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契丹刚回朝的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瞻和赵鼎得知濮议结局如此，也不再上朝，在家“待罪”。所谓待罪，是台谏官行使其正当言事权的最后一举，是宋代台谏官言事不屈从于君权的制度保证。傅尧俞还拒绝了侍御史知杂事的新任命，他们都要求与吕诲等同进退。英宗只得把傅尧俞等三人也贬为州郡长吏。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都贬黜出朝，京城传开了“绝市无台官”的谚语。濮议在君权与相权的联手压制下收场，称皇考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濮议之争，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无聊。但在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中，“皇考”派于礼于理都显得有亏，宰执大臣们却有讨好英宗的味道。吕诲等台谏官执之愈坚，辨之愈烈，是当时台谏风气与职责使然，并不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纯粹是以台谏官为主体的反对派借题发挥，挑起争端，不惜去位，博取美名。不过，这一结局也表明，台谏的制衡作用最终还需听命于君权，因而其制约机制作用只有在明君、贤相、好台谏下才能兑现，而满足三者是十分困难的。濮议也说明了英宗不是“明哲”之君。
治平三年十一月，英宗再次“不豫”。他已经失语，但神智有时还清醒，仍坚持在病榻上处理国事。宰相韩琦知道自己将面临又一次君权交替的严峻考验。他关照英宗长子颍王赵顼朝夕不离皇帝左右，颍王回答这是人子之责，他却别有意味的说“不仅如此啊”。
十二月，英宗病情加剧。二十一日，韩琦请英宗“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并把纸笔递给他。英宗亲笔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七字，韩琦看后说：“一定是颍王，烦圣上再亲笔书写。”英宗只得拿起笔，一边吃力的添加“颍王顼”三字，一边泫然泪下。韩琦这才把翰林学士张方平叫来起草遗诏。出宫时，文彦博问他是否看到圣上流泪，韩琦回答：“国事当如此，有何办法！”次日，宣布立赵顼为皇太子。
仅隔十五天，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去世，韩琦急召皇太子前来，其间英宗的手忽动了一下，另一宰相曾公亮担心英宗活过来都要背上大逆罪，提醒韩琦。韩琦不为所动，说：“先帝复生，就是太上皇。”继续安排赵顼即位，他就是宋神宗。
韩琦曾自称“某平生仗孤忠以进，每遇大事，则以死自处”，他历仕三帝，顾命两朝，临变处疑，不动声色，当得起这个自我评价，是宋代有数的社稷大臣之一。
细说宋朝33：熙宁新法
神宗即位第三天，三司使韩绛奏报：自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征调财力，动用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他这才知道自己继承的是怎样一幅摊子。
不过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奋发有为的当口，神宗决心把国家治理得国富兵强。他求治心切，对当时的元老大臣寄予很大的期望。即位次年，他召见前宰相富弼，问以边事，富弼对他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再问治道，回答是“安内为先”。而司马光所能提供的治国忠告只有“官人、信赏、必罚”六个字，也似乎有点空泛。对朝廷旧臣，神宗未免失望。
实际上，宋朝积贫积弱由来已久。所谓积贫是指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庆历以后每年赤字在三百万贯，治平二年（1065年）差额扩大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而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数量不断攀升的冗官和冗兵。宋朝为达到权力分散的目的，官僚机构牵制重叠，“事即依旧公事，人即加倍添人”，冗官不可避免，仅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就比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的官员数增加一倍。而军队的增加更是触目惊心，治平年间的兵额竟是太祖开国之初的5。3倍，军队开支竟占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所谓积弱，是指宋代不断扩大的军队，却在与辽、夏冲突中一再处于劣势，康定、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实在令宋人气短。
在农业社会的土地问题上，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到仁宗后期，大官富姓占田无限，这种土地兼并趋势与天灾人祸相结合，迫使大批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跌破贫困生存线。不仅如此，兼并大量土地的官绅形势户还凭借特权逃避税役负担，据治平年间统计，全国土地中，“赋租不加者，十居其七”。土地兼并和赋役不均的直接后果，就是从仁宗中期起，铤而走险的农民与士兵“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
庆历新政时就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因新政夭折而延宕了下来。其后，表面危机似乎因宋夏议和而缓解掩盖，但深层问题并没有解决。自庆历、嘉祐以来，当世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张方平、文彦博、韩琦，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等，一大批有识之士要求变革的呼声从未中断过。
就说王安石，嘉祐三年（1058年），他在度知判官任上，曾试探性地向仁宗上了一封万言书。这是宋代一篇大文章，据南宋吕祖谦说：“安石变法之蕴，已略见于此书”，可惜这份变法的蓝图和纲领当时未引起仁宗的青睐。
安石见不用他的政治主张，一直不愿入京任职。对此有三种说法：一说他是沽名钓誉，以期博得更高的声誉和职位；一说他对当时奔竞之风不满；一说他是把地方官作为一种历练，以期积累经验实现更大的抱负。
究竟何说为是，很难断定，但他却因此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以至朝野无不认为王安石这样才高学富、难进易退的人才，不做执政太委屈了他。天下之论都以为“介甫（王安石字）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大有“安石不起，奈苍生何”的企盼。
神宗对王安石之名，早就如雷贯耳，即位之初就召他进京，但安石仍称病不至。神宗询问宰执，宰相曾公亮力荐王安石有“辅相之材”（一说其意在于排挤另一个宰相，即三朝重臣韩琦），但参知政事吴奎认为王安石是一个临事迂阔、文过饰非的人。韩维建议，任用安石不能操之过急。神宗便命王安石改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五个月后，征召入朝担任翰林学士。
这时恰逢韩琦罢相出判相州，神宗问他王安石是否可以大用，韩琦以为他当翰林学士绰绰有余，却不能处辅弼之地。但神宗力排众议，经常找安石“越次”入对。神宗曾问安石如何看待唐太宗，安石以为应该取法乎上，直接效法尧舜。神宗说：你对我要求太高，希望今后辅佐我，一起完成治国大业。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君臣之间有段对话。神宗问：“世人都认为你只知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安石答：“世俗都以为经术不能施于世务，不知经术正所以经世务。”神宗很赞赏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继续问当务之急是什么，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最是方今之所急。”神宗让他拿出一套方案来。
二十余日后，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宰相陈升之和王安石主其事，筹划与制定新的法规和政策，这就正式揭开了熙宁变法的大幕。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史学界习惯把熙宁年间这场变革称为“王安石变法”，这当然是因为列宁盛赞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缘故。王安石在这场改革中的关键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倘若没有神宗的坚决支持和断然发动，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既然熙宁年间的改革是这对君臣共同推动的，称以熙宁新法自然更为客观公正。
自熙宁二年七月起，新法陆续出台，随着变法的扩大和深化，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日趋激烈，新旧党派的斗争也日趋白热化。为叙述方便，这里先按理财、强兵、育才三方面介绍这种新法，至于新旧两党围绕新法的斗争则放入下回细说。
首先来看理财方面的新法。
其一，均输法。熙宁二月七月颁行。宋朝立国全赖东南六路的物资供应，但原先的发运司虽主持其事，却既不了解京师对物资需求的实际情况，又没有掌握诸路上供物资的权力，只是刻板的以税收按簿籍购求物资发运京师，于是“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以取赢，年检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一旦遇有特支，发运司和诸路就恣意搜刮，或用“支移”、“折变”等手法扩大税收弥补不足，所夺农民租税甚至超过原额一倍，而富商大贾则乘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均输法即为纠正以上弊端而创立，目的在于调整物资的供求关系，稳定物资价格，节省国家开支，减轻农民负担，打击不法商贾。具体方法是：朝廷拨出五百万贯钱和三百万石米作为发运司周转经费，发运使根据京师库藏和各地物资的实际情况，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及时机动购办相关物资。
其二，青苗法，也称常平法。熙宁二月九月颁行。每逢青黄不接或天灾人祸之际，佃农或小自耕农往往被迫向高利贷者借贷以渡过难关，而一旦无力归还，就有失去土地、无以为生之虞。青苗法即为缓和土地兼并和自耕农的贫困化趋势而设立的。其具体方法是：各路将原常平广惠仓的粮米由专运司兑换为现钱；以前十年中丰收时的粮价作为预借的折算标准，将民户自愿请贷的粮食折成现款贷付；每年分夏料与秋料两次，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将钱物贷与请贷的民户，连本外加40％利息随同夏秋二税一起缴还（若遇灾荒则随下次收成时归还）；按户等高低规定借贷数额，如本路常平钱额在支借以后尚有余额，则由官府根据二等以上人户数多寡酌量派给。
其三，农田水利法，也称农田利害条约。熙宁二年十一月颁行。目的在于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具体内容是：各州县将需要兴建的水利工程提出实施办法，小者州县自行解决，大者奏报朝廷实行，凡提出合理建议或出钱募工兴建的，由官府按实效给与奖励。
其四，免役法，也称募役法或雇役法。宋代役法原来是由主户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