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月拍拍胸脯说:“你只管说,徐晴本来就是自己人。”
“警觉是必要的。”吴连敏说,“上两次敌人的大搜捕,我们不单损失了很多骨干,我们的地下电台也多数落入敌人手中,目前大连、齐齐哈尔几个工作站都无法发送情报,与重庆的联络也常常受阻。”
西江月马上明白了,问道:“组织上急需电台,对不对?”
“你说对了。”吴连敏说,“这是最紧缺最敏感的东西,绝不是买几斤萝卜、几斤茄子,组织知道会很难。”
西江月不能说很容易。他也叫了半天困难,说:“这种军控物资,就是徐晴也无法直接弄到手。”经过好一阵琢磨,西江月看时机已到,于是说:“我愿担大任,我可以让徐晴想办法,张景惠总是个靠山啊。”
吴连敏说:“那好,我等你好消息。找我,就在《大同日报》的搬迁启事上找,老办法。”
西江月有点失望:“我有急事也不能去见你吗?”
事实上吴连敏没有答应,说:“我行踪不定。”
西江月只好点点头,见他起身要走,就挽留他:“你别走,怎么也得请你下顿馆子呀。”
吴连敏说:“免了,还是小心为好。”
西江月只得把他送出门。
8
票车喷着白烟驶入西安(辽源)站。西安是煤炭重镇,西安太信矿的优质煤不但全部支撑着日本在满洲的军工厂,还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白月朗从车窗望出去,已看到堆积如山的煤矸石尾矿和绞盘机、天车在运转了。
前面摄制组的包车里跳下很多人,有的人下车伸懒腰、散步,有的人买山果和小吃。
头等车厢走廊的车窗拉开了,白月朗探头向外望望,问:“检车工,在西安站停几分钟?”
检车工叮叮当当地敲击着车轮,告诉她说:“停车十六分,这是大站,又是机务折返段,换车头,上水上煤。”
白月朗回头招呼包厢里正在打瞌睡的甘粕正彦说:“走,理事长,下去转转,透透气。”
甘粕正彦懒洋洋地向外瞥了一眼,说:“你先下去,我想休息一会儿。”
按约定,西安站是白月朗交货的地方,甘粕正彦留在车上碍眼,白月朗怎能放心,必须把他拉下车,就找不能睡觉的借口,说:“这丁丁当当的检车声,吵死人,能睡得着吗?大家都下去了,停车十六分呢。待在车上多乏味?”她几乎是强行地把甘粕正彦拉了起来。
这时车的另一方向正有一个戴破草帽背个大背筐的人穿越铁轨走来,不时地用手里的铁夹子夹起散落在枕木间的煤块,像个拣煤核的。他原来是张云峰,在他身后还有一个同伴,穿得很破烂,他们正在小心翼翼地靠近头等车厢。
远处铁道边的黄花松林子里,也有两个人影,等着接应。
当甘粕正彦一只脚已踏下车梯时,身后的白月朗突然说她忘带牙具了,她想下去洗把脸。不等甘粕正彦应声,她又急忙回到车上,叫乘务员把包房门开一下。乘务员替她开了门。
白月朗一进入包房,立刻拉上门,心咚咚乱跳,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她冷静一下,弯腰把铺底下自己那只箱子拉出来,拴上了布条,做了记号,又重新推到床下,然后向背面车窗外看看,她看见两个拣煤核的人影一闪。白月朗迅速拉开了半个车窗,然后拿了洗漱用具离开了房间,车警过来,在外面锁了门。
火车背面的张云峰看看周围没人,放下背筐,双手向上一推,开大了车窗,双手勾住白月朗那间包房的车窗下缘,轻轻一纵,翻入包厢,他拉出铺下的两只皮箱看看,提起了拴了布条的一个,他把皮箱拎到茶桌上,人先翻出去,再把皮箱递给外边的同伴,放到笤条大背筐中,再回手将车窗向下拉,拉不严,留了一条小缝。
他俩背起背筐,若无其事地横越线路,钻进附近的黄花松林子里,与接应的人一起消失了。
在西安站月台水槽前,洗过脸的白月朗见梁父吟正要买一种类似李子的水果,软软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用豆角叶托着卖的,她从腰部往下全湿透了,沾满了草刺、草籽,像刚从河里上来,她旁边放了一只猪腰筐,里面全是这种山果,盛好的,每一片叶子上有一小堆绿莹莹的果实。
梁父吟问白月朗:“认识这是什么吗?”
白月朗说:“像李子,不过不是,比李子粒小。”
梁父吟告诉她:“这叫元枣子,学名叫山弥猴桃,特别甜。在长白山一带到处都有。”
小女孩吆喝着兜售:“买吧,大元枣子贱卖咧,一角钱一堆,可甜了,刚采的。”
有人说:“够贵的了!”
小女孩反驳道:“一角还贵?都不抵工夫钱呢!”
梁父吟一边掏钱夹一边说:“我请客,剧组有一个算一个,一人一包。”摄制组的人便笑着拥上来拿元枣子,白月朗开了句玩笑,对小女孩说:“你可要仔细点好人头,小心他们打马虎眼,吃了不给钱。”
小女孩一边用小铜勺一勺勺地往豆角叶上舀元枣子,一边说:“一包两包的少了无所谓,在山上摘的,没本钱。再说了,一看穿戴,就知道都是有身份的人,谁能占这么点小便宜。”
小丫头倒会说话!白月朗笑了,她接过两包,一包递给甘粕正彦,她尝了一粒,真甜,她从来没吃过。甘粕正彦也说:“挺好吃的,是树上结的吗?”
小女孩说:“不结在树上,可又挂在树上。和山葡萄一样,是元枣藤子上结的。”
小女孩在数人头,数来数去数花眼了,说:“吃我元枣的人不是四十七,就是四十八。”
白月朗说:“那就按四十八个人头要钱。别叫小姑娘吃亏。”
梁父吟更大方,说:“小姑娘也不容易,按五十个人给她钱。给她五块钱。”
小女孩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说:“今天我碰上好人了,不像昨天那趟票车,下来一帮国兵,一窝蜂抢吃她的元枣子,吃完了,嘴巴子抹石灰,白吃!我白忙活一天,半个铜子没挣着,还气哭了一场。”
白月朗一边寄予同情,一边不时地回头,头等车厢那边让她揪心。
甘粕正彦说:“你挺会发财,若是每天赚五块,你很富有了。”
小女孩说:“这你就不会算账,元枣子熟了时,也就十天半月天光景,若采了生的。还得拿回家捂几天才软,元枣子挺难采的,上哪天天挣五块啊,今天是碰上好人、有钱人了,平常票车过来没几个人买,一毛钱能买好几个大饼子呢,这玩意又不顶饿。”
白月朗问:“你这衣服怎么湿了?下河了?”
“下啥河呀!”小女孩说,“是露水打的,一清早就得上山去采,晚了赶不上这趟票车。”
梁父吟问:“你上几年级了?”
小女孩:“我没上过学。”
大吉俊夫问:“你为什么不念书?”
梁父吟觉得大吉俊夫问得很可笑,念不起书的孩子多了。小女孩说:“一来我家里穷,连饭都吃不上,还能念书?二来,我们那里,方圆一百里才有一个初级小学,只有开拓团的日本孩子能去念书。”
梁父吟看了一眼甘粕正彦,甘粕正彦皱着眉头说:“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若想提高国民素质,必须让适龄儿童有书念。”
这也只是拣好听的说罢了。白月朗将他一军,说:“理事长既然高瞻远瞩,是有能力改变教育现状的。”
甘粕正彦说:“积重难返,非我一人所能办到的,也许要等把红胡子都扫灭了,天下太平了才办得到。”
白月朗心想,日本人只知道在东北搜刮民财,筹集作战物资,还管这些!
9
黄花松林子深处,张云峰和几个接应他的人急急地走来,一个人放哨,另外两个人同张云峰一起从背筐里取出皮箱,打开,里面蒙着毯子,打开毯子,是一部崭新的电台,全新的,锃亮闪光。
他们欣喜小心地伸手抚摸着,一个屁股后背短枪的小伙说:“又亮又滑,苍蝇落上都得打滑劈了腿。”
张云峰说:“你真能玄!”
另一个显然是报务员,三下五除二把机器安装上,试了调频,还戴上了耳机子,他认出这是德国电台,叫冯·古拉顿牌,最有名,听说日本人手里都不多,他在抗联电台班干了四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先进的电台呢,他拍了张云峰一下,说:“你可立了大功了。”
张云峰说:“我出啥力了?翻进头等车厢偷出来而已,为弄到它,说不定又有多少人冒风险,几个人坐牢掉脑袋呢,他们才是英雄。”
带枪的小伙提议:“给司令部发个报试试灵不灵?”
报务员说:“你找死呀!”没有命令,他可不敢。万一电波被日本人截获,那就捅大娄子了。他又把电台原样包好,放进皮箱,再塞进背筐,这回由报务员背着,几个人向更幽深的山里走去。
票车从西安开车后,梁父吟又跑到头等车包厢里来凑热闹,坐在那里抽烟。白月朗一上车,就往铺底下溜了一眼,已只有一只皮箱,拴布条的皮箱不见了,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她不动声色地给甘粕正彦续茶。
列车在提速,日本车长亲自过来征询甘粕正彦的意见,问:“长官是到餐车上用饭呢,还是送到包厢里来?”
甘粕正彦点点头,吩咐道:“送过来,要三个人的份。把梁父吟的也带出来了。”
白月朗看看表,跟梁父吟开玩笑说:“怪不得你又跟过来了呢,是算准了饭时,来蹭饭了。”
梁父吟说:“民以食为天嘛。”他笑,甘粕正彦也笑。
甘粕正彦低头拉出箱子想拿东西,忽然发现不对,说:“咦,怎么少了一只箱子?”
白月朗说:“不可能吧?”她也往铺底下看了看,“是呀,怎么剩一只了?坏了,丢了一只,是我的丢了,还是理事长的丢了?”
甘粕正彦的脸顿时变了颜色,“不用想,丢失的当然是我的。”这不是一般的小偷,他的箱子里有机密,窃贼显然不是小毛贼。
白月朗也持同样看法。“肯定是冲理事长来的,偷我的箱子,最多偷去些花露水、雪花膏,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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