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让王芷涯把起初的情况告诉彭加木，以便说服他安心在上海休养。
直到这时，彭加木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患的是“纵膈障恶性肿瘤”。尽管他早就猜到自己患了癌症，可是那只是猜测而已，况且也不知道确切的病症名字。
王芷涯还拿出了中山医院给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公函，说明“不得离开上海”这不仅是党组织的意见，而且也是医生们会诊后的结论。
本来，王芷涯以为，这下子彭加木会打消去边疆的念头，会说：“好吧，那我就留在上海。”
谁知彭加木真的是十头牛拉也拉不回来的人。他看了公函，很坦然地说：“我情况过去我也知道一点，对我去新疆不会有什么影响。”
听了彭加木的话，王芷涯深为感动。她想，有的人没病装病，有的人小病大养，有的人想方设法要留在上海，有人甚至说彭加木如果不到边疆去就不会得癌症！而彭加木呢，医院明确认为他“不得离开上海”，他却再三请求要到边疆工作！这两种人的思想境界，真是天壤之别！彭加木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不达目的不罢手”的人。他人在上海，心儿早就飞到边疆。他接二连三地向组织上请求“放虎归山”。
请读一读彭加木当时所写的报告。原文照录，一字未易。字里行间，渗透着一股多么感人的力量！
1957年9月9日，彭加木给组织写了这样的报告：
近期间总是想着如何能早日到乌鲁木齐去，因为现在病已基本上好了。治疗已暂告结束，体力上已可担任一些工作。新疆方面的工作，由于在1956年已订了计划，各方面已做好准备，如果我不去，而一时又找不到代替的人，那么那些准备工作就要落空，整个工作也将受到影响。此外，也会影响到动员更多的人去新疆工作。
问题关键在于身体健康状况是否允许到乌鲁木齐工作？我的看法是，在乌鲁木齐工作与在北京、上海工作，对体力上的要求来说，没有什么差别……我的病与所在地区无关，留在上海，未必就不会发病；去到乌鲁木齐，未必就会发病，即使发病，可以先行在乌鲁木齐治疗，必要时可以回上海治疗，这样做对病情无大影响。
在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当然都是很优越的，但是一个共产党员，难道可以畏难退缩？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边疆的道路上摔过一跤（作者注：彭加木把患癌症称为“摔跤”），可是爬起来了，拍拍灰尘，又要继续前进。只是应当吸取教训，眼睛更敏锐些，脚步更小心些，争取不再摔跤。因此，已经向综考会简焯坡（作者注：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的一位负责人）提出，希望在取得医生同意后，在九月中旬后回北京，并尽可能早日到乌鲁木齐……
也就在这一天，彭加木又同时给简焯坡写了一封信，请求赴新疆工作：
我正以最大的努力来和疾病作斗争，以期早日取得完全的胜利。8日拍摄了胸部正面及侧面的X光照片，结果很好。
……
新疆的工作，没有疑问是急切等着人去做。我认为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我尽可能早些去乌鲁木齐，做一些体力所能胜任的准备工作。我对那儿的情况是摸熟了些，而且如要争取沿海一带的有经验的人去协助工作，也得有人在那里联系、准备。……如果我能够在上海做一些轻微的工作，没有理由就不能到乌鲁木齐做一些轻微的工作。一年多来，我深深体会到争取人去边区工作的困难。人们对边疆有过多的、认为是十分荒凉艰苦的误解，我更不愿意由于我生了一场病而加深人们的误解。这种情况事实上已开始产生了。
医生们曾经认为我的病情十分险恶，这是我知道的，最近王芷涯同志曾经代表组织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其实，在医院时从各方面的观察，我也已知道一些，只是没有那么系统罢了。不过，我是十分乐观的，无论任何严重的疾病或是各式各样的困难，都不能摧毁我对工作的信心。我相信必定能获得胜利。我甘愿忍受一切痛苦，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能做五分就做五分，活一天就要干一天。我还准备留出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力量来应付疾病，我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客观上的需要。关于这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一）病与地区无关，发病的可能性到处一样。与其消极地在上海等待，不如141作积极的打算，如加以适当注意，在外也不一定会发病。
（二）在上海对工作的作用不是很大，对人对己的影响均不好，一个人如久受消极因素的侵蚀，容易消沉，而留在上海事实上已增加了动员人去边区参加工作的困难。
（三）我的病所需要的医疗条件，在乌鲁木齐是能够满足的。
……
由于有人过去一阶段患病的经验，我对于如何能适当的控制，已觉得很有把握。
因此，我要求：在取得医生的同意之后，我就立即去乌鲁木齐，如果工作上确实不需要在明春以前去，那么就在这期间内先去昆明，一方面可以把工作交代清楚，另一方面可作为体力上的一个试验阶段。
彭加木在寄这两份报告之后，急切地期待着组织上的批准。他一边治病，一边开始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做实验，以尽快恢复自己的体力。
然而，领导上并没有马上批准彭加木的请求。彭加木焦急万分，一次又一次地向党支部书记王芷涯请战。
1958年2月9日，彭加木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再一次提出恳切的请求：
经长时间的调理休养后，现已恢复健康。这是由于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严重的病才能迅速痊愈。
现在我抱着像一个士兵等待着“重返前线”的焦急心情，恳切地请求你准许我立即回到边疆去参加进攻科学堡垒的战斗！
彭加木的信条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让他安心留在上海养病，医生劝告过他，党支部劝告过他，妻子劝告过他，同事劝告过他。然而，彭加木以“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的豪迈气概，坚持自己的请求。
他一再要求重返边疆，他在给党支部王芷涯的信中写道：
分配我什么工作都可以，人家不8干的给我干。最好是对其他同志来说带有危险性的工作给我来做。或者是短期的，或流动性的，或紧急需要完成的，让我来做。
经过组织上与医生反复磋商，考虑到彭加木的多次请求，在1958年2月底，终于通知彭加木：同意“放虎归山”！
第六章 铺路
◆33岁时写的“遗言”
1958年3月，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奇迹般踏上了漫长的征途。
彭加木取道北京前往乌鲁木齐。彭加木的“胃口”可真不小，刚到北京，又记挂起昆明的工作来了。3月17日，彭加木在京给云南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教授写了这样的信：
……如有可能则在年底再到昆明。
……我决心只要还有一点力量就要为边疆多做一份事情。
彭加木恨不得来个“分身法”——一半在新疆工作，一半在昆明工作。
乌鲁木齐毕竟遥远，大病初愈毕竟力不从心，彭加木从甘肃天水井长途汽车赴疆时，病倒了。他感冒了，发着高烧，咬着牙坐在颠簸不已的汽车上。他自己鼓励自己：“大江大海都闯过来了，还能被小河沟难倒？”
一到乌鲁木齐，他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了几天，烧才退了。从此他反而从中得出了“经验”：“病倒了，睡它几天就能恢复。我摸到了规律，不怕它！”
当时，乌鲁木齐寒气袭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又正处于创建时期，条件很差。朋友们让彭加木住到宾馆去，那里有暖气，伙食也好一点。彭加木说什么也不肯，宁愿住在新疆分院一间堆放杂物的平房里。那里连炉子也没有。一只大木箱，算是写字台。此外，一张木板床，一把椅子，便是他们全部家具了。彭加木以艰苦为乐，他说：“如果要享福，就用不着到新疆来了。我到这里，就是准备要吃苦的！”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甘当一颗铺路石子。他在那里整天忙于筹建实验大楼，购置仪器，安装仪器，培养人才；还进行野外考察，科学研究，甚至在化学楼建筑工地上抬土，运砖。当仪器从内地运来时，他和大家一起打开了几百只箱子！……当地的朋友赞誉彭加木为建立新疆分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亲手架设新疆与内地之间的科学桥梁。他在上海做了许多动员工作，鼓励上海的科学家们调到新疆来工作，或者来新疆作短期的讲学、考察。
彭加木在这次出发之前，便找了他的老同事陈善明谈心，向他介绍新疆的风貌，跷起大拇指说新疆“亚克西”（维语，“好”的意思）。
在1959年，彭加木还动员了上海的老科学家王应睐、殷宏章、苏元复、曹天钦、周光宇、焦瑞身等六位先生到新疆讲学、考察。
后来，经彭加木亲自动员来新疆工作的上海科学家，就有生理学家胡学初和徐科，化学家柳大纲（研究盐湖）和生物化学家戚正武……
另外，通过彭加木架设的这座桥梁，新疆的许多年轻科学工作者不断到内地实习、培训，迅速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新疆的朋友们称赞彭加木是架设新疆与内地之间科学桥梁的“工程师”。彭加木，是一个出色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者！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甚至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1958年7月19日写给党支部书记王芷涯的信中，写下了献身边疆的誓言：
……我极盼陈善明能到新疆来。因为除了我一人力量不足外，我的身体情况
是不够有十分把握的。虽然我在离沪时已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把工作搞起来，并准备让我的骨头使新疆的土壤多添一点有机质（关于这一点请不必告知夏叔芳）。但是，假如在我体力不能支持的时候，没有人管这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