当局能够制定出有成功希望的1942年9月作战计划。美国参谋长们有什么计划吗？他们将对哪些地方进行攻击？什么样的登陆艇和舰只可供使用？谁是准备指挥这场军事行动的军官？需要英国出什么军队，给什么样的援助？假如能够找到一种适当的而有成功希望的计划，英王陛下政府将热诚地欢迎它，并当充分地分担美国战友的危险和牺牲。这始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一致的政策。
4．但是，如果制订不出任何负责当局均有极大信心的计划，因而1942年9月在法国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战斗，那么，我们还应当干些什么呢？难道我们能在1942年期间听任大西洋战场无战事吗？是否我们应当在“波利乐”计划的总体制之内准备某些其他的军事行动，以取得某些有利的阵地，而且，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减轻俄国人的负担？正是在这种环境和背景之下，应当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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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深夜，总统的专车把我们送回华盛顿；我们于第二天早晨八时左右到达华盛顿。我们在严密的护卫之下，到达白宫。我又被安置在览敞的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房间里，那里的温度约30°，比白宫其他大多数房间的温度均低；我在那里舒适地居住着。我用一小时的时间阅读报纸和电报，然后进早餐，在过道里找到哈里，然后到总统的书房里去看望他。伊斯梅将军与我同来。不一会儿，一封电报送到总统的手中。他一语不发地把电报交给了我。电报上写着：“托卜鲁克投降，二万五千人被俘。”这是令人惊异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会是真的。我于是让伊斯梅打电话到伦敦去询问。几分钟内，他将在亚历山大港的哈伍德海军上将的下列来电带来了：①
①5月31日，哈伍德海军上将继坎宁安海军上将任地中海舰队司令。
托卜鲁克已经陷落，情况恶化，亚历山大港可能即将遭到严重的空袭；鉴于月圆的时期即将来临，我正调遣所有东方舰队到运河以南，以防万一。我希望英王陛下军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在本周末能够驶出船坞。①
①哈伍德海军上将因为亚历山大港此时会遭到在战斗机掩护下的俯冲轰炸机的袭击，才作出这种决定。
这是我在大战期间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大打击之一。它不仅在军事上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它还影响到英国军队的声誉。在新加坡，八万五千人对数量处于劣势的日军投降了。
现在在托卜鲁克，二万五千名（实际上是三万三千名）久经风霜的士兵向为数也许只有他们的一半的敌人缴了枪。如果这是沙漠军队士气的典型，那么，非洲东北部所面临的灾难将更无法应付了。我并未企图对总统掩饰我所受到的震惊。这是痛苦的时刻。失败是一回事；耻辱则是另一回事了。没有什么比我这两位美国朋友的同情心和侠义之情更可珍贵的了。他们没有责备，也没有说出什么不逊之言。罗斯福说：
“我们将做些什么来帮助你呢？”我立刻回答道：“尽可能地将你们能够拔出的‘谢尔曼’式坦克给我们，尽快地把它们运到中东去。”总统派人去请马歇尔将军来。几分钟之内马歇尔将军来了，总统就将我的要求告诉他。马歇尔回答道：“总统先生，谢尔曼式坦克只是刚投入生产。第一批几百辆已经分拨给我们的装甲师了，在此之前他们只好安于陈旧的装备。要从士兵的手中拿走武器，那是非常为难的事。尽管如此，假如英国急于需要，我们自当设法；此外，我们还可以给他们一百门105厘米口径的自行火炮。”
为了把这件事说完全，我必须做这样的声明，美国人的行动是胜过言辞的。发动机还没有安装好的三百辆“谢尔曼”式坦克和一百门自行火炮装上六艘美国最快的船只，开往苏伊士运河去了。一艘装有所有坦克发动机的船只，在百慕大附近为潜艇击沉。不用我们说一个字，总统和马歇尔将军把另一批发动机装在另一艘快船上，并让他们去赶上运输船队。“患难之交才是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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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不久，布鲁克将军和哈里·霍普金斯与我们一道开会，商讨未来的战略问题。伊斯梅将军关于军事上的结论保存了一份记录。
1．关于1943年“波利乐”作战行动的计划和准备工作的规模愈大愈好，要极迅速地全力推进。不过，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应当准备在1942年采取攻势。
2．1942年在法国或低地国家的作战行动如能成功，会比任何其他战场的作战行动产生更大的战略上与政治上的收获。关于这一战场的各种计划和准备方案，应当以各种可能的速度、力量和机智来推进。还必须以最坚决的努力来克服这种行动中显著的危险和困难。如果可能订出健全而明智的计划，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反之，如果经过详尽的检查表明，即使竭尽全力，胜利也未必可能，我们必须准备另一个计划。
3．关于法属北非（“体育家”作战计划）战役的可能性，将要仔细地、有意识地进行审查，而且，各种计划应尽可能早日具体完成。用于“体育家”作战计划中的军队主要可以从尚未离开美国的参加“波利乐”作战计划的军队中物色。在1942年秋季和冬季在挪威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战斗行动的可能性，也应由联合参谋部仔细加以考虑。
4．计划“波利乐”作战行动一事仍集中于伦敦。计划“体育家”作战行动则集中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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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当我们在午餐后闲坐无事时，哈里对我说：
“总统很希望你会见两位美国军官，因为他们在陆军中、在马歇尔和总统本人那儿都极受重视。”于是，在五点钟，艾森豪威尔少将和克拉克少将被带到我的有冷气的房间里来了。我立刻对这两位杰出的但以前一直不认识的人士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两人都从总统那儿来。他们都是初次会见总统。我们谈论的几乎完全是1943年横渡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事。这件事当时被称之为“围歼”作战计划，而他们的思想显然集中在这一方面。我们很愉快地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为了使他们相信我个人关心这个计划，我把我在出发前两天，即6月15日写给三军参谋长的一份文件的副本交给他们；在这份文件中，我提出了我对于这样一种战斗行动的方法和规模的初步想法。无论如何，他们对这份文件的精神感到很满意。当时，我认为1943年春季或夏季是攻击的时期。我认定，这两位军官将要在这次战斗中起重要的作用，而这正是他们所以被介绍和我相识的理由。因此，我们之间开始了一种友谊；这种友谊历经战争的成败，我极其满意地一直保持到今天。
一个月以后，在英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显然急于考验我的热忱，问我是否愿意把我那个文件送一份副本给马歇尔将军。我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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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九时三十分，我们在总统室内举行另一次会谈。美国三军参谋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谈。讨论了有关海军形势和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