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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涌现了很多江西籍的文化名人，如晏殊晏几道父子、欧阳修、黄庭坚、王安石、曾巩、杨万里、朱熹、姜夔、文天祥，要知道，在两宋之前，江西拿得出手的文化名人好像只有一个陶渊明。那么原因何在呢？笔者思来想去得出三个原因：其一是江西的文化事业在南唐时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就是在那时建成的；其二是晏殊、欧阳修等前辈大力提携奖掖家乡的后起之秀，其二是江西在南宋时期接近京畿，经济文化发展较快，情况和唐朝时期的甘肃有些相似。这当然是一家之言，是否有理敬请大家指教。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这个时期，特别是北宋中后期，在吕姓中出现了很多高官显贵，像吕蒙正、吕端、吕夷简、吕惠卿、吕大防、吕颐浩、吕本中等，不知只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别有原因。
纵观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你会发现有三位女性在众多须眉男子之间熠熠闪光，正是万绿丛中几点红。这三个女子，一文，一武，一妓。一文自然是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她与豪放派的辛弃疾并称“济南二安”（李清照号易安，辛弃疾字幼安）。一武自然不是穆桂英，因为她是虚构的人物，而是金山击鼓战金兵的梁红玉。一妓乃是李师师，她名满京师，连宋徽宗都通过地道一近芳泽。李师师虽为青楼女子，却重大义，轻生死，怒斥敌酋，饮剑自刎，远非忍辱含垢、坐井观天、最后老死五国城的宋徽宗可比。其实，梁红玉也出身青楼，不过她比李师师幸运得多，遇到了重情重义的韩世忠。
悠悠三百年，弹指一挥间，但两宋时的事儿却永远不可能说尽，就像当初宋太祖不可能想到烛影斧声、皇位易主，不可能想到“靖康之变”、二帝北狩，不可能想到崖山兵败，陆秀夫背负小皇帝投海殉国……
第66章 谁害死了杨老令公
——扑朔迷离的陈家谷之战
《杨家将》的故事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穆桂英、佘太君、杨六郎、杨排风等人物形象深受大家爱戴。杨家将的第一代当家人老令公杨业受人陷害，兵困两狼关，碰死李陵碑、为国捐躯的故事在民间流传颇广，据此改编的京剧《碰碑》则是戏曲舞台上的常演剧目。那么，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这就要提到北宋初期“雍煕北伐”的最后一场战役——扑朔迷离的陈家谷之战。
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大举攻辽。西路军由潘美任都部署，名将杨业任副都部署，连拔云、应、寰、朔四州，但后来曹彬所统率之东路军因轻敌冒进在歧沟关遭遇大败，辽军大举进攻西路军，西路军遂退兵，并护送四州民众南迁。杨业在宋军不利的形势下被迫正面出击，与潘美约在陈家谷接应。潘美等先闻杨业已胜，纷出争功，继知兵败，即率军遁去。杨业自午至暮转战至陈家谷（在今朔州市南），不见援兵，遂率残部死战，无一人生还，杨业受伤后被俘，绝食三日，浩然殉国。
以上就是陈家谷之战的大体情况。杨老令公是绝食三日为国捐躯的，碰碑而死乃是艺术的虚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关于害死老英雄的那只黑手到底是谁伸出的，人们却有不同观点，今天，我们不妨开庭审理此案，听一听穿越时空隧道来到当代的犯罪嫌疑人潘美和王侁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
潘美如是说
对于杨业之死，不少网上和书中的文章认为是我出于嫉妒故意陷害杨业，以至于导致他兵败陈家谷，被俘而死。我在此要严正声明，这纯属无中生有，造谣污蔑，杨业是受害者，我更是受害者，而且我被冤枉了一千多年，冤深似海，比起窦娥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说说所谓“嫉妒”的问题。说我嫉妒杨业，那简直会让我的同代人和了解宋史的人笑掉大牙，我凭什么嫉妒他呀？大言不惭地说，我当时是你们现在常说的军事家，在攻打南汉、南唐、北汉的战争中，我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我和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关系非同一般，按现在的说法，我们是“铁哥们”，可以和我相媲美的只有帅哥曹彬，这些王巩的《随手杂录》中是有记载的，其中提到：“太祖无事时，常召潘美辈禁中议政，或与之纵饮，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又说：“太祖，太宗时，诸节度使皆解兵柄，独潘美不解。”所以，当时我已经身居正一品的“检校太师”，相当于现在的三军总司令。而杨业的职务是“云州观察使，知代州事”，属于正五品，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军分区司令。你说，我会去嫉妒比自己低四品的一个部下吗？如果你是我，你会吗？
下面说说所谓“陷害”的问题。当时，在契丹已经攻陷寰州，兵势非常强盛的情况下，杨业和监军王侁在如何完成保护百姓内迁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杨业建议潘美派兵从侧面出击吸引辽军，掩护主力和百姓迅速撤离，而王侁认为侧面迂回有失国威，极力要求派兵进攻寰州，正面阻击辽军主力。我作为主将，无论支持杨业，还是支持王侁，都不存在有意陷害谁的问题，而且在他们的争执中，我并没有发言，虽然最后我默许了王侁的建议，但绝对没有和王侁一起算计杨业。
杨业带兵离开之后，我按照约定在陈家谷布下了伏兵，这充分证明我也支持了杨业的建议。后来，我们误以为杨业取胜，王侁“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我“不能制”，于是，原定的计划被打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孤军独守已失去作用，而且如果杨业取胜之后需要支援，我按兵不动坐失良机，造成的后果是我承担不起的。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沿交河西南行”，走了二十里后，得到了杨业兵败的确切消息，才带兵离开，原因是在杨业生死不明的前提下，如果我贸然出兵失利，不仅不能完成保护百姓内迁的任务，还可能引狼入室危及后方。在前进和辽军拼命还是后退护民内迁上，我作为一军之主不得不选择后者。
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你没有制止监军王侁带兵擅自离开呢？这是因为监军既不是我的副职，更不是我的属官，而是皇帝的亲信。他不但可以代表皇帝对在外的将帅进行监督和挟制，还有权处死有不轨之举的武将，根本不会听从我的命令。
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默许王侁的建议，决策失误，导致杨业陷敌被俘而死这是事实，但决策失误和有意陷害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所以，说我有意陷害杨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王侁如是说
近几年，有不少人为潘美喊冤，认为我是造成杨业死亡的主犯，我听说之后，心情愤懑不平，寝食难安，因为我冤哪，冤深似海，比《乌盆记》里的那个屈死鬼还冤。
实事求是地说，战役打响之前，我和杨业在对敌策略上的确有分歧，有争执，有冲突。他认为辽军兵力占有很大优势，应当避免与其正面交锋，建议潘美派兵从侧面出击吸引辽军，掩护主力和百姓迅速撤离，而我认为侧面迂回有失国威，应该派兵进攻寰州，正面阻击辽军主力。但是，我只是一个监军，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决策权在哪儿呢？在西路军主将潘美手里攥着呢。最终，潘美表示杨业的分兵引敌策略太过冒险，不宜采用，而是采纳了我提出的全面阻击之策，同时他答应按照杨业建议在陈家谷部署步兵强弩埋伏接应。
就像前边说的一样，我这个人好面子，虚荣心强，不愿有失国威，愿意分享胜利，所以，当我误以为杨业击败了辽军时，就急忙率军离开陈家谷去与他回合，但是，潘美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跟着我走，他是主将啊！结果，半路上得到了杨业已经败退的消息，我当时就慌了，因为我在此之前没打过仗，但是潘美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是著名军事家，他应该临阵不慌，从容决应对，而且应该遵守与杨业的约定在陈家谷提供救援，可他却下令全军撤退，完全把杨业抛在了脑后，从而使得整个战局失去了最后的扭转机遇，加剧了我军在“雍熙北伐”战役中的惨败结果。
综上所述，杨业之死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潘美来负，我顶多是个从犯。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潘美嫉妒杨业并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为什么人家不说我嫉妒杨业呢？我根本没有那种心理状态，但是潘美有，因为在他作为主将驻守晋北边防期间，杨业作为副将屡建奇功，在军内民间的声望非常高。身为两朝宿将的潘美却被降将杨业（杨业是北汉降将，作者注）抢尽风头，他对此早已有所不满，妒恨交加的情绪一直暗暗潜伏在潘美心底，一直在寻找释放的机会，这应该是他支持我的建议而不支持杨业的一个原因。
最后的宣判
陈家谷之战失利和杨业被俘身死的直接原因，就是盲目正面出击的错误决策。客观来讲，虽然提出错误主张的是监军王侁，但最后决策却是由主将潘美默许通过的，并且随后他又忙里出错，在陈家谷失约而逃，不但导致杨业悲壮殉国，同时失去了扭转战局的大好机会。
法庭最终认定：杨业之死是由潘美的胆小怕事、行政不作为和王侁的虚荣心重，好大喜功共同造成的，判决如下：潘美继续以潘仁美的叛贼奸臣形象在《杨家将》中出现，接受读者听众的抨击鞭挞，同时应该让大家有机会了解他之前在军事上的功绩；王侁仍然以王辉的小人形象在《杨门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