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对彭加木的安全极为关切。6月23日，他就派出空军和地面部队配合搜寻做了具体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多次询问彭加木同志的情况，具体过问寻找工作。
6月17日考察队迷途和彭加木失踪后，罗布泊地区附近的驻军迅速投入搜寻、援救工作。17日当天，附近驻军参谋长朱平即到达沙漠前沿，指挥援救工作。他们还派出领导干部率领部队向出事地点进发。驻疆空军部队连续出动飞机搜寻，对遇险人员空投了饮水、汽油、食物。现在除彭加木一人失踪仍然没有着落以外，其他六人安然无恙。
同日，新华社新疆分社又发出电讯《彭加木失踪前已率队穿越罗布泊》，全文如下：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5日电新华社记者赵全章报道：着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在失踪前，已和他率领的考察队穿越罗布泊的湖盆。这是历史上科研人员第一次穿越湖盆。
有些中外学者过去也曾试图穿越罗布泊的湖盆，但都因道路艰难未能实现。彭加木带领的科学考察队最近从北到南，行程七十多公里，成功地穿越了湖盆。
彭加木率领的考察队，队员中包括化学、地理、地貌、水文地质、生物、土壤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他们最近在罗布泊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考察队采集到的矿物资源标本和对这里自然条件的普查，将有助于揭开这个人迹罕至的地区的自然之谜，为开发利用这里的矿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在这以前，彭加木已先后两次进入罗布泊地区考察。1964年，他和几个科学工作者环罗布泊一周，采集到了水样和矿物标本，对当时流入罗布泊洼地的三条主要河流（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河水的钾含量做了初步研究。根据气象和河流携带钾元素情况估算，罗布泊每年可以集聚数十万吨的钾，可能还有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是块“宝地”。1979年，他又进入罗布泊地区踏勘，为今年五月份第三次进入罗布泊地区做了充分准备。
彭加木194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专攻农业化学。1956年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工作时，不畏艰苦，要求来新疆参加资源考察工作，在植物病毒和新疆资源分布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十年动乱中，他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但仍然关怀着边疆地区的科研事业。1977年后，他每年都来新疆工作。1979年，他兼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在上海、新疆两地担任科研任务。
这天，新华社新疆分社还发出一篇电讯《彭加木失踪九天仍无音讯》：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5日电着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地区考察失踪已经九天，各方面加紧搜寻，仍然未见踪迹。
连日来，驻疆空军部队派出的飞机频繁起落来往于库木库都克出事地点和考察队大本营之间，一边紧张搜寻，一边运送物资、人员，传递消息。空军还专门派出两架飞机，在大本营待命，随时执行救助任务。罗布泊地区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派出的地面部队28人，冒着酷热，艰难地穿越了沙丘密布、流沙起伏的几百公里沙漠，于今天下午到达遇险地点。6月23日由直升机送到库木库都克附近驻军的一名干部和五名战士，正在和同彭加木一起遇险、仍坚持在原地的六名同志紧密配合，继续搜寻彭加木，但仍然没有发现彭加木的踪迹。
新华社是中国权威性的通讯社。全国‘文各报都纷纷人‘刊登新华社新疆‘书分社关于彭加屋‘木失踪的电讯。由于新华社新疆分社接连报道搜索彭加木的动态，一时间，罗布泊成为中国的新闻焦点。
◆我紧急受命飞赴新疆
当时正在上海的我，虽然忙于写作，但是一直关注着彭加木的命运，每天从报纸上阅读来自罗布泊的新闻。我当时担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关心上海科学家的动向是理所当然的。
1980年6月2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报道《上海科技界十分关心彭加木安全》：
着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加木同志在罗布泊地区考察时失踪的消息传出后，上海科技界的同志都十分关心他的安全。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生化研究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领导同志，根据市委指示，看望了彭加木同志的爱人、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夏叔芳同志。她对党和同志们对彭加木的无比关切，深表感谢。
彭加木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科学研究事业，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为发展我国的植物病毒学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今年四月中旬，彭加木刚从海南岛归来，五月初又风尘仆仆地赶往新疆，率领科研人员对罗布泊地区进行综合考察。不少科研人员表示：“彭加木同志不怕艰苦，不计报酬，一心一意搞科研，乐为四化作贡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980年6月30日，我从上海《文汇报》上读到关于搜索彭加木的最新消息《寻找彭加木的部队发现线索》：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9日电新华社记者赵全章报道：参加指挥营救着名科学家彭加木的罗布泊附近驻军参谋长朱平对记者说，寻找彭加木的部队在离出事地点库木库都克以东十五公里处，发现了地上有人坐的印子和一双脚印，旁边有一张糖纸。
朱平说，这个情况表明，彭加木有可能在此休息过。彭加木17日上午离开库木库都克时曾留下纸条说他“去东找水”。如果他在此处休息过，那就表明他确是往东走的。
朱平说，从考察队员那里得知，彭加木临走时，带有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一袋饼干，两架照相机，还有毛衣和自卫用的匕首。
朱平认为，以彭加木的体质、经验和意志，是有可能在两天内走出那一带45公里的戈壁沙漠，到达有水草的疏勒河故道的。他说，故道那里有能食用的野生动植物。
目前，部队派出的人员正在上述地带加紧寻找。
就在这一天，上海人民出版社女编辑曹香秾突然来到我家。她曾经与我有过许多交往。这次来访，她告诉我，自从新华社发表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以来，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高度关注上海着名科学彭加木的命运。尽管彭加木生死未卜，但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都认为应该为他出版一本书，而社领导在物色作者时，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你！
曹香秾郑重其事地说，她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聘请我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特约作者，并在最短的时间里飞赴新疆，赶往罗布泊采访。
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采访任务。
那时候，采访要凭介绍信。我前往上海人民出版社，开了许多张采访介绍信。
买飞机票则凭单位介绍信，而且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也不是每天都有。我一边开始办理购买机票的手续，一边赶往上海《解放日报》社。我知道，上海《解放日报》社的资料室里，有“人头档案”——即把重要的、着名的人物，按人剪贴剪报。这些剪报本原本只是供报纸记者内部使用。由于我跟《解放日报》社熟悉，就去资料室查阅，果真查到一大本关于彭加木的报道剪报集。这样，使我在前往新疆采访之前，对于彭加木的情况，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
我赶到《文汇报》，从摄影记者臧志成那里查阅他拍摄的诸多彭加木照片。
我来到彭加木所在单位——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得到宣传科朱克华、李建平以及施建平的帮助，使我知道写作彭加木传记需要采访哪些人。
终于，我买到了最近的一班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班机机票——7月4日起飞。
在离开上海的前夕，7月3日，我前往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采访了植物病毒研究组副组长、彭加木的助手陈作义。他与彭加木共事多年，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向我介绍了彭加木的人生历程，使我对彭加木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
陈作义给我看了彭加木在失踪前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我们在5月3日出发到南疆考察，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一个七人的探路小分队带上四大桶水、两大桶汽油、一顶帐篷、粮食、炊具等物，自北往南纵穿罗布泊湖底。
进入湖区的第三天，遇到盐碱皮（盐壳），汽车轮胎被锋利的盐晶块“啃”去一小块一小块的，无法继续前进。而所带的油、水又已消耗不少，只得原路返回。
在山里常常找不到路，在湖里则是一望无边，没有一个定位前进的目标。这两天正在准备，再度进入湖区，纵贯罗布泊，希望到达阿尔金山。打算后天出发。我们将在六月底前结束这一阶段的考察工作。信是请人带到有居民点的地方发出的。
彭加木
1980年5月28日于罗布泊西北部山前的一个营地
◆关键时刻我求助钱学森
7月4日，我登上飞往乌鲁木齐的班机，前往采访彭加木事迹以及搜寻情况。
飞机是在早上七时一刻飞离上海虹桥机场的。记得，飞机上有好几位公安局的侦察员，李明便是其中一位。除了来自南京的侦察员之外，还有上海市和山东省烟台公安局的侦察员。他们所带的警犬，装在铁笼里，作为“特殊行李”托运……当时，济南和南京没有直飞乌鲁木齐的航班，所以他们都来上海，搭乘飞往乌鲁木齐的“三叉戟”客机。
上海市公安局的侦察员吴金泉告诉我，所带的三条警犬，分别叫“昆明”、“祖国”、“洋泾”。他带的是“昆明”，周路生带的是“祖国”，侯奎武带的是“洋泾”。上海公安人员的领队是上海市公安局周永良处长。另外，还有一位上海的痕迹专家程链明同往。
吴金泉向我说起了他的爱犬“昆明”，还是电影明星呢，曾经在电影《蓝光闪过以后》、《一个美国飞行员》中有过出色的表演。另外，南京市公安局的李明带着警犬“小熊”、于亮明带着警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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