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连鞠躬。他们把傅索安安排在靠近后门的一间大约有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傅索安可以从后门自由出进，这使她感到很是满意。
当天晚上，傅索安拿出尤里·巴甫伦夫整容后的照片，最后看了一遍，然后使用销毁剂将全部照片化为纸浆，倒进抽水马桶冲掉。至此，尤里·巴甫伦夫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傅索安的脑海里，即使他混在几十个和他年龄、体形、外貌都差不多的男子中间，她也有把握一眼就认出来。
第二天，傅索安花了一天时间，坐车兼步行把东京转了个遍。
她不无惊奇地发现，东京的地理、环境和建筑物分布情况和克格勃的那个立体沙盘完全一样，甚至连警察站岗、巡逻的位置、路线也毫无差异。傅索安由此而觉得自己对东京是相当了解的，这，增加了她完成行刺任务的信心。
第三天，傅索安开始接触行刺目标。尤里·巴甫伦夫住在东京市区南部一个叫“阿谷町”的地方，那是一个高级公寓小区，距傅索安下塌的固关孝三郎家有二站路，步行大约需要一刻钟时间。根据克格勃掌握的情报，尤里·巴甫伦夫的活动规律是这样的：每天清晨6点钟，他在两个日本保镖的陪同卜，从家里出来，步行会附近的一个小型公园散步三刻钟左右，然后来到公园前的天桥上，那里有一伙擦皮鞋摊，他会随意在其中一个前坐下，一面擦皮鞋，一面阅读上天桥前从报摊上买来的当天早报。一张报纸看完，皮鞋也擦好了，就扔下报纸和钱走路。他在家里用完早餐后，坐上私人轿车去他所经营的公司上班。尤里·巴甫伦夫经营着两家公司；此外，他还开了一个技术咨询所，专门接受机械方面的技术咨询。尤里·巴甫伦夫上班时间通常总是待在无线电器材公司，机械公司或者技术咨询所有业务，都是通过电话向他请示拍板的。他在无线电器材公司要待到晚上7点钟，这才坐车返回阿谷叮公寓。之后，他不再出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尤里·巴甫伦夫都过着这种深居简出的单调生活。他和他叛逃后所娶的日本妻子以及两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兼佣人生活在一起。由于他的好色，那两个日本女青年无疑是他发泄性欲的对象。尤里·巴甫伦夫常年雇着两个保镖，他们日间一起值勤，晚上则一天隔一天轮换在公寓里提供保护。
傅索安不露声色地盯了两天，发现尤里·巴甫伦夫的活动规律和克格勃所提供的情况毫无差异。于是，她开始考虑如何下手。
根据克格勃的方案，她应当在尤里·巴甫伦夫每天都去的“兵部大楼”下手。“兵部大楼”即尤里·巴甫伦夫那家无线电器材公司所在地，这是一幢五层建筑物，以业主兵部规化的姓氏所命名。尤里·巴甫伦夫的公司位于八楼，占用了一半房间。克格勃的行动专家在反复研究后，认为博索安宜混入“兵部大楼”物色机会对尤里·巴甫伦夫下手。因为一般说来，保镖在公司或者家里对他的保护对象的关注程度最为薄弱，此时下手，成功率最高。而暗杀所用的武器是特制的毒药枪，所以傅索安下手后不易被怀疑，容易完全脱身。傅索安因为此事关系到她的身家性命，所以考虑得特别细致。
她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漏洞：从理论上说，她可以混入“兵部大楼”伺机下手。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进大楼后无法下手，甚至一连几次都无法下手，这样，对方肯定会注意她，那时她无疑无法下手了。这不是拿她的性命当儿戏吗？傅索安气得差点破口大骂。但气归气，骂也可以，行动却必须实施的。
克格勃的纪律森严，如无特别意外的原因，所委派的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安德罗波夫有句名言：“须知我们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送你们到国外去，不是为了让你们观赏异国风情和享受高级生活的！”后面他没有说，但其意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傅索安不得不开动脑筋，另想办法完成任务。她以“生脖为由，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终于想出了一个新方案。
傅索安按照克格勃交给她的应急联络方法，在阿谷町地铁车站出口处的阅报栏的第二根木柱子一点二米高度处，用手指甲刻了一个不十分明显的三角形图案。次日上午8时许，她去街心花园，在长椅上坐下，手里拿着一本色彩鲜艳的画报。一会儿，来了一个欧洲男子，用英语对上陪号后，问她有什么事要协助的。
傅索安用英语说：“请给我安排一个在阿谷町天桥下合法而又合乎情理的卖报机会，并且提供全部便利。”
“明白”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三十六小时内行吗？”
傅索安当然是想早一些，但一算尤里·巴甫伦夫只在早晨去天桥，寻思三十六小时其实和二十四小时是一样的，明天肯定是不行了，便点了头，又问：“怎么联系？”
对方说：“明天晚上8点钟，请您去大东京电影院门前，有人会递给你票子，您进去就解决了。”
傅索安站起身来：“好的。那么，再见！”
三十六小时后，傅索安准时抵达大东京电影院门口，果然有一个日本男子递给她一张票子。傅索安凭票入场，对号入座，发现旁边的位置空着。一会儿，灯光熄灭，电影开场了。有个人无声无息地挨着她旁边坐下，在经过她面前时，把一个皮包放在她的大腿上。傅索安只看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电影院，回到固关家打开皮包一看，里面是一套东京报贩穿的衣服，一张折叠式尼龙布小椅子，一块印有“东京报纸专卖”字样的塑料布和一些零钱。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竟是中文，让她明天早晨6点钟去天桥下摆出报摊，会有人给她送来报纸。条子上还附有报纸的种类、名称、批发价和零售价。
次日早晨，傅索安依言而去。果然，她刚在天桥下尤里·巴甫伦夫每天买报纸的那个位置放下椅子，摊开那块塑料布，便有一辆自行车到面前，骑车人扔下一包报纸后，点点头便走了。傅索安把报纸在塑料布上摆开，坐在椅子上开始卖报。不一会儿，另外几个报贩也来了，各人自己找了个位置，摊开报纸，等候主顾。
6点40分，傅索安估计尤里·巴甫伦夫要来了，便悄悄取出毒药枪，卷在一份报纸里面，然后拿了一颗“糖果”，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她刚把“糖果”咽下去，就看见身高体壮的尤里·巴甫伦夫在马路对面气定神闲地踱着方步往这边走来，身后跟着两个比他矮一个头的保镖。傅索安马上把卷着毒药枪的那份报纸成喇叭状握在手里，朝行人轻轻晃动着。东京报贩不兴吆喝，这个动作就是招睐顾客。一个行人在傅索安面前驻步，买了一份《东京湾时报》。
他刚走，尤里·巴甫伦夫已经来到面前，漫不经心地往塑料布上扔下一张纸币，说着蹩脚的日语：“请给我一份《东京晨报》。”
直到这时，傅索安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思维上的错误：她坐在小椅子上，和尤里·巴甫伦夫的面部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两尺，如果开枪，显然起不到效果，还有可能会被察觉。要想达到效果，除非站起来，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两个保镖马上会作出反应！傅索安叹一口气，只得放弃计划，把报纸和零钱一起递给尤里·巴甫伦夫，冲对方嫣然一笑，用日语说了声“谢谢”。
尤里·巴甫伦夫对女性特别注意，他马上留意到傅索安那张俏丽的脸蛋，眼里散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居高临下对着对着傅索安审视了几秒钟，开腔问道：“你不是日本人吧？”
傅索安点点头：“是的，我来自香港。”她牢牢地记着克格勃专家的关照，不说“中国人”，而说“香港”，因为当时香港居民对外都不称“中国”而称“香港”的。
尤里·巴甫伦夫点点头，鼻音重重地“晤”了一声，和保镖一起上了天桥。傅索安望着他的背影，懊恼万分地把那份卷着毒药枪的报纸放进了装报纸的帆布袋。此后两个小时，傅索安一直在思索如何修正方案。她望着天桥上的那几个擦皮鞋摊头，寻思早知如此，倒不如化装成擦皮鞋的，倒有下手机会了。但现在已不能“转行”了，否则定会引起怀疑的。
就这样，傅索安一直到卖完报纸收摊走路，还是没能想出什么方案来。往回走的时候，她告慰自己：好在没有限定时间，还有回旋的余地，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意图。傅索安走到拐弯角时，忽然从后面走来一个人，拦住了她的去路。她定睛一看，认出是那个欧洲男子。对方开口问她还要提供什么帮助，她说现在不需要什么，但是从今天起每天晚上8点钟都必须去街心花园和她见面。对方连连点头，说着英语：“明白！明白！”然后迅速离去。两人接触不过十秒钟，在旁人眼里，这是一次生活中常见的问路。
此后三天，傅索安每天去阿谷叮天桥下卖报，尤里·巴甫伦夫也每天从她手里买报，他盯着她看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显然头脑里已经在动起了想入非非的脑筋。傅索安对于尤里·巴甫伦夫，就像一个猎手隔河面对着极想猎获的猎狗，徒然渴望而又无可奈何。
每天晚上8点，傅索安准时去街心花园赴约，因为没有想出新的方案，也就不和那个欧洲男于说话，眼神一对，微微摇头便走开了。
第三天晚上，傅索安闷闷不乐地从街心花园往固关家走时，目睹了一次因自行车撞人而引发的三人吵架，她心里突然一动：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
二十四小时后，傅索安和那个欧洲男子在街心花园见面，她向对方作了交代后，问实施起来是否有困难。对方沉思了一会，说“没问题！请您说个时间。”
傅索安胸有成竹道：“明天上午6点50分，请来人看我的暗号行事。事成之后；请安排我立即离开日本返回莫斯科！”
“行！小姐，衷心祝愿您获得成功！”
1970年4月13日，星期一。这个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