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元月4日，连队才弄清盛炜富、钟秀翔的真实去向。那天上午，苏联方面从国境线那边扔过来一具男性尸体，并不作任何解释。我边防部队见尸体是农场知青装束，便通知兵团方面去认领。
团部闻讯，马上打电话向各个营查询哪个连队跑了人，结果证实尸体系盛炜富。
盛炜富的尸体被运往团部卫生队，请来法医验尸。经检验，尸体身上有皮带抽打的伤痕，可能还挨过拳脚，但致死原因是上吊窒息。
盛炜富的死讯，钟秀翔直到后来被克格勃派遣来华落网后才由我公安机关告知。关于钟秀翔落网及被审讯等情况，本书后面将有专章叙述。
钟秀翔越境过去落到苏联边防军手里后，一押下巡逻车就再也没见到盛炜富。之后，她的遭遇和傅索安刚越境叛逃时在36号地区边防营的情况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她因未昏迷，所以没有医生来和她打交道。钟秀翔在边防军营房关押了一星期，被审讯了两次。之后，她被移押至离边境线不远的一个小城的刑事侦察局拘留所里，单独关押，伙食标准和苏联刑事犯一样，其他方面也未受什么优待。
在看守所关了十九天，钟秀翔被押往苏联远东地区的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她的越境叛逃被苏联方面作为一起案件，正式由克格勃开始调查。实际上，克格勃已有将她招募为特工的设想，所以特为立案调查。
克格勃是如何调查钟秀翔的口供的，这里无法向读者提供，因为缺乏这方面的材料。可能是钟秀翔所说的“投毒事件”不被外人所知的原因，克格勃这一节的审讯特别烦琐，光测谎器就使用了七次，药物“洗脑”三次，还由专家来搞了一次催眠状态下的询问。总之，一直审查到1968年4月中旬才结束。
1968年4月20日，钟秀翔被克格勃从看守所押解到哈巴罗夫斯克郊区的一幢花园别墅过软禁生活。在那里，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伙食很好。她还接受了几次极详尽烦琐的身体检查。之后，再也无人答理她。一直到6月下旬，才来了两名穿克格勃军官服的中年男子，一个是少校，一个是中校，都能说汉语；那个中校甚至还会说几句北京土话，令钟秀翔大为惊讶。
这是钟秀翔叛逃以来所碰到的最和气的苏联人，他们一上来跟她聊了半个多小时的北京。从故宫、天坛、颐和园一直到茯苓饼、烤鸭，从北京的胡同一直聊到北京人的语音。后来，钟秀翔成为克格勃特工后，了解了一些内情，怀疑这两个军官曾去北京当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什么官员——这是克格勃惯用的伎俩。谈了一会，克格勃军官才把话题转到钟秀翔的前途上，也像问傅索安一样，问她来苏联后有什么打算。这个，钟秀翔从来没考虑过。她如实说了，对方便问她是否愿意去一所学校学习，许诺毕业后会有一附很好的工作，既体面又有优厚的薪饷和其他福利待遇，并且一进学校便算已取得苏联国籍。钟秀翔一听，就像饥汉突然看见天下掉下个大馅饼，上面还写着自己的名字，兴奋得眼睛发亮，坐也不是，立也不是，连声表示愿意。
少校笑道：“愿意？那好，请您在这份表格上填写一些内容。”
说着，他拿出了一份特务学校的登记表。
表格是用俄文印的，钟秀翔一个字母也看不懂，对方便给予指点，告诉她哪一栏里该填什么，哪一格里该写什么。钟秀翔—一依言填写，记忆中这是一份内容详尽的履历表。
之后，两人让钟秀翔出门，上了他们的汽车，开到哈巴罗夫斯克市区里的一幢不知是什么单位的建筑物里停了下来，进了餐厅，叫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餐后，由一男一女两个穿便衣的苏联青年陪送钟秀翔去火车站，三人一起上了火车。
火车开了一夜半天，在一个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城市停了下来，青年男女让钟秀翔下车，已有一辆轿车在站台上等候，把三人载往附近的一家饭店。吃过午饭后，汽车又送他们去了机场，三人上了一架苏联民航机。飞机上只有一半座位坐着乘客，他们一上飞机，就起飞了。这次飞行的目的地是莫斯科，抵达后，又有汽车把他们三人送往一家宾馆（实际上是克格勃的内部招待所），那两个男女把钟秀翔交给两个克格勃男军官后，就离开了。和最先露面的两个“中国通”校级军官一样，钟秀翔后来再也没见到过他们。
这两个克格勃军官不会说汉语，他们把钟秀翔安置在宾馆的一个单人房间里后，叫来一个克格勃医生，给她检查身体。之后，他们叫钟秀翔洗澡，却又不让关上卫生间的门。钟秀翔胆战心惊，连连摇头，两人马上显出一副凶神恶煞的神情，举起拳头威胁着要揍她。钟秀翔此刻真正是“在人屋檐下，岂敢不低头”，只得含羞忍气屈从。她刚进浴缸，一个军官就走进来把脱下的所有衣服都拿走了，打着手势告诉她洗完后到外面来穿新衣服。
钟秀翔匆匆洗罢，用浴巾裹着躯体走到卧室要衣服穿。那两个军官却把她的浴巾拿掉，扔在一边，然后用照相机对着她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拍个不停。好一阵，他们才算结束，拿着照相机出去了。钟秀翔匆忙穿上衣服，又羞又恨又悔，伏在桌上哭了好一阵。
原来，这个拍裸体照的程序也是克格勃招募特工的一道必行手续，不管男女，都必须留下多张裸体照，存放进档案，作永久保存。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该特工日后被他人假冒。傅索安当时没有单独办这道手续，因为她在克格勃特别调查部的审讯室里一度是全裸体接受讯问的，已有专用照相设备在她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全方位拍摄了许多照片。
钟秀翔在莫斯科待了两天后，在夜间被送往特维尔谍报学校。
直到此时，她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克格勃特工。
钟秀翔入校后，校方考虑到她除了汉语外不会讲其他任何语言，为使她迅速掌握俄语，就把她安排和已能讲流利俄语的傅索安同住一个寝室，由傅索安教给她俄语。当时，她们是特维尔谍报学校仅有的两个中国学员。
傅索安后来回忆，她看到钟秀翔时，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但她在听钟秀翔述说叛逃原因后，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做事欠考虑！”
傅索安可能出于谨慎，也由于成熟了些，没向钟秀翔谈过自己的叛逃情况，只说自己是天津人，1968年来苏联的。
钟秀翔能在此时此地碰到傅索安，自以为是不幸中的大幸。
她不但在俄语方面得到傅索安的指导，在其他各方面也受到了傅索安许多照顾和帮助，直到半年后傅索安毕业离开特维尔谍报学校。
第六章 初次出马
17
两名苏联警察在检查傅索安的证
件后，突然给她扣上了手铐：“你被捕
了！”
1970年元旦过后，傅索安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了。一起毕业的有七名特工学员，其余六人都是苏联人，四男二女。
元月4日上午，傅索安接到教务处通知，让她马上到校部大楼去。她赶去时，那6个苏联学员已经坐在底楼的小会议室里了。
傅索安刚坐下，校长在教务处正、副主任的陪同下就进来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毕业仪式，只不过搞成了茶话会形式。教务处主任讲了话，主要是代表校方对每个学员在这十八个月内的学习情况及其他表现作一个鉴定，当然都是好的。他特别表扬了傅索安，说她在多一门未规定的俄语课的情况下，仍能抓紧学习，各科成绩都不错，有的还名列前茅，实属不易。
教务处主任讲话结束后，校长操着一口带浓重基辅口音的俄语开了腔，他对在座学员在学习期间所付出的艰辛表示赞赏，并致以慰问；要求大家在走出校门的同时，把特维尔谍报学校完全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这当然也包括以后不准向任何人提及自己的这段经历。否则，克格勃特别调查部的调查触角可能会伸向这个人，从而影响此人的前途甚至生命。校长最后宣布：在分配工作前，将把大家送往一处设施很好的疗养地去度过一段愉快的时间。
毕业仪式结束后，傅索安等人被请往校部大楼的三楼小餐厅，由校长等人陪同他们进了午餐。餐毕，教务处主任宣布：汽车已经停在楼下，将把大家送往疗养地，大家从此将和特维尔谍报学校永远分别。
一个苏联男学员马上问：“是不是可以去一次寝室，处理一下私人事务？”
教务处主任断然道：“不行！你们进校时没带任何物品，所以高校时也不能带走任何物品。至于你们在校方账目上的津贴费积余款，我们已经转往疗养地，你们抵达那里后会有人发给的，以让大家在疗养地花用。”
傅索安等人听了，面面相觑，却又无可奈何。就这样，傅索安匆匆离开了特维尔谍报学校，连眼巴兰诺夫和钟秀翔告别都来不及。
一辆旅行客车把傅索安七人及两名陪送的克格勃军官载到了莫斯科，住进了一家高级饭店。傅索安一行被告知，明天将送他们去疗养地，在莫斯科逗留时间，活动范围仅限于这家饭店。在饭店中可以尽意消费，不必付账，只要在店方的一张卡上签个名字就可以了。
当晚，那六名苏联学员跳舞、游泳、溜冰、打保龄球什么的玩得很开心，午夜过后还在餐厅喝了许多酒。傅索安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她去饭店附设的商场取了当天所有的报纸，想看看有关中国的消息，但只字全无。后来又去拿了一本俄文版的《鲁滨逊漂流记》，看了一会儿就睡觉了。不知怎么的，傅索安感到自己兴奋不起来，心情一直处于忧郁之中。这种状况，之后一直持续到她后来离开这个世界。也许，这种状况正是导致她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的主要原因。
次日，克格勃总部派来汽车，把傅索安九人（两个是陪送军官）送往莫斯科机常到了机场，他们才知道将飞往外高加索的凯斯洛夫斯克州。
克格勃在凯斯洛夫斯克州的高加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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