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他备有一套修车工具，本来是供自己骑“老坦克”外出时修复用的，此时便用来替邻居修车。只见他捋起袖子，满手油污，在那里聚精会神地修车，宛如一位道地的修车工，没有半点架子。
彭加木不仅会骑自行车、修自行车，还会开汽车、修汽车。1963年，彭加木去南疆考察，快到目的地时，汽车突然发生故障。司机检查了一下，认为毛病较大，一下子修不好，便跑到治沙站去求援，请他们来一辆汽车，把坏车拖去修理。治沙站的汽车开出后，忽然遇见彭加木驾驶着汽车来了。原来在司机走开之后，他试着动手修理，不仅把车修好了，而且亲自驾车前往治沙站！
彭加木常常笑称自己是条“毛驴子”。他往返于上海与乌鲁木齐之间，总是尽力为朋友们捎带东西。他每次离疆时，都要大包、小包七八个，其中大部分是别人托带的东西。比如，哈密瓜是新疆的特产，回沪时他很想带点给亲友们尝尝，可是，他自己很少有机会带哈密瓜回来，因为临走时别人也托他带哈密瓜，而坐飞机每人所带的行李是限定重量的，于是他宁可替别人带，自己不带或少带。
有一次，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一位工人，想买一辆童车。彭加木在北京出差时，看到有一种童车式样好看，价格又便宜，便买好带回上海，亲自推到这位工人家中。这位工人见到彭加木这样忙，居然会把一个工人的小事放在心上，感动之极。
还有一次，一位彭加木的“朋友的朋友”，托他在新疆买一种中药。彭加木未能买到，心中颇为歉疚。后来，当他在海南岛考察时，偶然见到野生的这种中药，如获至宝，立即亲手采集、晒干，回沪时交给朋友，由朋友交给那位不相识的“朋友的朋友”。
彭加木在当上新疆分院副院长之后，每次回到上海，照样提着菜篮子去买菜，回家后洗菜、做饭，样样都干。为了节省时间，他家常买皮蛋、咸蛋、肉松、咸肉、板鸭之类。1979年，轮到他当宿舍代表（一年轮一次，宿舍代表负责整幢宿舍楼的公益工作），他常常打扫宿舍楼梯、走廊，从三楼扫到一楼。走廊上的公用灯泡坏了，他悄悄地拿自己家的换上。
彭加木自幼喜爱花木。他的屋前宅后种了许多夹竹桃、月季花、枇杷、葡萄……孩子们常跟他捣乱，不是把幼苗拔掉，便是把花摘掉。彭加木知道了，既不埋愿，更不呵斥，而是给孩子们讲道理，使他们懂得爱护花木。经过他耐心教育，后来，这类“侵犯”花木的事情就减少了。有的孩子甚至从“小捣蛋”转变成保护花木的“哨兵”，一看到谁偷摘花果，立即向彭伯伯“通风报信”。
彭加木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当时有的邻居家还没有电视机，彭加木便对孩子们说：“来，晚上到我家看电视！”彭加木很喜欢孩子，从来不嫌他们“烦”。
彭加木喜欢书。他买的专业书、文学书，常放在实验室里。同事们向他借，他总是说：“借什么？拿去看就是了。你们愿意看书，我心里很高兴！”
不过，彭加木对那些爱沾公家便宜的人，却不宽容。1977年，他重返新疆不久，有一次发现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的暗室中，有许多刚洗印好的个人生活照片。彭加木一看，火了，把管暗室的助手叫来，问道：“公家的暗室，怎么好印私人照片？”
助手满不在乎地说：“在我们这儿，历来如此！”彭加木一听，颈部的青筋立即怒张，他大声地说道：“怎么历来如此？历来不如此！这暗室是我亲手创建的，从1963年以来，从未洗过私人照片，哪有什么‘历来如此’？”
打这以后，彭加木当众宣布，谁都不许在公家暗室里冲洗私人照片。
事有凑巧。有一次，彭加木与几个外地朋友合影，嘱咐助手送到照相馆冲洗，而这几个外地朋友马上要走，等照相馆里印出来，来不及。助手就瞒着彭加木，在公家暗室里洗印，以便及时送给外地朋友。谁知彭加木看到照片时，一下就认出来用的是实验室的相纸，他严肃地对助手说：“下不为例！”
彭加木是一个不轻易挥泪的人。在癌症和“四人帮”所带来的迫害面前，他没有流过泪。然而，有一次在看电视剧《失望人的希望》时，看到青年们受到“四人帮”毒害，心灵空虚，走上犯罪道路时，他难过地哭了。他噙着泪水说道：“如果党不能挽救他们，我们的党是干什么的？我们应当挽救这一代人！”
1979年夏天，彭加木即将出发到新疆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一位朋友托他从新疆带一点羊的胎盘，以便研究“活性多肽”用（因为羊胎盘中含有许多的“活性多肽”）。彭加木满口答应。他想，新疆有的是羊，弄个羊胎盘还不容易。可是到新疆之后一打听，才知道这是道“难题”！原来，羊一般都在四五月下羊羔。当时已是七八月，羊不下羔，到哪里去弄羊胎盘呢？这，正像在冬天找荷花、夏天找梅花一样，时令不对头呀！但彭加木是个轻易不肯头的人。他千方百计打听到在阿克苏，正在搞人工授精试验，有几只羊最近将要下羊羔。正巧彭加木原计划要到阿克苏进行考察，便高兴地驱车前往。
到了阿克苏，打听到确实有几只羊将要下羊羔。不过，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分娩。彭加木只好一边做别的工作，一边耐心等着。一天，好不容易等到一只羊将在半夜下羊羔，他高兴极了。不料半夜分娩时，牧工睡着了，母羊把胎盘吃掉了。这下子，真急坏了彭加木。
过了几天，另一只羊要下羔了，时间又在半夜，彭加木怕再失良机，闻讯后奔到羊棚，在满是羊粪的厩里总算拿到了羊胎盘。回到招待所，他连夜用水冲洗羊胎盘，弄得满身都是浓烈的羊膻味儿。然后，他把羊胎盘消毒，装入冰瓶，用飞机托运到上海。
彭加木锻炼身体的小故事，也颇为有趣。他是早产儿，又受过癌症折磨，而去边疆工作必须具有强壮的体魄，所以他很注意体育锻炼。彭加木曾这样说过：“我从来就是个体育运动的爱好者。除特殊情况外，可以说我始终不懈地坚持锻炼。”
彭加木每次出差回来，邻居们马上就会知道。因为一到清早，他就在院子里跑步了，天天如此，常年不懈。邻居的孩子们受他影响，也跟在他后边跑。遇上下雨天，彭加木就在走廊里跳绳，一跳就是几百下。他的家里，有四、五根跳绳用的绳子呢！
星期天，彭加木常从上海骑自行车到淀山湖去，来回120多公里。夏天，他在清澈的湖水中畅游，感到痛快极了。中午，就在淀山湖畔的小镇——朱家角饭店里吃饭。由于常来常往，那里的服务员都认识他。
1976年春节，彭加木骑自行车绕着太湖转了一圈。然后又骑车到莫干山去，到达时正是夜里。莫干山是避暑胜地，而春节时值隆冬，旅客甚少，特别是春节期间，见饭店大门紧闭，只得到服务员家里，请她拿钥匙开门。服务员对这位不速之客甚为惊讶。而彭加木却为自己是莫干山饭店唯一的旅客，深为高兴。
在新疆，彭加木还曾参加过乌鲁木齐举行的群众性登山运动。当他跟大家一起登上海拔1230米高的妖魔山顶峰时，他情不自禁地脱口说出了口头禅：“今天我真得意！”
◆“两栖动物”
彭加木一面在新疆指导开展植物病毒研究工作，一面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任植物病毒组组长，有人笑称他是“两栖动物”，他倒很高兴接受这样的“美称”。
彭加木领导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植物病毒组，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仍坚持科研，有很好的基础。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个组上得快，成果也最为显着。那几年，这个组发表的论文之多，在全所名列前茅。
有一次，全组在讨论研究计划时，有人提出，应当争取在十年内，每人到美国考察一次。
彭加木却笑着说道：“美国，当然应该去。不过，我提议，应当争取在十年内，每人到新疆考察一次！”
彭加木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笨嘛，我们在科学上也要做出几样成绩来，让外国人到我们这儿瞧瞧嘛！”
1956年，彭加木曾把去莫斯科留学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再一次把出国考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他并不是不想到外国考察，他平时很注意阅读外国的文献，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占第一位的，却始终是发展边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是“两栖动物”，工作异常紧张。请看他在
1979年的工作时间表：
4月至5月初，到福建考察甘薯虫枝病；
5月中旬至6月，在云南西双版纳考察水稻橙叶病；
6月底，赶到江苏、浙江，考察那里正在蔓延的小麦丛矮病；
7月至8月上旬，应甘肃农业科学之邀，沿着河西走廊，考察苦谷、天水、成县、武都、舟曲、迭部、郎木寺、玛曲、碌曲、合作、夏河、临夏、兰州等地；
回沪后不久，又飞往新疆工作。
1978年10月，当彭加木从新疆归来，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对彭加木进行了学术考核，除主考者外，还有几十名科研人员参加。
在考核时，专家们除了肯定彭加木的学术成就之外，还一致赞扬了他所做的大量的科学组织和科学普及工作，赞扬他为发展边疆的科学研究事业作出了贡献。
经过上级批准，1979年初，彭加木被正式提升为研究员。
第九章 献身
◆撩开“神秘之地”的面纱
1979年冬，彭加木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这项任命，是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酝酿之后，才正式决定的。
前面已经提到，彭加木去新疆工作，前后达20多年之久，但在那里并无一官半职。他自认为在那里的任务，就是“铺路”。
然而，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提出，希望彭加木兼任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再三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