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 第21部分

搜索部队派出参谋张占民带领6名战士乘直升机来到库木库都克，跟科学考察队一起进行搜索。这样，库木库都克宿营地增至15人。

6月24日下午2点，新疆部队派出的地面搜索部队从马兰出发。不过，他们不是前往库木库都克，而是前往八一井，要把大本营安在八一井。因为当时估计彭加木很可能是朝八一井的方向找水，所以要加强在八一井四周的搜索。

周夫有处长说，沙漠中没有路，这支地面搜索队在半途中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八一井。直至27日派出直升机，在搜索部队那里降落，帮助他们确定方向，这才终于找到八一井，并在那里安营扎寨。

考察队和张占民参谋、战士等15人也奉命从库木库都克赶往八一井，与地面搜索队汇合，一起搜索。

也就在6月27日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也派出地面搜索队——防化连，自甘肃敦煌向西朝库木库都克方向寻找。

另外，敦煌公安局还发动牧民，在低石湖一带寻找。周夫有以为，低石湖虽081然在库木库都克之东，但是与库木库都克之间隔着50公里的沙漠，凭彭加木当时的体力是很难穿过这50公里的沙漠到达低石湖的。

周夫有处长对笔者说，在酷热的沙漠中进行搜索，非常艰苦。战士们的工作时间，每天都在12小时以上。汽油也消耗很厉害。

马仁文则对笔者说，从彭加木失踪的那天起，考察队员们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两小时。再说，他们从5月3日离开乌鲁木齐开始进行罗布泊科学考察，已经连续在野外生活了五十多天，非常疲劳。虽然如此，为了寻找彭加木，他们仍日夜坚持工作。

地面搜索部队曾经在羊达库都克附近的沙漠里发现一行持续了250米的脚印。这一发现使搜索部队兴奋了好一阵子。不过，那脚印——鞋子的花纹不清晰，难以确定是不是彭加木那双翻皮皮鞋的鞋印。另外，脚印是一脚重，一脚轻，不符合彭加木脚印的特点，彭加木的脚印是左、右脚均衡的。这脚印在持续了250米之后，遇上较硬的地表，消失了。

周夫有处长对笔者说，后来，在彭加木遗留在库木库都克宿营地的地图上，发现彭加木误将红十井标成八一井。这表明，彭加木当时很可能是朝红十井的方向找水，而不是朝八一井的方向前进。周夫有说，如果早一点知道这一情况，地面搜索部队的大本营，应当放在红十井。

◆警犬在高温下无能为力

多日的搜索，唯一的成果就是找到彭加木的坐印、遗弃的糖果纸以及从那里延伸的脚印。那行脚印在地表坚硬处消失了，能不能从那里继续寻找，是成功的关键。于是，有人建议，用警犬凭借气味向前寻找。

这一建议得到了部队首长的支持。于是，将情况向公安部通报。公安部紧急从上海、南京、烟台调集侦察员和警犬。

这样，也就出现了序章中所描述的一幕：7月4日，当我从上海登上飞往乌鲁木齐的班机时，正好与上海、南京、烟台公安局的侦察员和警犬同行。

从7月6日起，开始调集各路人员，进行第三次大规模搜索。我当时在马兰见到的集结的队伍，就是这支搜索队伍。参加搜索的人数总共为117人，分为三队：

一队是由科学院干部组成，负责人为新疆分院的夏训诚，总共27人；

二队是由部队官兵组成，来自马兰基地和“720”基地，总共64人；

三队是公安侦察员的警犬队，包括我和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在内，总共26人。领队是上海市公安局周永良处长。

除了各搜索队乘坐的越野车之外，当时出动的大卡车为13辆，其中包括运输物资的卡车3辆，水车6辆，油罐车4辆。

据我当时的记录，最高地表温度为60℃，最高气温达50℃，夜间最低温度为22℃。

另外，我在“720”基地值班室值班记录中查到，在彭加木失踪后的三天，即6月18日、19日、20日，库木库都克都有大风，风力8…9级。

当新疆方面出动三支队伍进行搜索的时候，甘肃方面也派出一支队伍朝着库木库都克方向搜索。我曾采访了这支队伍的随队记者——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宋政厚。他告诉我，他是7月5日随队出发，过了玉门关。第二天进入疏勒河故道。当时搜索的重点是断崖与沙梁之间的地方。这支队伍总共28人，搜索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为50公尺。搜索了5天。沿途发现过三个火堆残迹，还找到过麻绳头，野骆驼的下肢，都与彭加木无关。

这次大规模搜索，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警犬。然而，警犬怕热不怕冷。它浑身无汗腺，只靠舌头散热。到了现场，气温甚高，警犬连连喘气。公安战士不畏艰辛，趁早晚比较凉快的时候，带着警犬去搜索。常常在清晨五点（即当地时间凌晨3点）便摸黑出发。

然而，在彭加木脚印消失处，警犬未能找出他的行进轨迹。据分析，原因有二：一是警犬到来太晚，当时彭加木失踪已经二十多天。沙漠里气温高，风大，彭加木的气味早已消失；二是由于气温太高，警犬失去嗅觉，无法正常工作。

7月13日上午，从搜索前方传出消息：在彭加木脚印消失处7公里芦苇丛中，发现一只药瓶。在离药瓶三厘米处，发现有人坐过的明显印迹。

我从“720”基地值班室值班记录上，查到来自搜索队的电报，原文如下：

二队报告，他们派出31人、6台小车、两台卡车，前去寻找。12：30，在羊达克库都克以东无名井西南四百米处的芦苇中，发现一个深褐色的药瓶，没有商标，没有盖，直径四公分，高七公分，在离药瓶三米处，有一明显的人坐过的痕迹，并铺有芦苇叶。面对这个地方，有一条明显向东的脚印。我们已指示他们跟随脚印继续搜索前进，有更大的困难也要寻找下去。

这一消息，当时曾经使三支搜索队的士气大振。

据当时代替彭加木担任考察队队长的陈百录告诉笔者，彭加木每天早上、晚上都有吃药的习惯，但是他见到过的彭加木的药瓶都比较小。

另外，那药瓶当时是平放着，瓶里有沙。经过仔细观察，瓶中的细沙有的黏结在一起。这表明，瓶子躺在那里有些日子了，不大像刚刚丢弃的。

正因为这样，这药瓶是否系彭加木遗弃物，无法确认。

第二搜索队继续寻找，没有发现新线索。

另外，陈百录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搜索队曾经在疏勒河故道上发现一只纽扣，还见到一丛芦苇有被刀削过的痕迹，但无法确认这是彭加木的痕迹。

搜索队二队还在八一井南面发现长达150米的脚印。不过，这是两行平行的脚印，显然是两人同行留下来的，而彭加木的独自去找水井，也就排除了是彭加木脚印的可能性。

在7月14日，一架“直…5”型直升机在沙漠中发现一个可疑物。随即降落，发现那是一把伞，有一半埋在沙中。彭加木出走时没有打伞，所以这一线索与彭加木无关。

在那些日子里，驻疆空军出动了29架次飞机，飞行时间达100小时以上。地面搜索队也在那里艰难搜寻。

虽说这次搜索找到若干线索，最后仍无功而返。

一个月过去了，仍未发现彭加木的下落。彭加木生还的可能性，已几乎没有了。现场气温太高，供水又极困难，东西两路搜索队伍，不得不撤出现场。

◆第四次搜索无功而返

在1980年8月2日结束了第三次寻找彭加木之后，照理是不会再进行新的搜寻了。因为这时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一个半月，此后即便找到彭加木，也早已经牺牲。

然而，在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20日，组织了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行动。不论是参加的人数、出动的飞机和汽车、持续的时间，都66超过前三次。

应当说，前三次搜寻彭加木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时彭加木有可能还活着，是一场抢救生命的紧急行动。然而，在彭加木失踪半年之后，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空前的大规模搜索？

内中的原因，就是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刊登了造谣新闻——彭加木外逃美国。

为了以事实驳斥香港《中报》的谣言，于是由中国科学院组织了第四次最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行动。尽管组织者明白，即便找到彭加木，也只是遗体而已。

在我看来，香港《中报》的谣言本来就不值一驳。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发表一篇辟谣文章，揭穿谎言，也就足够了。然而，为了驳斥那么一个天方夜谭式的谎言，花费那么多财力、物力，是完全不必要的。如果彭加木有在天之灵，也必定会坚决反对的——因为彭加木独自往东去找水井，就是为了不动用飞机运水，以求节约资金。这样的大规模搜索，其本身就违背了彭加木精神。

新华社记者是这样报道第四次大规模寻找彭加木的情况：

1980年11月初，根据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指示，为了平息社会上的谣言风波，要再一次寻找彭加木同志。第四次进入罗布泊的队伍，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军区独立5团、通信兵部队、汽车56团和兰州407部队等八个单位共69人组成，配备大小越野汽车18辆。新疆分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王熙茂同志任现场总指挥。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随队住在敦煌指挥部。彭加木的儿子彭海以及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朱相清随队前往现场帮助寻找。为了保障寻找队伍绝对安全，第四次寻找队在敦煌建立指挥所，敦煌指挥所与寻找分队保持无线电联系；发生紧急情况时的救援，由军区空指临时派出飞机担任；有关空地联络信号等也作了明确规定。队伍由14名科技人员、15名解放军战士、7名通讯话务人员、20名司机、4名测工、9名后勤联络人员共69人组成。军区和分院抽调水罐车、油罐车、电台车、物资装备车、吉普车共18辆，携带电台3部、帐篷6顶、行军锅2口、信号枪2支、信号弹4个基数和大量生活用品。

队伍从11月10日由敦煌进入罗布泊地区到12月20日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