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他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与杜牧并称“小李杜”。他的不少名句脍炙人口，流传甚广，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如“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毋庸置疑，李商隐是一位成功的诗人，但他的人生却是一个莫大的悲剧。
在李商隐十岁前后，他做幕僚的父亲在浙江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不得不回到了河南故乡。没有收入来源的一家人很快就陷入了生活的贫困，要靠亲戚接济才能勉强度日，身为家中长子的李商隐早早地就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帮别人抄书、贩卖粮米，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刻苦读书，力求上进，渴望早日做官，光宗耀祖，改变贫困衰微的家境，另一方面，这种经历使他养成了犹豫、敏感、清高，独立的性格，从而导致了他日后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大约在十六岁时，李商隐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一为《才论》，一为《圣论》，获得了一些士大夫的赞赏，其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令狐绹等人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了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才能成功踏上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意和自己踌躇满志的心情：“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如果希望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主要的途径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了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即骈体文），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由此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中和“藩镇割据”同等严重的一个社会痼疾。
李商隐的老师令狐楚倾向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了政坛，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中了进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倾向于“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
李商隐，这位才华横溢，纯洁高贵，追求独立人格的诗人，就此成为“牛李党争”无辜的牺牲品。
与王茂元女儿的婚姻使李商隐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但李商隐本人心中想的却是置身“牛李党争”之外，凭借自己的能力才华，而不是党同伐异，去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这从他的诗文中可以反映出来。然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独立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受到了来自牛党和李党的双重冷遇，甚至攻击，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后来身居高位的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卖身投靠李党，忘恩负义。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经两入秘书省，但都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他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但经历同样短暂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
对于深处于现代商业社会的我们而言，李商隐守着如此多的权力和人脉上的资源竟还沦落到如此潦倒的地步，实在令人不解。如果历史可以大胆假设的话，我们不妨替李商隐安排一下他的政治选择：一、当时如果他能义无返顾的投奔牛党，与令狐家族一脉相承，势必稳居高位，权力显赫，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他就要昧着良心看着令狐绹们将他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李德裕一贬再贬，直至贬死于海南任上，他能做得到吗？二、如果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李商隐事实上倾向于李党），完全投奔至李党的麾下，那么他不但要背负沉重的“忘恩负义”的十字架，同时要随时准备着在李党得势后对牛党人士进行毫不手软的大张挞伐，他又能做得到吗？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假设，那就是采取骑墙的政治策略，牛党得势，就向牛党投怀送抱，李党掌权，便对李党暗送秋波，这样，无论牛党还是李党上台执政，都可以稳坐“钓鱼台”，居“庙堂”之高，而不是处“江湖”之远，然而，锦心绣口、满腹华章的大诗人李商隐又怎么能做得到呢？
但是，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理想主义的诗人们终究是为理想主义而存在着的，李商隐最终选择了一条独立的，自我负责的，也是自我救赎的，但是却布满了荆棘坎坷的道路，他在如火如荼的党争面前，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理性和超然的立场，并不因感情上的亲疏、远近和好恶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李商隐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困境和情状或许只有两百年后北宋末年的苏轼能与之“媲美”。王安石在台上时，身为保守派的苏轼因批评新法弊端而被一贬再贬，而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因不满司马光的教条和武断被一贬再贬。
人生不幸诗家幸，李商隐虽然“空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没有能够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但他给后世留下了如此多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优美诗篇，为无数后人所钟情所仰慕，如果诗人在天有知，定会露出会心的、满足的微笑。
第62章 天下第一滥人朱温
五代十国是个乱世，这个乱世要从一个滥人说起，这个滥人就是朱温。
朱姓有一副对联，道是：上下两皇帝，千古一圣人。前面说的是朱温和朱元璋，后面指的是朱熹。朱熹和朱元璋倒还值得夸耀，虽然一个小节有失，一个手段狠些，可这朱温却的的确确不是什么好鸟，小节大节全无，可谓无耻之尤，行事之狠毒，比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算得残忍至极。
朱温原本是砀山乡下的一个破落户子弟，和《水浒传》里的高俅差【文】不多的光景。他爹是个苦命【人】的教书先生，儿子还小的【书】时候就大撒把驾鹤西游去了，没人管教【屋】的朱温馋吃懒做，游手好闲，长成了一棵歪脖树，但他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力大无比，而且寻思着凭这把力气混出个模样来，吃香的，喝辣的，包些个二奶、三奶、四五六奶。
谁曾想瞎了眼的老天爷竟然给了他机会，他竟然还抓住了。
那时正是唐朝末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各地兴起了不少农民武装，野心勃勃的朱温参加了离家不远的黄巢起义军。命运之神大概那些日子吃错了药，竟然给他一路大开绿灯，让他很快从一个小卒子变成了黄巢手下的一员大将。朱温的地位越来越高了，脸皮也越来越厚，心也越来越黑，厚黑学的造诣日益高深。
厚黑学创始人李宗吾在评论《三国》时说：曹操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心足够黑；刘备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脸皮足够厚；孙权虽黑不如曹操，厚不及刘备，但二者兼而有之，故也能成就一番基业，而司马懿极厚黑之大成，无人能比，因此三分归晋一统华夷的重任非得由他的子孙完成不可。
朱温在厚黑上绝对不逊色于司马懿，但他出身草根阶层，在能力魄力影响力上和世代高干子弟的司马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始终只是大河南北最大的割据者，而不能拿下全国的地盘。
让我们看看黑心肠和厚脸皮把朱温催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朱温是在黄巢起义的第三年，即公元877年加入义军队伍的，此后凭借军功一步一步升了上去。黄巢对这个既有力气眼皮子又活的家伙青眼相加，委以重任，880年进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后，任命他为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负责最重要的东面防务。882年，朱温见农民军处境困难，就叛变投降了唐军，对于“有奶便是娘”的朱温来说，黄巢的恩典和信任此时连鸡肋也不如了，被他毫不可惜地丢在了屁股后边。
朱温一旦变脸，就成了起义军的死敌，黄巢腹背受敌，一败涂地，退出长安后便一蹶不振了。唐僖宗大喜过望，除了高官厚禄，还给了朱温一个莫大的荣誉：赐名“朱全忠”，之后的历史证明这个莫大荣誉其实正是莫大的讽刺，因为朱温既不忠于大齐金统皇帝黄巢，也从来没有忠于大唐天子，可以说是个“全不忠”。
此后的近二十年间，朱温以宣武（今河南中东部）为根据地，靠着坏心眼子和铁枪杆子占有了太行山以东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他的阴险毒辣在火烧上源驿一案表现得一览无遗。当时他要对付的是最强的竞争对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公元884年，李克用打败黄巢后途径朱温的老窝汴州，朱温请他进城并大开筵宴。但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当天晚上朱温就用车辆堵塞街道，围攻李克用入住的上源驿大宾馆，企图置之死地而后快。李克用的数百随从都死于非命，他在几员大将的舍命护卫下侥幸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