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马午生在该军第二师司令部当炊事员，后来担任炊事班长。
1954年，马午生从部队复员，回到巴拉坎老家，娶妻成家，以种地谋生。三年后，经原民族军的一个上司介绍，马午生去塔城“苏联侨民协会”当杂役，每月领取一份工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62年4月，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地区发生数万中国边民集体冲关外逃投往苏联的事件，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伊塔事件”（也有称“伊犁事件”的）。“伊塔事件”是苏联克格勃一手策划的，事先有为数不少的克格勃特工以“苏联侨民”、“走亲访友”的名义在伊犁、塔城等地进行秘密活动，对中国边民进行反华宣传，最后促成了这次事件。当时，在塔城“苏侨协会”当杂役的马午生，事先曾两次向我有关部门报告了他所知晓的关于该事件先兆的蛛丝马迹。“伊塔事件”发生时，边民外逃持续了三天三夜，许多人是全家外逃，有的村子逃得只剩下十几人。马午生的妻子在境外有亲戚，见同村有不少人外逃，便也动了念头，提出要全家越境投奔苏联亲戚。但马午生坚决不肯，结果其妻带着一对儿女扔下他走了。
外逃的人中，有的还赶走了生产队的牲口、大车，车上装着集体的财产。马午生见状，坚决阻止。他在北疆寒意十足的春夜里，光着膀子站在村口桥头，大叫着“谁要带走集体的财产就先把我姓马的杀了”，伸开双臂拦住大车。结果，他所在的生产队的大车、牲口一辆一口也没被外逃者带走。在阻止过程中，马午生被殴打成伤，但他毫不退让。
“伊塔事件”结束后，政府在处理善后事宜中，了解到马午生的表现。他受到了表彰，出席了公社、县和地区的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文化大革命”伊始，每有外地红卫兵来当地“串连”，马午生总被作为“反修标兵”而去给他们回忆九年前“伊塔事件”中他的事迹。红卫兵送给他的《毛主席语录》、像章、袖章，积存在一起竟有满满一木箱。所以，马午生在当地，是一个积极进步的人物。这样的人，竟会有偷窃行为，自然令派出所长感到不可思议了。
派出所长介绍完马午生的情况，说：“为慎重起见，我建议你们还是认真细致调查一番为好，我们要对马午生负责。”
王松、徐佩丰同意这一观点，表示不会草率行事，更不会妄下结论。他们决定去巴拉坎大队深入调查，当然，无论以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宜公开身份。因此，他们要求派出所方面予以协助。派出所长便把两人作为‘’县革委会农业组（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给公社革委会，还真的陪王、徐过去了。王、徐也只能假戏真做，称是奉命下来调查农村社员科学种田情况的，想跑几个大队，先去巴拉坎大队，因为该大队的粮食亩产一直处于全县前茅。公社革委会哪知底细，当即出具介绍信，两人便赶到了巴拉坎大队，在大队部住了下来，开始对马午生进行秘密调查。
由于有派出所长那番言语，王松、徐佩丰也真怕有人冒名顶替马午生在塔城行窃，所以他们先查事发时间马午生是否在生产队，查下来马午生果真外出了。
接下来调查两个问题：马午生是否真的奉派去采购桐油？他是不是完全文盲？结果，两个侦察员巧妙地从生产队长那里了解了以下情况：马午生确实是为生产队采购桐油，那是他自己主动向生产队长提出的，而并非受生产队所派。本来，这个季节不是给木器涂抹桐油的季节，木器上桐油应当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一段时间里，但生产队长考虑到马午生是个“名人”，只怕他干活觉得累了，想弄桩外出差使轻松轻松，也就不便驳他的面子，于是就同意了。没想到从大队传来消息，说马午生在塔城行窃。次日，马午生从塔城回来了，出乎意外地却带回了十来斤桐油，他向生产队长叙述了自己在塔城遭窃后无奈而被迫行窃的经过，说返回时从吉也克镇上的一位朋友处借了钱，买来了桐油。生产队长虽然对他不在吉也克镇上采购桐油而非要舍近求远去塔城一举感到不解，但还是为他“出于公心而行窃”所感动，在家里杀了只公鸡请他喝了顿酒。至于被窃去的钱，那按照规定只好由马午生自己负担了，生产队长不能开“报销”之例。马午生没读过书，但他在部队里学过几年文化，其水平相当于小学四五年级，能看报纸，也能写写信。
王松、徐佩丰出于谨慎，没和马午生作正面接触，便返回县城向刘斯勋副局长汇报了情况。
刘斯勋听了侦察员的汇报，沉思良久，眨着眼睛道：“如此看来，这个马午生在唐家乙那里说厂假话，他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应当是识得瓶子上所贴标签上的‘盐酸’字样的，他的塔城之行其实完全是为了盗窃盐酸。一个农民，如此迫切地要盐酸干什么？……唔，看来，有必要还要调查一下马午生是不是去7801医院行窃的那个人。你们知道他穿几码的鞋？”
“这个不清楚，为防打草惊蛇，我们没敢和他接触。”
“唔，这事儿去查一下，你们辛苦一下，再去巴拉坎走一趟。这回不必藏藏掖掖了，可以向干部亮明身份，但是请他们要保密。”
王松、徐佩丰二上巴拉坎，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见他们去而复回，先已意外，待到看了证件，更是吃惊。王松说：“我们这次来，对外名义仍是搞农业调查，但真正目的是想弄到马午生的脚印，最好是看一下他穿的鞋子。”
大队治保委员吃惊不小：“马午生，他怎么啦？难道真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现在还没能下结论，所以要调查。不过，他身上兜着疑团是肯定的。”
治保委员便让生产队长予以协助。生产队长说：“怎么查呢？
马午生这两天又不在家，他去红花峪走亲戚去了。”
“他家里有什么人？”
“他老婆孩子都逃苏修那边去了，就他一个人生活。”
徐佩丰说：“那倒好，我们正好去他家看看，总有留下的鞋子的。”
“可门是锁着的。”
这个问题当然构不成障碍，侦察员说：“去看看再说吧。”
生产队长便带王松、徐佩丰去了南侧村口，指着树林子说马午生就住在那里面。两个侦察员走进树林子一看，那是三间土屋，门窗紧闭，门界上扣着一把铁挂锁。王松说：“想个法子进去看看。”
徐佩丰看了看门锁，没去触碰，绕到屋后，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就把一扇窗子鼓捣开了。生产队长年岁已高，腿脚不便，自然不能攀爬，便待在外面。王松、徐佩丰攀窗而入，里面一间是厨房兼作堆放农具、粮食、杂物，一间是客堂，一间是卧室，皆陈设简陋，但收拾得很整洁，不像通常庄户人家那样杂乱无章、肮脏不堪，也许是主人当过军人的缘故。
侦察员转了一圈，在床下发现了几双穿过的鞋子，遂拍了照片并将其中一双跑鞋底弄了个石膏模。徐佩丰把鞋子放回原处后，把目光投向床上，意外发现枕头下露出一个书角。他抽出来一看，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柳青所著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封面已经有些破损，翻开来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马根法。里面翻了翻，没发现什么。
王松接过书也翻了翻，笑道：“一个自称是‘文盲’的人，竟还看起了柳青的长篇小说。”他把书放回原处的时候，眼睛突然眨了眨，定定地望着那块印有向日葵的枕巾：“唔？”
“怎么的？”
“你看枕巾上面！”
徐佩丰定睛一看，枕巾内侧的边沿有一截头发，一头压在枕巾下面，取出来一看，是一根大约25厘米长的软软的细头发，一看便知是女人的。王松自言自语道：“他不是孤身一人吗？怎么床上有女人头发？这事儿怪了！”
徐佩丰说：“也许是相好吧？”
王松把头发夹在笔记本里：“管他相好不相好，总得查一查！”
侦察员对这次秘密搜查所获得的东西进行了鉴定和调查——鞋印虽为三十八码，但从磨损特征判断，与在7801医院现场提取的鞋印不是同一人。
马根法系巴拉坎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回乡知识青年，《创业史》是他的，半个多月前马午生借去。当时他颇为不解：马午生从不看书的，怎么借起长篇小说来了？便有些拒绝的样子。马午生说是借给他的侄女看的，马根法这才给了他。
马午生平时从来不和女性交往，村里从未有过关于他和哪个女人相好的传言。
刘斯勋和王松、徐佩丰分析了上述情况，得出一个推断：马午生床上的头发系他所说的“侄女’”所留，《创业史》也是她所阅读；估计这个“侄女”多半和“盐酸”有关。
刘斯勋下令：“一查到底，弄清这个‘侄女’是何许人！”
王松、徐佩丰三赴巴拉坎大队，仍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秘密调查。但是，查下来却发现马午生并无兄弟姐妹。不过，越是这样，倒越引起了侦察员的兴趣。王松忽然想起马午生这几天去红花峪走亲戚之说，便向大队治保委员了解：这个亲戚是何人？治保委员不是二队人，不清楚马午生的根绊，于是便向二队生产队长请教。
生产队长说：“记得马午生娶的婆娘是红花峪的，要么是他婆娘面上的亲戚？”
这是一条线索，但若要查清则须去红花峪。两个侦察员交换了意见，决定去红花峪跑一趟。红花峪属于额敏县，距巴拉坎大队四十里地，两人赶到那里，通过公社公安特派员悄悄一摸，喝！不但查到了马午生的亲戚，还查到了他那个“侄女”。
马午生的“侄女”名叫朱远芳，二十三岁，甘肃省伊哈托黑人氏。这伊哈托黑处于狭长的河西走廊的最北端，西为内蒙古，东为新疆，往北三十余公里以外便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朱远芳的父亲原先在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