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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远征军先头部队于9月4日在法国开始登陆。第一军团于9月19日，第二军团于10月3日先后登岸。总司令部最初在9月15日设在勒芒。军队的移动主要是经过瑟堡，车辆和给养经过布雷斯特和南特，而以勒芒和拉瓦尔为集合地点。
对于所有这些任务，英国军队都努力地工作着，并且为了丰富它们的经验起见，各个旅轮流被派到靠近梅斯一段的法国前线，那里正同敌人对峙，至少有一些巡逻活动。其余的时间，我们的部队都从事训练。这确是必要的。在战争爆发时，军队具有的准备程度远不及二十五年前约翰·弗伦奇爵士①的军队所达到的水准。在国内，军队已有好几年没有受到相当规模的操练。正规军校编制短少二万人，其中包括军官五千名，而根据以正规军保卫印度的“卡德韦尔计划”，其责任便大部分落在本土部队的身上，结果使本土部队的质量几乎和军队学员相等。1939年3月本土防卫队扩充一倍，其用意虽然很好，但很欠考虑，而同年5月又建立了民团，结果这两方面都从正规军中调用了大量的教官。在法国冬季驻防的几个月时间，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各种的训练计划都并入加紧设防的主要工作之内。我们的军队在这个难得的喘息期间，在效率方面确有显著的增进，工作虽然艰苦，而且没有发生任何战斗行为，但部队的士气和精神面貌，都在焕发增进。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总司令。——译者
在我们前线的后方，沿交通线的军需库中，堆积着大量的给养和弹药。在塞纳河和松姆河之间，储存着十天的供应物资，在松姆河以北，还有七天的额外供应品。后一项给养，在德国人突破前线后，使英国军队渡过了难关。鉴于当时局势平静，勒阿弗尔以北的其他港口亦逐渐地陆续加以利用。迪埃普成为一个医院基地；费康专供运输军火；最后，我们利用的法国港口，共有十三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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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受任何法律或条约约束的政府，同那些必须在犯罪国家开始进攻后才能产生战争情绪和进行计划的国家相比，它所具备的优越条件是不可估量的。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便宜。相反地，除非侵略者的胜利是绝对的和决定性的，否则，将来总有清算的日子。希特勒除了遇到比他更强大的力量外，不受任何约束，可以任意决定他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但是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却不能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它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准备在比利时向它们求援时，立刻前往援救，但等到它要求援救的时候，可能时间已嫌太晚了。当然，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的五年中，英法两国在条约认可和国联赞同的范围内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政策，比利时也许可能恪守旧有的同盟，并允许组成一个共同的阵线。这样也许可能导致巨大的安全，并且也许可能避免了即将到来的灾难。
这种同盟，如有适当的组织，可能沿着比利时边境直到海边，筑成一道屏障，以防御在1914年几乎使我们完全覆灭而在1940年将使法国一败涂地的那种可怕的迂回战术。同时，这种同盟也可以使我们能够从比利时迅速攻入鲁尔的德国工业心脏地区，因而对于德国的侵略增加一种强大的阻力。
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比利时也不会遭受比以后实际遭受的更为悲惨的命运。当我们回想起美国当时置身局外；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提倡法国裁军；我们由于德国屡次破坏“和约”关于裁减军备的条款而一再受到的挫折和屈辱；我们对于德国侵犯莱茵兰所表示的屈服；我们默认奥地利遭到兼并；
我们在慕尼黑签订的条约以及承认德国占领布拉格——当我们回想起所有上述情况时，凡是在以往的那些岁月中，在英国或法国负责国家大事的人们都没有责备比利时的权利。在一个动摇和妥协的时期中，比利时只能严守中立，并且也只能希望它能在其设防的前线挡住德国的入侵，以待英法军队前来援助，借此聊以自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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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法国军队和法国人民，由于怀着从1870年以来历代相传的复仇怒火，而富于激烈的进攻精神。他们的理论认为，数量上较弱的国家，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术上必须处处展开反攻，才能抵抗敌人的侵入。战争刚一开始时，穿着蓝衣红裤的法军，随着军乐队演奏的马赛曲，勇往直前。
德国人虽然正在侵入，但不论在何处遇到这种情况，便停下来对法军开枪射击，使它遭受了极大的伤亡。主张采取攻势最力的首创者格朗梅松上校，就在战场的最前线为他的国家和他的信条而牺牲。我曾在《世界危机》一书中，说明为什么防御炮火在1914至1916年或1917年这段期间占有绝对的优势。我们亲自看到在南非战争中，少数波尔人使用自动来福枪，产生了很大的效力；这种火力，对于穿过旷野前进的军队，即便不能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至少可以造成重大的伤亡。除此以外，当时还有日益增多的机关枪。
接踵而至的是大规模的炮战。几百门，后来增到几千门的大炮，能把一个地区轰成粉碎；但是，英法军队在英勇牺牲以后，如果再要并肩前进去攻打凭壕固守的德国军队，他们会面临着绵连相接的坚强工事；而他们压制第一线敌人的排炮，已把他们前面的土地，轰得弹坑累累，纵使他们进攻获胜，这些弹坑亦将成为他们再向前进的巨大障碍。从这些艰苦的经验中所能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采取守势，必胜无疑。此外，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武器的火力已经大大增强。不过守势固有其利，同时亦有其弊，这在以后可以明显地看到。
这时的法国，和1914年8月间同它的世代仇敌决一死战的法国，却完全不同了。报仇雪耻的精神，自从战争胜利、任务完成以后，已经烟消云散了，而培养这种精神的领袖们也都早已去世了。在上次大战中，成年的法国人惨遭杀害的达一百五十万。在绝大多数的法国人的心目中，一想起攻势行动，便联想起1914年法国进攻时最初的失败、1917年尼韦尔将军的溃退、松姆河和帕森达勒的长期苦战，尤其是现代化武器的火力对于进攻部队所造成的巨大伤亡。在法国和在英国，都没有人能彻底了解一种新事物所引起的后果，即装甲车辆能够抵御炮轰，并且能够每天向前推进一百哩。关于这个专题，几年以前，有一个名叫戴高乐的指挥官发表了一部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年老的贝当元帅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中的权威，对于法国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它闭塞了吸收新思想的途径，尤其是不赞成那些被古怪地称为“进攻武器”的东西。
在事过境迁以后，关于依赖马奇诺防线的政策，时常受到人们的指摘。这种政策确实造成了一种防御心理。但是，在保卫长达几百哩的边界时，明智的防御措施，往往是用防御工事尽可能地同敌人隔离，因而可以在军队驻守不动的条件下，节省兵力，同时还可以控制敌人可能进犯的路线。如果马奇诺防线在法国的作战计划中能够适当地加以利用，则它可能对于法国作出巨大的贡献。它应该被看作是一长列互相连接的宝贵的出击口，尤其是能够被用来隔断大部分的前线，以便在它的后面集中一般后备队，或进行“大规模的调遣”。
如果考虑到法国和德国在人口方面的差别，我们应该承认马奇诺防线是一个明智而谨慎的措施。实际上，非常古怪的是，这条防线并没有至少沿着默兹河一直向前延伸。如果能够一直延伸的话，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可靠的屏障，使法国得以自由使用手上坚固锋利的宝剑向敌人冲锋陷阵。但是贝当元帅却反对延长防线。他竭力主张，阿登地区由于地形关系，绝不可能成为入侵的通道。因此，延长防线的计划被否决了。我在1937年视察梅斯时，吉罗将军曾对我说明马奇诺防线的攻势意义。但后来攻势的观念并没有付诸实行，而这条防线不仅吸收了大量有训练的正规军的士兵和技术人员，而且对于军事战略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反而产生了削弱的效果。
新的空中力量被恰当地看成是各种作战中的一个革命性的因素。鉴于当时双方可以使用的飞机的数量较少，它的效力不免被人们所夸大，并且一般认为空军可以在敌军发动进攻时阻碍大量军队的集中和运输，因此有利于守势方面。法国最高司令部，甚至认为法国的动员时期，都有极大的危险，因为铁道中心可能遭到空袭的破坏，虽然当时德国飞机像盟国一样，数量极少，不足以担任这样重大的任务。空军首脑人物所表示的这些思想，当然是正确的，到了战争的后期，当空军力量增加了十倍或二十倍时，并且得到了完全证实。但在战争开始时，这种看法则未免过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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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有人开玩笑说，陆军部总是在准备着上次的战争。但在其他各部或其他国家，大概都有这样的情形，而就法国军队来说，确实如此。我也认为只要积极地采取防守措施，守势具有极大的力量。但我这时既不肩负任何责任，同时又无法获得连贯的情报来作出新的评价。我了解上次大战中的屠杀情形，使法国人民痛彻心腑，难以忘怀。德国已经获得了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