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只有一间大实验室，许多人在里面做实验。他们三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每天埋头从“黄豆芽”中提取植酸酶。实验任务是很重的，他们常常从早干到晚。不过，每到晚上，另一位女同学就不来了，只剩下彭家睦和夏叔芳在那里忙碌着。他们曾问过这位女同学，为什么晚上不来做实验？她有点不大好意思地答道：
“我晚上要去做家庭教师。”
彭家睦和夏叔芳感到奇怪，这位女同学家庭是个巨富，为什么还要去当“家庭教师”？他们想，也许她晚上有“幽会”，不便明说罢了。
直到几年后，他们才明白，这位女同学每天晚上忙于地下党的活动，所以不能来做实验。
旧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毕业即失业了”，1947年夏天，当彭家睦和夏叔芳即将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化系的时候，他们一边做毕业论文，一边开始为未来担忧，四处托人寻找毕业后的出路。
彭家睦请熟人帮忙，好不容易获知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需要一名助教。彭家睦把自己的学历寄去之后，对方答应了，可以发给他为期一年的聘书。
这时，夏叔芳没有找到工作，终日惶惶。有一天，王应睐教授忽然告诉她一个好消息：他要到青岛的山东大学医学院开设生物化学课，需要两名助教。自然，彭家睦和她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夏叔芳兴高采烈地跑去找彭家睦。彭家睦一听，又高兴又懊悔：高兴的是，这样一来，他可以跟夏叔芳一起，继续得到王应睐教授的教益；懊悔的是，他已经与北京大学农学院订了约。
夏叔芳劝他把情况向北京大学农学院说明一下，解除聘约。谁知彭家睦把头得像货郎鼓似的。叹了口气：“人，总得讲信用吧！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已经答应了人家，不便再改口。”
夏叔芳知道彭家睦一向很讲究信用，也就不再勉强。在暑假之后，夏叔芳和彭家睦一起来到上海。夏叔芳从上海坐船到青岛，而彭家睦则出发去北京。他们俩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两封来信
1947年8月底，彭家睦来到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担任了土壤调查及土壤物理学助教。在那里，他工作了一年，独自编写了《土壤物理实验讲义》，带领学生们进行实验。
另外，他还进行了关于中国土壤的化学分析与机械分析方面的研究。夏叔芳则在山东医学院当了一年助教。他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来往。
1948年暑假，夏叔芳回到南京。这时，她家里托人在南京给她找到了工作，于是，她便转到南京中央大学物理学院生物系担任助教。
彭家睦在这年暑假从北京回到广东探亲。经过上海时，正好王应睐教授已调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便去看望王老师。王应睐缺少助手，劝彭家睦到上海工作。这时，彭家睦的一位同学因失业而万分痛苦。彭家睦便把北大农学院土壤系的工作让给了他。自己应王应睐之邀，到上海的中央研究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当时的职务是“技佐”。由于那篇关于“黄豆芽”的毕业论文还没有做完，彭家睦在王应睐的指导下，继续进行这项科学研究工作。
不久，彭家睦收到了两封来信。
一封信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是彭浙写来的。当时，彭浙在美国学习，知道芝加哥大学招考生物化学研究生，想让彭家睦到那里去深造。信中说，美国对于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是优待的，只要有一个知名教授介绍，就很容易考取。彭浙建议彭家睦请王应睐教授写封介绍信，手续很快便可办妥。
另一封信来自于南京，是夏叔芳写来的。夏叔芳用暗语告诉他，这里有人要北上，到“山那边”的“好地方”去。她征得他们的同意，可以一起北上。夏叔芳在信中问彭家睦，是否愿意北上？如果愿意，就结伴同行。
这两封信，犹如两颗石子投入彭家睦的脑海，激起了波澜。他犹豫，旁徨。
到美国留学去，这是他曾经向往过的，并对二哥谈起过。正因为这样，彭浙尽力在美国为他办好了手续。
到“山那边”的“好地方”去，这也是他向往的，并且对夏叔芳说起过。正因为这样，夏叔芳一有线索可以到那里去，立即写信告知。彭家睦从地下党员那里知道，“山那边”的天是“明朗的天”，那里的人民“好喜欢”。
彭家睦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他什么地方都没去，依旧在上海。
为什么呢？
原来，他先是决定到“山那边”去。写信给二哥彭浙，告知不准备去美国了，因为目前祖国更需要他。
在回绝了去美国之后，彭家睦准备好行装，打算北上。正在这时，夏叔芳来信，由于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原先说好要同行北上的那个人，匆匆带领全家走了，来不及跟夏叔芳、彭家睦同行。
线，断了。彭家睦失去了北上的机会，只好仍滞留在上海。
这时“山那边”的捷报如同雪花飘来：
1948年10月14日，锦州解放。
11月2日，沈阳解放。
1949年1月31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
4月23日，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攻克南京。
为了保护“中央研究院”里的仪器、设备，迎接解放，彭家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保护工作。
5月27日，红旗终于飘扬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上空。彭家睦欣喜地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前来接收“中央研究院”。
这年，彭家睦24岁。在他的成长史上，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第四章 进步
◆入团
变了，彭家睦变了，彭家睦明显地变了！
本来，彭家睦孤不合群，沉默寡言。如今变成热心于社会工作，热情奔放了。
本来彭家睦对政治漠不关心，埋头科学。如今变成了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了，全国都变成“山那边”的“好地方”，彭家睦怎么会不热情沸扬！新中国成立后给彭家睦上政治课的第一位“教授”，便是上海市市长陈毅。
新中国成立不久，上海的原“中央研究院”便改组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彭家睦在生理生化研究所担任助理员，继续研究黄豆芽中的植酸酶问题。一天，彭家睦接到通知，说是上海分院要开大会，请首长作报告。
上海分院全体人员都到齐了，总共才二百多人。
正在这时，一个穿着灰布军装的中年人来到会场。他身体壮实，前额宽阔，落落大方，边走边跟熟人点头打招呼，身边只跟着一个警卫1。彭家睦一问，才知道这位中年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市长。
陈毅走上讲台，手中没有稿子，却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按照那时候的习惯，作报告的人总是站着讲，听报告的人倒是坐着听。陈毅一讲，总是三四个小时，站在那里毫无倦意。有时讲到一半，警卫1附在耳边请示什么急事，他处理了又继续演说。
彭家睦从未想到，这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讲话竟是那么风趣，那么幽默：
“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哪个赢？当然共产党赢！你不相信的话，只要找一个共产党的县长跟一个国民党的县长考一考，共产党的县长肯定比国民党的县长考得好！这是因为共产党的县长是干实事的，大多是从普通士兵慢慢提拔上来，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国民党的县长官僚，是上边靠裙带关系派下来的，是绣花枕头稻草芯，办不了什么事儿，只会抽鸦片。”陈毅谈笑风生地说。
谈到招研究生的问题，陈毅说：“我们的炮兵打得准，三角、几何都不错，哪位数学教授有兴趣，可以招他们当研究生嘛……”
尽管上海分院的人并不多，陈毅市长的工作又那么繁忙，但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一次，给大家讲形势，讲党的知识份子政策。
那时，上海分院的党员很少，整个分院只有一个党支部。在生理化学研究所，116只有两个半党员——两个正式党员，一个预备党员。他们看到彭家睦的思想在转变之中，就经常关心他，帮助他。
1950年2月6日，上海的上空突然出现了蒋介石派遣的飞机。这些飞机扔下了燃烧弹和炸弹，许多住宅化为焦土，弄得上海市民人心惶惶，这便是轰动上海的“2。6”轰炸。
为了对付敌机的袭击，各单位都组织消防队。彭家睦自告奋勇，参加了消防队，被选为队长。
彭家睦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带领队员练习爬梯、高楼救人等消防技术，总是身先士卒，抢在头里。在一次消防表演时，他顺着绳子，刷地一下便从四楼滑到地面，活像一个杂技演员，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彭家睦对消防队员们的要求也很严格，强调组织纪律性。他一吹口哨，队员们在两分钟内便戴好消防帽，穿好消防靴，从各处跑到他的跟前，排成一列整齐的横队。
在空袭时，自来水管被炸断，整座大楼就要断水了。为了在意外的情况下仍能供水，上海全市开展了水井大检查。有的水井多年不用了，井水又脏又臭。彭家睦参加了“洗井队”，一边用水泵把臭水抽走，一边下井洗刷。那是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彭家睦把棉衣一甩，把粗麻绳往腰间一勒，便下井去了。他认认真真地在井里洗呀，刷呀，出井时全身水湿，分不清楚究竟是井水还是汗水湿透了衣裳。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几次洗井，井水终于清澈干净了。
也就在这些解放初期动乱的日子里，彭家睦除了忙于消防、洗井之外，对于自己的“正业”——科学研究工作，依旧抓得很紧。在王应睐教授的指导下，他终于完成了当年与夏叔芳及另一位同学所未做完的实验，由他执笔写出了生平第一篇科学论文，《黄豆芽植酸酶的研究》，署名“彭家睦、王应睐”，最初发表于《生理学报》1954年第2期。后来，这篇论文经专家们审阅，认为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平，又被推荐到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中国科学》上发表。这是彭家睦在科学研究道路上迈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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