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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传诵千古的《正气歌》。其开篇说：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他歌颂了自古以来浩然正气、慷慨赴义的先贤们，指出：
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他回顾了自己以身许国的坎坷经历与身处囹圄的现实命运，在其诗结尾明确表示：
哲人日已久，典刑在夙昔。
风簷展书读，故道照颜色。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有大臣提出以儒学治国家的主张，文天祥作为深谙儒学的南朝状元宰相，再次受到元朝君臣的关注。南宋降臣王积翁等联名要求让文天祥去当道士，免去元朝杀戮忠良的恶名。留梦炎坚决反对，说倘若文天祥再号召江南，后果不堪设想。
八月，忽必烈在与群臣的议事中问：南北宰相谁最贤能。群臣多以为：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忽必烈即派王积翁再去劝降，许以宰相之职。文天祥表示：自己不会尽弃生平而遗臭万年。
这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发生了数千人的反元起义，起事者自称南宋幼主，准备劫狱燕京救出文丞相。文天祥是降是死，必须有一个了断。
十二月八日，忽必烈在大殿上召见文天祥，他依旧长揖不跪。忽必烈亲自做最后的劝降：“你能以对宋朝的忠心效力元朝，我就让你做元朝的宰相。”文天祥坚决回答：“我是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当活！”忽必烈见他不肯归降，总感到是个威胁，只得决定将其处死，却叹息道：“好男儿，不为我用，杀之太可惜！”
十二月九日（1283年1月9日），就义那天，文天祥从容不迫的迈向设在柴市的刑场。面对万余名前来送别的百姓，向故国所在的南方拜了两拜，慷慨九义。死后，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绝笔书，上面写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份绝笔在春天就已写好，文天祥早就视死如归，等待着杀身成仁、舍生求义的那一天。他以自己对民族、社稷、信仰、主义的崇高气节、坚贞操守，为立国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抹上了最后一笔绚丽的亮色。
据说，文天祥受刑刚毕，传来了忽必烈停止处死的诏旨。他是欣赏文天祥的，这是一个杰出人物对另一个杰出人物由衷的器重，他希望文天祥以对宋朝的忠诚来为新兴的元朝效忠出力，表现出一个一统天下的开国明君在网罗人才上的宽广胸怀。但是，倘若文天祥腆颜改事新朝，他就失去了流芳百世的固有价值，也就不再是后人心目中一身浩然正气的民族英雄。
纵观文天祥一生，任相于危难之际，却没能挽狂澜于既倒，其后毁家抗元，兵败被俘，也并没有建立惊天动地的功业。后人纪念他，以为是：“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肯定他的主要不是名相，而是以名相能为烈士，“事业虽无所成，大节亦已无愧”，钦仰他的是节概与操守。他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坚贞气节，是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其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回顾中华民族的伟人行列，宋代以功业而彪炳史册的相当罕见（岳飞战功赫赫，但后人缅怀他，主要还因为他是矢志抗金的民族英雄），相反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光彩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却远较其他朝代为多，范仲淹、包拯、司马光、李纲、宗泽、陆秀夫、文天祥……乃至许多以立言而名传后世的理学家、文学家，例如张载、朱熹、陆游、辛弃疾等等，也都以他们所立之言体现的理想人格与爱国情操为后世所称道。宋代是士大夫最受重视的朝代，他们的自觉意识空前崛起，理想人格基本铸成。文天祥是宋代这种人格典范的最后代表，这正是他留给后世不朽的精神遗产。
在13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忽必烈与文天祥犹如耀眼的双子星座。当然，忽必烈的不朽主要在于“立功”。即位以后，他在至元八年（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建立了元朝。元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关于元朝历史，自有黎东方先生的《细说元朝》在，毋庸在下饶舌。但关于忽必烈，却打算再说几句，作为对《细说宋朝》的结语。
忽必烈建立元朝，取法前代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挥师南下消灭了南宋，结束了自晚唐五代以来长达四五百年之久的分裂局面，再次完成了全国大统一。
元朝的统一，是宋辽夏金不同政权与不同民族之间长时期政治军事冲突与经济文化融合的历史结果，反过来又为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为全国范围内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统一的空间，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正是在忽必烈的手里，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确立了行省制度，初步奠定了中国后来的疆域与版图，这些政治遗产也一直影响到现在。说他与文天祥分别是同一时代对后世留下政治遗产与精神遗产最丰硕的历史人物，读者诸君当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