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不能仅以义法代替史实的。
代表宋贤史学最高成就的是司马光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从三家分晋到后周灭亡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编年体通史。编年体与纪传体是传统史学的二体，其始祖要上推到孔子的《春秋》。但《春秋》太简略，难以为编年体立则垂范。据说是辅翼《春秋》的《左传》称得上是编年体的杰作，文章也写的好，但所记的仅是春秋史事，而且其作法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令人不知从何学起。因而自从司马迁以《史记》为纪传体立了规模，挣了头脸，比他先出的编年体反而有点黯然失色，虽有荀悦的《汉纪》与袁宏的《后汉纪》，也没能使编年体有足够的底气与纪传体相颉颃。自《资治通鉴》出，编年体才扬眉吐气，毫无愧色的与纪传体分庭抗礼，司马光也与司马迁被人称为“两司马”。
司马光在仁宗朝先编了战国史事八卷，取名《通志》，神宗叫他继续编下去，还赐了《资治通鉴》的书名，允许他自辟官属。熙宁变法后，司马光退居洛阳，神宗特准他以书局自随，著史工作没受到干扰。作为主编，司马光总其成，他手下有三个得力助手，刘攽负责两汉，刘恕兼顾三国两晋南北朝与五代两头，范祖禹专管唐代，后来刘恕去世，五代由祖禹完成。
在主编《通鉴》的过程中，司马光创立了长编法与考异法，这是对史学方法的出色示范，让后来者有迹可寻，有辙可循。长编法首先是全面收集史料，按年月日的顺序，逐一标明具体事目，每一事目之下注以相关史料的书篇卷名，逐日排列起来，叫做“丛目”。然后将丛目中的史料经过选择，决定取舍，重新组织，修撰成文，注明史料出处，以备查核订正，此即长编。长编的编写原则一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既不使重要事实有所遗漏，又能让主编有比较选择的余地；二是闻见异同，并存其说。最后由司马光根据长编，考其异同，删其冗繁，润色文字，勒成定稿。
考异法就是以具体考证来说明史料取舍的依据，其成果保存在司马光的《通鉴考异》中，中华书局标点本已将所有考异散见在相关史事下。章太炎指出：“温公（司马光封号）既取可信者录之，复考校同异，辩证谬误，作《考异》以示来者，真可谓用心良苦。”在这点上，司马光不像左丘明那样“良工灭尽针线迹”，而是煞费苦心的“欲把金针度与人”。司马光的考异法影响极大，一是宋代考证型学术笔记在此以前几乎没有，在此以后却佳构迭出，名作接踵，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闲学记闻》是其中白眉；二是其后《通鉴》续作一系，虽优劣不一，但几乎都附有考异。
司马光突破了旧编年体的格局与限制，合纪传表志于一体。他以编年为纲，在相关年代下采用附载人物、政制、重要文字或杂事的灵活方法，极大地丰富了编年体的纪事容量与表现方式，使编年体与通史体相互结合，开出了一个新局面。
除《通鉴》正文，司马光还有一系列辅助性的著作：相当于提要、索引的《通鉴目录》，作为简编本的《通鉴举要历》和《通鉴节文》，体现史料考证的《通鉴考异》，具有年表作用的《历年图》，兼有《通鉴》前编、后编与《历年图》另本性质的《稽古录》，作为范例与导言的《通鉴释例》。虽然除了《通鉴目录》与《通鉴考异》，其他多已亡佚，但司马光却已将编年体通史的编纂推向了新高度。
司马光集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于一身，使《资治通鉴》成为中国史学中罕见的大著作。长编法与考异法是考索之功的集中体现，不必赘言。《资治通鉴》的长编草稿有整整两屋，经笔削取去始成今书，笔削的过程就蕴涵温公的独断。刘恕问他为何不上接《春秋》，司马光自谦经不可续，但他心里实际已有效法孔子的宏愿，而书名也强烈反映出他的治史目的。全书还有一百八十四篇“臣光曰”，是司马光的史论，表明他对某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见解与议论。这些史论，从今天的目光看，有些篇章或许不无迂阔，但倘若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是有助于了解司马光史学的独断之处的。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合史学与文学于一家，不仅史学有创制，有见识，文章也写得好，打开任何一卷就能使你兴味盎然地读下去。他写赤壁之战与安史之乱，把纷繁复杂的历史大场面描写的那么栩栩如生，真可以见出他驾驭史料与驱遣文字的高超水平。难怪梁启超说他：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具有这种文学魅力的史学著作，大概《通鉴》才能与《左传》、《史记》鼎足而三。总之，无论文章，无论史学的才、学、识，《资治通鉴》无愧于王鸣盛推崇：“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司马光为编年体开出了一个派别，可称为通鉴学派，其中因继承的侧重不同，又各为流派。我们且以宋代为主略作介绍。
其一，续作派。即以司马光的义例方法，自搜史料，续作新书。赓续《通鉴》以前史事的，有作为司马光助手刘恕的《通鉴前编》。南宋李焘是得司马光长编法与考异法真谛的第一人，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上接《资治通鉴》的北宋九朝编年史，但他不敢以续作自居，谦虚的自称《长编》，仅视为未定稿。紧接李焘之书的有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是南宋高宗一朝的编年史。南宋二李堪称续作派的翘楚。清代有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是与司马光的书先后衔接的，但远不能达到前后辉映的水平。
其二，改作派。即以司马光的著作为蓝本，自出机杼，自立义法，改编新书。第一个是南宋的袁枢。他特爱读《通鉴》，但有时为查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要前后好几卷的来回翻检，颇感不便，觉得何不以时间为中心将《通鉴》改造一番呢？于是，他立了二百三十九个纪事的题目，把《通鉴》改抄成一部新书，名曰《通鉴纪事本末》。这一抄，抄出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叫做纪事本末体。在他以后，《左传》、《宋史》、《元史》、《辽史》、《金史》、《明史》也分别被明清学者改编为纪事本末体，再加上《西夏纪事本末》与《三番纪事本末》，合称为九种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也俨然大国了。
不过，袁枢的书编得并不太好，例如先秦只立了《三家分晋》与《秦并六国》两个事目，战国史事只剩下一头一尾，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但毕竟这一体裁是他开创出来的，在史学编纂史上的地位便不容抹煞。这一体裁受到章学诚与梁启超的极口称赞，前者说：“本末之为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无遗。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取去，体圆用神”；后者说：“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实际上，咱们这部《细说宋朝》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的也是因事命篇的纪事本末体。
改作派的第二个代表就是朱熹。他不满意司马光主要有三点：一是正统观念还不够分明，例如在他看来，司马光处理三国历史以曹魏为主“其理都错”；二是对历史人事的爱憎取舍，他与司马光也颇不一致；三是《资治通鉴》多达二百九十四卷，作为学史的教科书太过繁冗。于是，他另做了一部《通鉴纲目》，共五十九卷，篇幅只是《资治通鉴》的五分之一。
朱熹为这部《通鉴纲目》亲定义例，重定正统，大字为纲，体现褒贬，好比《春秋》，小字为目，记载史实，好比《左传》。这样一来，这部《通鉴纲目》倒真起了上接《春秋》的作用。再加上朱熹身后地位日隆，其书的名气也骎骎然凌驾于《资治通鉴》之上。后人仿效的也多起来，便形成了纲目体，著名的有清代乾隆皇帝的《御定通鉴纲目三编》与吴乘权的《通鉴易知录》。
其三，注释派。南宋为《资治通鉴》作注释的主要有两家：一是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专门考释《通鉴》涉及的地理问题，也是历史地理的一部名著；一是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后人简称胡注。胡注对《通鉴》中难解的字词音义、典章故实、地理沿革和叙事脉络一一注明，还指出了个别史实失误，可谓是《通鉴》第一功臣。胡三省经历了宋元易代的亡国之痛，许多注文都有感而发，寄托了故国遗民之思，体现了爱国史家的现实关怀，这正是宋贤史学的真精神。
其四，论断派。南宋有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专取《通鉴》中六朝攻守胜负的史事发为议论。论断派集大成之作则是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再说了一司马光为主帅的通鉴派以后，还得说说郑樵。他的代表作就是被列为“三通”之一的《通志》。《通史·总序》开笔就说“会通之义大矣哉”，表明郑樵就是要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关于《通志》的体裁，有人以为属于政书，所以将它归入三通、九通或十通。但《通志》包含有纪、传、略、年谱，显然与《通典》、《通考》那样仅记典章制度的政书不同。实际上，略相当于纪传体中的志，年谱也就是年表，因而说《通志》是《史记》那样的纪传体通史更符合实际。
《通志》立意很高，但纪传年谱部分主要还是沿袭旧史，他的会通新意主要体现在二十略上，也最为后人所看重。这二十略依次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郑樵自称二十略中只有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有旧史可以参考，其他十五略都是“自有所得”的，但平心而论，天文、地理、器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