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观摩影片外，还放映了一些苏联和西方国家的相关故事片，并请来克格勃对外谍报局行动执行部的暗杀专家来讲解、分析他们亲手所干的谋杀行动。行动执行部原被称为“F排第十三部”，1969年初刚改了名称。该部专门负责政治谋杀、绑架和破坏，其活动充满血腥，往往是鲜血飞溅的，所以在内部被称为是干“湿活”的。另外，傅索安等学员还在教官指导下做了许多实验。等到暗杀课程学完，已经是1969年6月下旬了。
这时，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动荡、变化，苏联需要更多数量的待工。克格勃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突击改革了特务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推出了“谋报人员速成班”。这种“速成班”简化、删除了原先的部分内容，将完成学业的时间定为十二个月。为便于教学，“速成班”采取集体教学方式，所以招募学员也是一次性进行的。特维尔谍报学校被克格勃总部定为“谍报人员速成班”的试点单位，于1969年6月29日招募了三十名学员，将他们编成了一个班。
这个班的三十名学员中，二十名是苏联人，十四男六女；十名是外国人，五男五女，其中有一名女的是中国人，也是知识青年。
这个女知青名叫钟秀翔，1949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县，其父母当时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一年后，钟秀翔因父母奉调去北京而随之赴京。从此，钟秀翔定居北京，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958年，钟秀翔的父母转业地方，父亲担任一家工厂的党委书记，母亲在教育部门任科长。两年后，钟秀翔的父亲患病医治无效，撒手西归。不久，钟秀翔的母亲再婚，继父是医生。由于继父带来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子女，钟秀翔觉得打破了她家原先的宁静，从此一直郁郁寡欢。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钟秀翔干脆离家出走，走南闯北，遍游全国，“革命大串连”一直进行到1968年春节前方才结束，返回北京家中。
钟秀翔回到北京后才知道，在她“革命大串连”的这段时间里，家中发生了重大变故：继父被造反派查出30年代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军医，并涉嫌迫害多名红军被俘伤病员，于是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给逮进了公安局；母亲早已被所在单位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靠边劳动，接受监督，丈夫一抓进去，她又被扣上“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成了双料货、重点批斗对象，七批八斗，成了精神病人，跳进了永定河。家庭变故对钟秀翔造成了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双重不利。幸亏她本来就是个有主见的姑娘，在外闯荡了一年多，更加变得成熟了，面对不利情势显得很是冷静，经过一番考虑，头脑里很快就形成了主意：从此不再参与政治运动，不参加学校两派造反组织的任何一派，当一名“逍遥派”。经济上先把家里稍稍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已被抄家抄去了）送往旧货店，换取钱钞维持生活。
钟秀翔有个从小学一年级就同班一直同到初中三年级的同学，那是个男生，名叫盛炜富，和钟秀翔同年。这盛炜富的父亲是资本家，早年在北京城里开着三家店铺，在资本家里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角色。1956年，国家推行了公私合营对资本家的产业进行“赎买”的政策，盛老爷子把三家店铺交给国家，每月能拿下一笔优厚定息，一家数日照样过着富裕的日子。盛炜富人模样长得帅，身架子高大健壮，穿戴又光鲜，学习成绩又好，所以在班级里很惹女问学的注意。初二、初三时，颇有几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偷偷给他递过情书。惟独钟秀翔对这个资本家子弟嗤之以鼻，正眼儿都不瞧一下。当时钟秀翔是“革命干部”成分，眼珠儿长在额头上，从来不把“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放在眼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盛炜富因先天缺陷，底气不足，颇有自知之明，早早当起了“逍遥派”。学校里那两帮于因忙着打派仗，也顾不上对付“逍遥派”。盛炜富闲着无事，常去近郊钓鱼、逮鸟、放风筝。钟秀翔在回北京二三个月后，一则闲得发慌，二则经济上捉襟见肘，连吃菜都发生困难，便常去郊外挖野菜。一次，钟秀翔在挖野菜时，和正在钓鱼的盛伟富意外相遇，双方一怔之后，打了招呼，开始叙谈近况。盛炜富在知晓钟秀翔的情况后，并没有因钟秀翔以前歧视他而幸灾乐祸，相反倒表示出深深的同情心。他把钓到的鱼全都送给了钟秀翔，并将身上带的钱也全掏出来赠送了。
以钟秀翔当时的情况，她的家庭出身比盛伟富还低了三等，她见盛炜富如此对待自己，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盈眶。也许，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她心里产生了对盛炜富的爱。
钟秀翔的家离盛伟富家不远，步行七八分钟就到。从此，盛炜富天天邀请钟秀翔去他家坐坐。和他那几个同样是“逍遥派”的弟妹一起下棋、打牌、玩乐器。盛家老爷子当年是北平商界小有名气的“老狐狸”，奇书网处世行事心眼玲珑剔透，“文化大革命”刚吹响号角，他已嗅出味道不对，立刻把金银钱钞、贵重细软藏匿转移，结果，抄家的一拨拨来，却只搬走了几件家具、餐具。不久，造反派打起了派仗，老爷子遂把藏匿的钱物一点点拿出来贴补家用。所以，盛家仍过着比较好的物质生活。这种家庭，根本不在乎多一张嘴吃饭，盛伟富便经常留钟秀翔在他家吃饭，好让她节省一份开支。有时，在家里闷得慌了，盛炜富、钟秀翔便去公园、郊外钓鱼、挖野菜。如此几个月接触下来，两人很快就产生了感情，双方之间只隔着一张薄纸，一捅就破。
这时已进入1968年的秋天，中国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文件，提出1966年、1967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的第一个去向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的口号是“屯垦戍边”，据说具有双重战略意图：如果苏修发动战争，入侵中国，大批知青便是兵源，随时可以就地入伍，拿起武器，投身反侵略战争。如果不发生战争，知青则是一支生产力量，可以参加建设边疆。盛伟富得到消息，想想自己已经步入成年，老是待在家里也没意思，不如去黑龙江算了。于是去找钟秀翔商量，其实是想拉她一起去的意思。钟秀翔的处境、心绪比盛炜富差得多，正急着寻找出路，听说有这样一个机会，自是愿意。
于是，两人双双去学校报了名。
当时，黑龙江省边境地区称为“反修第一线”，而去那里的知识青年又是作为“反侵略战争预备力量”而安排的，所以，在选择时有一定的条件，明确规定“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子女是不能去的。盛炜富、钟秀翔报名后，一政审，盛炜富的父亲虽是“老狐狸”，却属于“守法资本家”，盛炜富本人也从无劣迹，于是得以通过。而钟秀翔却不行了，她的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关在专政机关，母亲又是“畏罪自杀”的，这种角色显然不适宜去“反修第一线”扎根。盛炜富、钟秀翔得到消息，焦虑万分，鉴于当时的政策，却又无计可施。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钟秀翔的继父、那个当过国军军医的老头经审查认定只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而被释放了，仍回原单位行医。这样，钟秀翔母亲的问题性质也起了变化，双料货还原为单料货，仅是一个科级“走资派”。这对于钟秀翔来说，无疑是一个转机。她当即去学校和区有关部门申述理由，共有三条：
一、她的生父系货真价实的革命干部，早在1938年就参加八路军了，为革命立过战功，解放后长期担任局级领导，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
二、她的继父已经专政机关审查认定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只是“一般历史问题”。
三、她的母亲“畏罪自杀”的一条“罪行”即“反革命家属’七团继父问题性质的改变而消除。
当时主持该项工作的领导小组当然不会预料到钟秀翔去黑龙江后会叛逃去苏联，成为一名克格勃特工（平心而论，就是钟秀翔本人也还没这么一个打算）。他们认真听取了钟秀翔的申诉，对她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最后决定网开一面，批准她去黑龙江。对钟秀翔审查的放宽，当时是有据可依的：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去黑龙江的这批知青有可能将在那里待一辈子，至少也得待一二十年。这样，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婚姻问题。为了今后使绝大多数人能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组织这批人员时，内部规定要求男女比例尽可能达到或接近一比一。而当时这两届毕业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本来就不到一比一，男生偏多。在报名的人中，又是男生人数明显多于女性。所以，在审批时，政策往往向女生倾斜。钟秀翔的情况，就是属于这一类。
钟秀翔、盛炜富被双双批准去黑龙江，两人欣喜不已。在做准备工作的那几天里，两人天天待在一起，简直寸步不离，常常要到午夜过后方才依依不舍而别。离开北京的前夜，他们受情欲驱动，终于越过了那条界线。
次日，盛炜富、钟秀翔和一千六百名知识青年一起，离开北京。
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旅行，他们终于抵达了距中苏界河黑龙江仅几十里地的目的地。这天，是1968年10月14日。
盛炜富、钟秀翔被分配在同一个连队，盛炜富去农业排参加开垦荒地。钟秀翔在连队伙房当上了一名炊事员，这在那里算是一个好差使，因此，给连队几个观察细致、想象力丰富而又喜欢乱嚼舌头的女知青留下了一个话题。
这个连队有三百余名知青，主要由三个城市的66届、67届初高中毕业生组成：上海、北京、哈尔滨。哈尔滨的最先抵达，上海次之，北京最晚。每批知识青年抵达后，总是要办一期学习班，一是提高思想认识，二是适应北疆生活，三是让领导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