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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加入起义军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这个偶然与崇祯初年一次小小的驿站改革密切相关。
驿站是我国古代的通讯机构，相当于现在的邮局，同时兼有政府招待所的职能。明朝时期，驿站机构已经相当完备，堪称世界第一。当时驿站密密麻麻遍布全国，驿站工作人员数以万计。政府传递信息确实极为方便，但是，驿卒们的工资在晚明时期成了政府的一个不小的负担，因为朱明王朝此时已是千疮百孔、奄奄一息了。
即位后的第三年，崇祯皇帝为了节省财政开支，采纳一个官员的建议，颁下一道圣旨，宣布裁撤全国各地的驿站。金口玉言的皇帝老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成千上万的驿站小公务员就都下岗失业没了生活来源，而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员。在饿死和造反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于李自成来说，裁撤驿站是不幸，更是幸运，但对于大明王朝却只能是万劫不复的厄运的开始。
那么，到底是哪个官员给崇祯皇帝提了这个最终导致明朝灭亡的绝命建议呢？
此公名唤毛羽健，一个不错的名字，可惜人不怎么样，毛羽健当时在朝中担任御史，负责监察百官，给皇帝提意见。为什么说这位毛御史不怎么样呢？因为他建议裁撤驿站并非出于忠君爱国、为国抒难的公心，而是出于大大的私心，出于一桩风流公案引发的火气。
这场风流公案可是精彩的很！
毛御史是个一等一的“妻管严”，可是又实在耐不住偷腥的欲火，于是就趁老婆大人回乡探亲的空档，在北京偷偷摸摸包了一个“二奶”。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段风流事最终还是传到了大老婆的耳中。
正当毛御史和“小三”如胶似漆、难解难分之际，老婆突然从天而降，几个大嘴巴落下来，打花了“小三”的粉脸，打歪了老毛的鼻子，打碎了二人的一场春梦。
河东狮之所以能够腾云驾雾般从遥远的老家赶到京城大发雌威，是因为她“乘传而至”，用现代话说，她是坐着驿站的高速马车（当时的规矩是沿路各站的驿马轮流上路，马歇车不歇）来到的。
因为偷腥儿挨了老婆打的毛御史心里窝囊得能吐出一个臭鸭蛋来，但他面对河东狮可是敢怒不敢言。毛御史既然没有足够的勇气跟家里的一把手叫板，只得把一肚子怒火发泄到驿站上，于是他给大明朝的一把手——崇祯皇帝上了一本，夸大其词地诉说驿站之害，并建议裁撤全国各地的驿站，正因为财政入不敷出而脑袋发胀头疼不已的崇祯皇帝当即拍板通过了，于是，李自成失业了，挨饿了，造反了，最终，大明朝被这个愤怒的前驿站工作人员给灭了。
显而易见，这桩风流公案就是那只导致明朝灭亡的蝴蝶，我们的寻找至此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如果毛羽健这只猫儿不偷腥或者他偷腥而不惧内，他就不会那么仇恨驿站，意欲除之而后快；如果没有裁撤驿站之举，李自成就不会因失业愤而加入造反者的行列；如果李自成没有被逼上梁山，就不会有后来的闯将、闯王，就不会有李闯王进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一桩风流事最终断送了大明朝。
第84章 崇祯皇帝的六副面孔
我们习惯于将古代帝王分为明君（如唐太宗李世民）、昏君（如宋高宗赵构）、能君（如明成祖朱棣）、庸君（如清咸丰帝）、仁君（如汉文帝刘恒）、暴君（如秦始皇嬴政），而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却很难用一个名号来盖棺论定，因为这位皇帝既有能君业绩，又有庸君形状；既有明君风采，又有昏君行径；既有仁君姿态，又有暴君手段，是个极其复杂、难以捉摸、有着六副面孔的人物。
能君业绩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荒唐了一辈子的明熹宗朱由校一命呜呼，临死前他同意将帝位传给弟弟信王朱由检。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崇祯帝。尽管他只有十七岁，但比他哥哥要成熟得多。当时，朝政大权把持在以大太监魏忠贤和熹宗奶妈客氏为首的阉党手里。最初几天，双方是在紧张而微妙的气氛中度过的，表面一切如故，相安无事，背后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九月一日，魏忠贤变被动为主动，提出辞去东厂职务以试探新帝的反应，崇祯帝不动声色，没有批准。次日，客氏提出出宫，这次崇祯帝没有客气，立即表示同意。九月二十五日魏忠贤给皇帝上疏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崇祯帝的批复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样一个顺水推舟之举，便终止了朝野上下齐拍魏忠贤马屁的不正之风，而又不致引起魏阉的恼怒。崇祯帝还不断地嘉奖阉党人员，他心中明白，这一切早晚都会“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同时暗暗地削弱魏忠贤的势力。
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倒魏的导火索最终竟然是由魏忠贤的党羽点着的。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魏忠贤的得力干将），却美化魏忠贤，这摆明了是丢车保帅、李代桃僵之策。静候了七天之后，崇祯帝决定罢免崔呈秀，让他回老家待命。这一举动等于是掀开了倒魏的大幕。嗅觉灵敏的官员觉察到政治局势的新动向，于是揭发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连连不断呈到皇帝眼前。于是，崇祯帝立即开始行动，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列举他十大罪状的奏疏。魏忠贤吓破了胆，第二天就请求辞去爵位，得到崇祯帝的允许。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
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时竟然还牛皮哄哄地带着卫兵一千人、大车四十辆。一个戴罪宦官竟然还敢如此飞扬跋扈，这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崇祯帝敏感的神经。于是，他接着下了一道圣旨，命锦衣卫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在阜城县南关的旅舍中，亲信散尽的魏忠贤自缢而亡，客氏被押往浣衣局乱棍打死，客魏两家子孙都掉了脑袋。
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迅速进行。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九日，阉党终于被一网打尽，崇祯帝就这样不动声色、沉着老练地除掉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
明君风采
除掉阉党之后，崇祯帝亲自选拔了一批大臣，还下诏甄别被魏忠贤杀害或削夺职权的官员，该平反的平反，该起用的起用，一时之间朝廷风气耳目一新，京畿内外民心大快。
崇祯帝即位后，自奉特别节俭。他亲自带头穿浆洗过的旧衣，将许多金银制品都拿到银作局化掉充饷。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他多次减少皇帝开支，遣散宫中大批宫女。崇祯帝没有特殊嗜好，吃穿住用一概不讲究，声色犬马统统不沾身。
崇祯帝的勤政超过了任何帝王，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平时白天在文华殿批阅奏章，接见群臣，晚上在乾清宫看奏章，军情紧急时他连续几个昼夜不休息。同时，一道道诏谕传遍天下，罢除了为皇室服务的一切不急之役，与民休息；撤回了天下镇守太监，严禁宦官干政，严禁官员结交太监；向边镇发去银两，安定军心；戒谕官僚结党，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这一道道诏令在帝国臣民心中唤起了希望。
在用人方面，崇祯帝虽然没有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但颇具慧眼，他提拔任用的袁崇焕、洪承畴、吴三桂、郑成功、史可法等都是兼具文采武略，足以独当一面的杰出人物。
崇祯帝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皇帝，如果不是生在明朝末年，如果从他哥哥明熹宗手中接过的不是一个烂摊子，他可能会做出一番令人称颂的业绩来，但此时的明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他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透出一种强烈的悲剧意味。
昏君行径
崇祯帝以一己之力除掉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他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并进而一意孤行，一旦败之，就文过饰非，拉过大臣当替罪羊，侥幸成之，则愈发自负，越陷越深。
陈新甲一案就充分体现了崇祯帝的虚伪、昏庸和冷酷无情。
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起义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一日，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议和。陈新甲不在家，那人便将密诏留在了书案上，陈家的书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驻京人员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崇祯帝无法抵赖，恼怒之余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李自成破开封，烹杀福王），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被崇祯帝冤杀的大臣绝不止陈新甲一人，而且往往是干正事的被杀，不干正事的下场还好一点。一代名将袁崇焕是明朝后期最有能力、最忠君爱国的大臣，而他的结局也是最凄惨的。冤杀袁崇焕是崇祯帝犯下的最严重、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当初，崇祯帝是非常信任袁崇焕的，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将整个对金（即后金，清朝前身）防务都交给了他。袁崇焕也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打了很多漂亮仗，致使明朝的劲敌努尔哈赤在宁锦兵败后连伤带病郁郁而死。
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几十万后金军绕道直扑明朝都城北京。镇守辽西的袁崇焕得到情报，立即率领明军赶到北京，与敌展开激战。此时，魏忠贤的余党散布谣言，说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皇太极也利用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