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在凯斯洛夫斯克州的高加索山设置了一个奥克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各特务学校的学员毕业伊始，都送到那里去休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傅索安一行飞抵凯斯洛夫斯克州后，在那里过了一夜，次日即被送往奥克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
温泉疗养院环境幽雅，风景宜人，物质生活十分丰富，属于高级享受型的。特工学员们在里面，基本上不受纪律约束，可以自由自在地跳舞、喝酒、看影视、爬山、游泳，也可以男女交往。所有的女学员，都是住单人房间的，房间里有疗养院免费提供的避孕药具。许多男学员都时常去女学员房间过夜。傅索安也逢场作戏地接纳过两名苏联男学员。
但是，特务学员们在疗养院仍旧是不自由的，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疗养院。在疗养院通往外界的所有出口，都有卫兵把守，不准学员外出离开一步。另外，几乎全部疗养的特务学员都并不知道，克格勃在这所疗养院中，并未放松对这批毕业生的考查和观察，他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是被记录入档的。
当休养期满时，这些学员就被分配工作单位了。克格勃人事管理局事先对每个学员的各种情况都作了详劲周密的研究，然后列出分配方案。分配方案必须经克格勃总部最后批准后，才能下达。下达的方式也是特别的：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官员来到奥克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逐个找这些毕业生谈话，通常在谈话结束时即会通知对方立刻动身去莫斯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人事部报到。于是，就像他们突然离开特务学校一样，马上坐上已经停在外面的汽车，离开疗养院，先去凯斯洛夫斯克州，然后飞往莫斯科。
傅索安在奥克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待了三十二天，她是特维尔谍报学校七名毕业生中第一个离开疗养院的。1970年2月7日，那是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中午，傅索安刚准备去餐厅用午餐，电话铃响了。电话是疗养院院长办公室打来的，请傅索安马上去院部大楼。思维敏捷而又积累若干经验的傅索安顿时意识到肯定要让她离开这里，开始正式进行特工活动了。放下话筒穿皮鞋时，她的头脑里突然涌起一阵强烈的恐惧感：会不会派我去中国执行任务？这种感觉就像电流一样，迅速传遍全身，使人感到手脚酥麻。好一阵，她才算勉强镇定下来，匆匆赶往院部大楼。
院长办公室里，坐着两个穿西装的中年男子。傅索安一进门，两人便站起来，和她握手，报出了他的身份：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人事管理局的军官，没报名字。傅索安一听是人事管理局的，一直乱蹦乱跳的一颗心才算稍稍定了下来，坐在两人对面，睁大眼睛望着他们，静候对方开口。
两人中那个被另一个称为“少校”的军官微笑着开口了：“傅索安同志，听说你在谍报学校表现得不错，各科成绩都是‘优秀’。‘优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作为一名不懂苏联语言的学员，你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我谨代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你表示热烈祝贺！”
说着，两人竟鼓起掌来。鼓得傅索安有点心慌，却又十分高兴，毕竟自已付出的种种艰辛得到了一个不错的评价。她定定神，说道：“谢谢！谢谢！”
少校又说：“你在谍报学校的表现，将列入你的档案，永久地保存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登记部的档案库里。我们相信，它将和你今后在谍报工作中的杰出表现合二为一，把你推上一个新的台阶——若干年后，你将成为一名特工专家。”
傅索安见对方谈到了工作，便接口问道：“尊敬的首长，我能否提一个问题？”
两个军官对视了一眼，少校点头：“可以。请说吧！”
傅索安说：“我很想知道我今后将会从事什么工作？”
少校脸上的笑容消退了，显出肃然的神情：“这正是我们要跟你谈的问题。你已经是一个苏联公民了，国家花费巨资为你提供了如此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把你培养成一个拥有特种技能的特工人员，其目的自然是希望你为保卫苏联的国家安全而作出贡献，你愿意为此作最大的贡献甚至牺牲生命吗？”
傅索安知道这句话后面虽然是问号，但回答是没有选择的，于是马上点头：“是的！”
少校也点头，似很赞赏的样子：“因此，全体谍报学校的毕业生，都将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当然，克格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它是由许多部门组成的，每个部门的专业都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在分配毕业生时，充分考虑了每个人的个人特长，把每个人都分配到能充分发挥自己技能特长的部门去。请注意，克格勃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不是埋没人才的地方，这方面，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至于你，我们已经决定让你从事国外谍报工作，因此，请你去苏联国家委员会第一管理局人事部报到。报到以后，他们会安排你的工作的。傅，你有什么想法？”
傅索安虽然已在克格勃特务学校待了一年半，但她并不知道克格勃有哪些部门，也不清楚第一管理局是干什么的，特维尔谍报学校的教材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因此，她不得不问道：“我能不能知道第一管理局的工作性质？”
“第一管理局是负责对外谍报工作的，事实上我刚才已经说过，你可能没听清楚。在特工学校的毕业生中，只有那些成绩优秀的人才能去第一管理局工作。”
傅索安头脑中马上产生了刚才已经出现过的那种恐惧感，但没有刚才那样强烈，反应仍保持着敏捷，意识到这不是在市场上买东西，可以讨价还价，于是立刻开腔：“首长，非常感谢对我的信任，我很乐意去那里。”
“好吧，让我告诉你应当怎么样走——你离开这里后，先到凯斯洛夫斯克州，可以在那里待上一二天，然后，坐火车前往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你仍可以凭我们给你的证件在任何一家饭店或者宾馆以外国旅游者的身份住下来，然后在次日上午9点钟后去克里姆林宫附近的捷尔任斯基广场，在广场口，你会看到一座九层建筑物，门牌是二号，共有六个大门，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大门中走进去，向第一个拦住你的人出示我们给你的全部证件，他会把你送往第一管理局人事部的。记住了吗？”
“嗯。”
“请你复述一遍。”
傅索安几乎一字不漏地复述了一遍。对方满意地点点头，另一个军官便把那个装着所有证件和旅费的皮包放到傅索安面前。
这时，疗养院的一名官员走进门来，请他们去用午餐。傅索安看看手表，谈话进行了四十分钟。她站起来时，才发现自己的背上有些汗津津的，显然是过分紧张。
当天傍晚，疗养院的一辆汽车把傅索安送到了凯斯洛夫斯克州。汽车开进市区时，穿便衣的司机问她：“你准备下榻在哪家饭店？”
傅索安已经习惯于听人摆布了，乍闻此言冷不防有些意外，愣怔了一下说：“他们没对你说吗？”
司机笑了，说他得到的命令是把她送到州城，然后连夜回疗养院。傅索安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获得自由了，禁不住一阵惊喜，不假思索道：“这样吧，你把我送到离火车站最近的一家饭店去，我明天就要上火车去莫斯科的。”
“那去车站广场对面的‘蓝森林大饭店’吧？”
傅索安点头：“好！”
司机把傅索安送到市里后，果然驾车走了。傅索安站在饭店那高高的台阶下面，望着熠熠生辉的霓虹灯，这才想起不知道克格勃为她准备了什么证件。她打开皮包，发现里面有一大叠卢布和两个信封，信封上分别写着“旅行证件”和“报到证件”。傅索安打开写有“旅行证件”的那个信封，里面装着一个贴有她照片的、写着“金艳玲”名字的护照，注明是香港人，1948年出生。一份香港政府出具的“访亲旅游”证明。一个香港大学的学生证。一份苏联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外国人出入境管理署出具的允许“金艳玲”在苏联逗留到1970年2月28日的证明。傅索安望着护照、学生证上自己的照片，顿时惊呆了：在她的记忆中，自己在特维尔谍报学校根本没有拍过这种标标准准的证件照，但证件上的照片却明明白白是她的！尽管她已经学过间谍摄影技术，但仍无法理解克格勃偷拍得如此清晰真切的奥秘。
饭店门口站着的一个保安见傅索安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可能感到奇怪，往这边走来。傅索安察觉了，马上收起证件，走上台阶，踏进了大堂。她用英语向服务台说明意图后，对方让她出示证件。办过登记手续后，傅索安被安排住进了七楼的一个单人房间。
晚饭后，傅索安洗了个澡，然后下楼出门，去对面的车站广场散步。一路上，她运用在特维尔谍报学校所学的反跟踪技能，悄悄观察是否有人跟踪自己，绕了好几个圈子都未发现异常，她心头涌起一阵轻松感。傅索安逛了几家商店，最后走进了火车站的售票楼，购买了一张次日去莫斯科的软卧车票。
这一夜，是傅索安踏上叛国之路后的第一个自由之夜，但她却无法熟睡——她沉浸在对今后有可能会被派遣去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恐惧中。她是中国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太了解中国反间谍卫士的能量了，实在无法相信自己若去中国活动会出现不落网的奇迹。
傅索安记不清自己做了多少个恶梦，她在床上的十几个小时都是在断断续续的梦境或者幻觉中度过的，以至于当她在次日中午起床时，头脑里竟是一片昏晕。火车是下午3点零5分开的，傅索安去餐厅用餐后，又洗了个澡，这才结账离开饭店，去对面车站上车。
2月份不是旅游季节，列车上旅客不多。傅索安所待的软卧席厢里，四个铺只有两个旅客，另一个是波兰中年妇女，沉默寡言，听上去基本上不懂俄语。傅索安跟她无法交流，就翻阅列车员送来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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