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发扬光大。蜀学比较驳杂，老庄、佛禅与纵横之学的成分都有一点。但总的说来，司马光和苏轼还是分别以史学家与文学家见知于后世的，他们的学术思想往往被人忽视。
荆公是王安石的封号，新学的基本著作有他自撰的《周礼义》和其子王雱所撰的《诗义》与《书义》，合称《三经新义》，曾经颁行学校，作为取士标准；《字说》与《洪范传》也是新学著作。《三经新义》一变汉儒章句训诂之学，以义理解经，虽有牵强之处，却也富有创新精神。连朱熹都不得不承认：“王氏《新经》尽有好处，盖其平生心力，岂无见得著处？”
王安石虽然也讨论“道”、“元气”等命题，但强调“天道尚变”，以此作为变法革新的思想根据，并进而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荆公新学有经世致用的鲜明性质，这点对南宋事功学派也有所影响。但王学在南宋名声不好，即便有学者受到这种影响，也讳莫如深。
当时与朱熹并称为东南三先生的还有张栻与吕祖谦。张栻，字敬夫，号南轩，他是南宋宰相张浚之子，原籍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后迁居湖南衡阳，其学世称湖湘学派。在理学上，他强调“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注意“涵养功夫”，但重在力行。在当时的义利之辨中，他明确反对功利，认为功利之说兴，将使三纲五常“日以沦弃”。
张栻与朱熹在理学传承上关系，恰如大小程，他活的不长，学术上没能充分展开，传人也不多，而朱熹则门生弟子遍天下，朱学的影响就日渐势不可挡。不过，朱熹一再肯定张栻学术对自己启迪非浅。
浙东事功学派是南宋学术的第三种势力，由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与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构成。
金华学派的领军人物是吕祖谦，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世称东莱先生，其学称吕学、婺学。吕学以“中原文献之学”为根柢，不主一说，兼取众长，“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从理学角度看，他的主张介乎朱陆之间，他起劲张罗鹅湖之会，就试图调和朱陆之争。在理学与事功学派王霸义利之争中，他既赞同朱熹的基本观点，又明显有经世致用、不尚空谈的倾向，因而一般也把婺学划入浙东事功学派。朱熹对婺学颇有微词，以为杂博而不纯。也许这个原因，张栻倒进了《宋史·道学传》，吕祖谦却只能屈居《儒林传》。
陈亮，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他是永康（今属浙江）人，学派是以他的籍贯命名的。他曾自负的说自己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看来是毫不掩饰自己好恶与才华的直率之人。这种个性最易得罪当道，他也因此三次被诬下狱，差点被人整死。
陈亮反对朱熹“理在事先”的说法，认为“道非生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进而明确提出功利之学来对抗性命义理之学。淳熙十一年（1184年），通过书函往复，他与朱熹有过一次王霸义利之辨。
朱熹将陈亮的学说归结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在朱熹看来，义与利，王与霸，各是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的对立物。陈亮反驳说：义与利、王与霸同出一源；王与霸只是程度不同，并无本质差异；而仁义德性应该见于事业功利。
永嘉学派也是以领衔人物叶适的籍贯命名的。叶适，字正则，世称水心先生。他反对程朱“理在事先”的观点，认为“道在物中”。在义利问题上，他主张“以利和义”，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他对孔子以外的“古今百家，随其深浅，咸有遗论”，往往“有卓然不经人道者”。
在学术上，浙东事功三派也以永康学派最为激进，甚至有点偏激。但在功利之学的广度与深度上，叶适比陈亮更彻底，影响也更大，对朱熹理学的冲击也更激烈，李贽因而称赞他“无半点头巾气”。正因如此，朱熹对事功学派也比对陆学更持否定态度：“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在朱熹看来，叶、陈恐怕连“做人”的资格也没有。
南宋事功学派批评程朱理学空谈性命道德。但就朱熹等理学家而言，他们倒并不是专尚空谈的：首先，他们身体力行自己主张的道德性命之学；其次，他们要求包括君主在内，人人都这样去身体力行，小则修身齐家，大则治国平天下，以期内圣的功夫翻出个外王的世界来。
但平心而论，第一，是否天下所有人都肯去做那种内圣的功夫，即所谓“人心不同，所见各异，虽圣人不能律天下之人，尽弃其学而学焉”；第二，希望内圣的功夫翻出外王的世界，怕也只是良好的愿望，因为理学框架里缺少这种可操作性的东西。
另外，理学家太讲道统门户之见，总以为自己的学说是谠言正论，其他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希望天下只有独此一家的声音。以这种态度去治学，引起的至多是理学不同派别之间或程朱理学与事功之学之间的学术争论。但随着持这种门户之见的理学家进入官场的人数已渐增多，他们倘若还是持理学的标尺，自视甚高而责人太苛，在理学在定为官学以前，就容易引起例如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被定为官学以后，就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当然，宋代道学，还是真多伪少。
细说宋朝77：史学
就总体而言，两宋学术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以后仅见的高峰。即如史学，陈寅恪也对宋代评价最高：“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宋代史学的发达繁盛，有其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原因。
宋代设有各种专门的修史机构。起居院专门负责修起居注；日历所将起居注与时政记等史料逐日编成日历；实录院把日历等史料按某个皇帝或几个皇帝的断限撰成实录；国史院再将实录等史料编撰成某朝或几朝国史；会要所汇集各类档案文件编为一朝或几朝会要。以上各种官修史料，除了《太宗实录》尚存残稿，只有历朝会要尚有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大部头《宋会要辑稿》传世，号称宋代史料的渊薮。朝廷对官修史书的重视自然会推动史学的发展。
宋代出现的疑经思潮对当时史学也发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学者，例如孙复、李觏、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刘敞、苏轼、朱熹、叶适、王柏等，都对儒学经典中的一部或几部提出了程度不等的质疑，这些质疑不仅有义理方面的，也有考据方面的。疑经思潮在学术史上有突破藩篱、解放思想的作用，既是理学得以产生的条件之一，对史学考证也有一种思想方法论上的推动。
宋代与历史学相关学科或拓荒，或发展，也为历史学这门综合性学科的繁荣昌盛注入了助长的激素。宋代涌现了一大批金石学的奠基性著作，例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及其跋尾，吕大临的《考古图》及其释文，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释》与《隶续》等等，金石的搜集与考订，无形中就酿成了据古代遗文以考证历史的风气，成为历史考证学可以借用的同盟军。清代赵翼指出：“考古之学，至宋最精博”，说的就是历史考据学。
方志学在宋代也大张其声势，重要的全国性总志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记胜》和《方舆胜览》等，至于像《吴郡志》这样的区域性方志更是不胜枚举。方志实史书之别乘，宋代方志学的繁盛与史学的发达是相辅相成的。其他如目录、校勘、训诂等学科的长足发展，对史料学的积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学思潮的兴起对史学的影响。其一，理学对理与道等根本义理的追求，对于宋代史学强调会通与通识有一种导向性作用。其二，理学倡导格物致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与宋代史学中的道德史观的风靡、资治思潮的盛行有一种内在的对应关系。其三，宋代史论的发达，除了宋人好议论的社会风气，与理学的勃兴也是息息相关的。
具体说到宋贤史学，第一个要说的是欧阳修。他以个人身份私修了一部《新五代史》，又与宋祁奉敕官修了一部《新唐书》。《新五代史》自然是不满于宋初薛居正等官修的《旧五代史》有为而作的，他自述宗旨道：“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显然，他要学孔子的《春秋》笔法，寓褒贬，别善恶，写出一部警示后人的“乱世之书”，在这点上基本达到了目的。例如，他写五代第一个皇帝朱温，一上来就直呼其名，唐朝赐名，才称他朱全忠，篡位以后，才称其为帝，而不像薛史那样开笔就以“帝”相称。欧阳修立意是高远的，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不惟想做司马迁，而且想做孔子，这种精神是很高尚的。
但从史学角度讲，《新五代史》还不能说十分成功。一是强调义法太过而有主观偏执之嫌。钱大昕以为，欧阳修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若各出新见，弄掉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二是过分注意文字的简言而忽略史实的记载。欧阳修也一向以文省而事增自许自己所修的两部史书，但有些史实却因而过于简略。三是史实考订上也颇有些失误。有个叫吴缜的人，写了《五代史纂误》，挑出了二百来条错误，大多让欧阳修无法回避。
《新五代史》是欧公史学的范例，其义法在史学思想史上自有其不容抹煞的地位，但在史料学上，新史仍不能完全取代旧史，史学毕竟不能仅以义法代替史实的。
代表宋贤史学最高成就的是司马光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从三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