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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攻益州时，魏延、黄忠为攻打两个敌军营寨，亦发生竞争。这类竞争由争功、好胜引起，由于竞争方向与集团大目标相一致，因而适当地提倡对本集团是有好处的。对于这类竞争，应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要把竞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要知道，水平悬殊的人一般不产生竞争，竞争的人都是水平相差无几。如果听任竞争过分激烈，就会造成对本集团力量的消耗。第二，对那些与大目标、总任务有联系的竞争才给予提倡，而对那些与大目标无干的竞争应给予制止，不让这类竞争稍有发生。例如，关羽在荆州听到刘备招降了马超，又听人们评价马超武艺高强，就要入川与马超比武，这种竞争与本集团的目标无干，是一种不健康的竞争，孔明给予了及时制止。第三，正常的竞争之后，没有特殊情况，领导人一般不要评价竞争者的优劣。凡竞争，部分地或主要地都由好胜之心引起，领导人肯定了一方面的优胜，势必会刺伤另一方面的争胜心，挫伤后者的积极性，不利于以后的工作。黄忠和魏延夺了两个营寨回来后，只是由于作战中魏延曾违反号令，又曾被黄忠相救，刘备才肯定了黄忠的头功，即便这样，也没有超出本战役的范围评价他们的优劣。
有些不协调是由嫉妒引起的。曹操大将曹仁在樊城被关羽围困，情况甚是危急，操急派于禁领兵前去救应，并派勇将庞德作先锋，庞德与关羽在阵前大战一天未分胜负。第二天他施拖刀计，一箭射中关羽左臂，关羽回归本营，庞德乘机回马抡刀相赶。这时，于禁在本营急令军士鸣金收兵，原来却是于禁见庞德射中关羽，怕他成了大功，灭自己的威风。庞德回来问收兵的原因，于禁借“魏王戒旨”搪塞之，又劝庞德说： “紧行无好步，当缓图之。”（第七十四回）后来，庞德提出乘关羽箭疮发作，不能动武之机，率军一拥杀入其寨，于禁又怕庞德成功，以“魏王戒旨”相推托不肯出兵，最后反让军队依山下寨，令庞德屯兵于谷口，自己领兵截断大路，使庞德不能进兵成功。于禁的安排为关羽创造了水决相淹的条件，导致了自己全军覆没。这种由嫉妒引起的不协调对本集团有害无利，是应该坚决消除的。对待这类问题，领导人除了平时对部下应进行经常的、卓有实效的理想、目标教育外，还应该在选派主将时注意挑选那些忠诚无私、胸襟坦荡的将领，要注意把能力高强的人安排在能力低下的人之上。
有些不协调纯由个人利益引起，而这种不协调常达到分裂的程度。钟会、邓艾伐蜀时，二人各怀鬼胎，邓艾攻入成都后，违逆司马昭的命令，滞军蜀都，又拒绝送刘禅入魏，钟会借司马昭之令，让监军卫收捕邓艾送洛阳，自己又收编了邓艾的全部军马，最后威逼众将反叛魏国。众将联合谋杀钟会后，邓艾部下之人急去追救邓艾，卫瓘觉得，邓艾一旦被救，必然要找自己报仇，准备派人赶上斩杀之，邓艾手下护军田续挺身而出，向卫瓘说： “昔邓艾取江油之时，欲杀续，得众官告免，今日当报此恨！”（第一百十九回）征得允许后，遂领五百兵赶到绵竹，乘邓艾无准备时一刀斩之。在这里，各种势力互相倾轧，矛盾复杂，但多是由个人利害引起。司马昭把握的原则，一是利用钟会与邓艾的矛盾来“以毒攻毒”；二是大军进驻长安，以防钟会兵变，将这股祸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三是掌握了大的局面后，具体细节任其自然。其实，司马昭对钟会的反叛及其结局事先也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他在钟会刚出兵伐蜀时就对邵悌分析说： “蜀既破，则蜀人心胆已裂，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会即有异志，蜀人安能助之乎？至若魏人得胜思归，必不从会而反。”（第一百十六回）司马昭对因个人利益而发生的叛逆行为持坚决平定的态度，只不过想在灭蜀之前利用一下他们的力量罢了。对这类分裂和不协调的活动不坚决消除，会给本集团带来重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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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与协调内部关系（2）
有些内部冲突由历史原因引起。甘宁原在黄祖手下为将，曾为黄祖攻杀孙权大将凌操，后来他投了孙权，凌操的儿子凌统多次寻衅争斗。孙权在处理这类内部冲突时，一是立即制止；二是勉励双方不念前仇，以大局为重；三是将一方施予另一方的恩惠公开向其介绍，这样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解决这样的冲突，还需要如下两个条件： 一是周围将士的及时配合；二是争执人至少有一方要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胸怀大局。
有些思想分歧是由认识上的原因引起的。刘备兴兵伐吴时，孔明、赵云、秦宓等许多官员劝阻，大将黄忠没有提什么意见，大概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吧。但他在前线冲锋陷阵，立有大功后受伤病危，临终前对刘备说： “臣今年七十有五，寿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龙体，以图中原。”（第八十三回）他在伐吴的战场上，劝刘备向中原争锋，看来心底里并不赞成伐吴。赵云率后应部队，在伐吴失败后全力营救刘备与诸将。我们看到，大家对伐吴一事虽曾有思想认识上的不同，但一作出决定并变成事实后，就保持了行动上的统一。这里没有相互的怨恨和拆台，是一种难得的群体精神和集团意识，需要领导人在长期的生活中精心培养才能形成。由于认识的原因发生思想分歧，这是正常的事情，但却是极易引起误会的地方。袁绍不赞成许攸的计策，却怀疑他与曹操勾结。袁谭退守南皮时，身边的辛评受命去和曹操谈判，并拒绝了曹操的挽留，回城向袁谭汇报谈判结果。因谈判结果出乎意料，谭即怒斥辛评道： “汝弟现事曹操，汝怀二心耶？”（第三十二回）辛评怨气填胸，昏倒于地，不久死去。袁绍父子的思想方法直接危害了自己的领导行为，造成了不良后果，这是非常值得吸取的教训。
与领导人有隔阂的部将在前线打了败仗或出了其他问题，处理这类事情是极复杂的，需要领导人持冷静的头脑对待。刘封与孟达守上庸时，曾拒绝向困守麦城的关羽派增援部队，致使关羽被擒受害，刘备准备立即治罪，派人去捉拿，孔明认为，此事“直缓图之，急则生变”。（第七十九回）他建议升刘封去守绵竹，使其与孟达分守二处。孟达看清了刘备的用意，遂投降了魏国。刘备欲起兵擒拿，孔明建议说： “可就遣刘封进兵，令二虎相并，刘封或有功，或败绩，必归成都，就而除之，可绝两害。”（第七十九回）刘备从其言，让刘封从绵竹率兵擒孟达，后刘封兵败回成都，被刘备斩首。看来，孔明原准备稳定其心，分而治之，后来情况变化，又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只是由于刘封兵败，才未除掉孟达。孔明司马懿装病率兵伐魏，有一次，陈式在前线违犯军令，擅自进兵，被魏军伏兵打得大败，率残军屯于山谷。孔明听到消息，立即派邓芝前往军中抚慰陈式，以防其生变，等陈式回来后，他即以违犯军令罪将其斩首。看来，孔明对待这类事情的态度，首先是以抚慰、升调等方式稳定其心，不使发生前线兵变，而当这些犯罪将领回到自己的控制之中时，即按军法正罪，他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真正做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司马懿为夺取曹爽兵权，乘其外出畋猎之际，在都城发动兵变，他怕曹爽在外挟天子号召天下与自己作对，连续派人前去见曹爽，吩咐使臣： “汝见爽，说吾与蒋济指洛水为誓，只因兵权之事，别无他意。”（第一百七回）曹爽思虑再三，最后抱定“但为富家翁足矣”的心情交出了兵权。开始，司马懿派人给曹爽家中送去大批粮食。以稳定其心，而在剪除了曹爽的主要党羽后，遂将他斩首灭族。司马懿采用这种办法，没有通过武装对抗就夺取了曹爽的兵权。看来，处理这类问题，首先得本着稳定局面的目的，对所要处理的人员加以安抚，防其生变，避免造成恶劣影响，然后努力创造适当的条件，等时机成熟，再作最后的处理，包括对当事人的处分。如果操之过急，不顾大局，必然发生意外。袁绍在官渡之战中派大将张郃与高览去攻曹操营寨，因曹兵有备而失败，袁绍听了郭图对二将的诬陷之词，在其未回来交令之前派人前去捉拿归案，二人被逼无奈，遂率本部军马投降了曹操。袁绍处理这类事件，看来是缺乏周到的考虑。
集团内部的不协调，不论是由争功而引起的竞争、由嫉妒而引起的陷害、由利益而引起的纷争、由前仇而引起的冲突、由认识而引起的分歧，还是由各种复杂原因可能产生的军事分裂，都需要领导人分析情况，认真对待，高明的领导人必然有高明的手段稳定本集团的队伍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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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自然条件
各种自然条件能够极大地服务于军事斗争，季节、气候、天气、地理等因素是作战双方的共有财富，高明的领导人事实上是把它们看成自己手中克敌御敌的得力“兵将”。孔明就是善于使用这些兵将的典范，除孔明之外，一些其他的领导人在用这些因素上也获得了成功。
孙坚与黄祖大战时，黄祖伏弓弩手于江边，孙坚令他的军队藏于船中诱敌，三日内船几十次靠岸，江面大雾迷漫，黄祖军队只顾放箭，等箭已放尽时，孙坚军队拔船上所得之箭，约计十几万枝，值顺风之日，孙坚令军士一齐放箭，黄祖抵挡不住，大败而退。（第七回）这种“草船借箭”是利用了天气和风力。曹操与马超沿渭河大战时，马超冲突频繁，曹操立不起营寨，心中忧惧，后来用渭河沙土建起土城坚守，但沙土不实，筑起便倒。时值深秋，天气暴冷，连日阴云密布，朔风大作，曹操采纳了隐居于终南山的“梦梅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