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公安机关让他归队，他没答应，一直在那里干到退休。
傅索安一行从大沽口步行赶到塘沽，购买了去唐山的火车票。
抵达唐山站后，他们没有出站，轻而易举地混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当时，仍有少数学生在东游西荡进行“革命大串连”，所以铁路部门对红卫兵乘车的查票并不很严格。这样，他们混到了哈尔滨，又用同样的办法混到了内蒙古根河（额尔古纳左旗政府所在地）。
额尔古纳左旗当时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日常工作由旗委、旗人委（即人民委员会，也就是政府）中未被打倒靠边的干部负责维持。傅索安六人抵达根河后，用傅索安保存的“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空白介绍信开了一份证明六人系立场坚定的红卫兵小将，自愿要求赴边境地区投亲安家落户，请当地政府予以支持并安置等等内容的公函。直奔旗人委，把公函投了进去。
根河属于边境偏远地区，那里的干部十有八九连北京都没去过，“文化大革命”以来只听说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如何了得，却从无缘分能去实地考察，现在天津的红卫兵小将出现在面前，而且是来安家落户的，这不禁使他们甚为兴奋、激动。那些干部怀着革命激情，热情接待傅索安一行，请他们住进旗招待所，免费提供食宿。同时，根据傅索安的要求，给他们出具了去傅索安的干娘所在的奇玛村安家落户的公函。
两天后，傅索安六人告别了额尔古纳左旗人民委员会那些热情的干部，坐着一辆由旗人委给他们联系的卡车，风尘仆仆前往奇玛村。
奇玛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与黑龙江省的交界处，距中国、苏联的界河额尔古纳河不到二十公里，离另一条界河黑龙江也不过百来公里。奇玛村虽然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但全村群众均是清一色的汉族，而且百分之九十姓李，以种植农作物为生。生产队长名叫李能达，是个年近五十的憨厚汉子。他的妻子郭菊花，四十出头，是个泼辣、正直的农村妇女。两人结婚多年，不知是哪一方的原因，郭菊花从未怀孕生育，四十多岁还膝下无人。1966年秋，傅索安出现在奇玛村时，马上引起了郭菊花的注意。正好生产队长让她清出一间屋子供傅索安作卧房，她便把傅索安拉到家中，亲亲热热一起过了十天。临走前，傅索安答应当她家的干女儿，郭菊花夫妇大喜过望，杀了一头猪、三只羊，请全村人吃饭，也算是举行认女仪式。傅索安回天津后倒也有情有义，不时寄包裹，把像章、食品、日用品等在奇玛村被认为是稀罕东西的物品送给干爹干娘。
有了这层关系，当傅索安一行来到奇玛村安家落户时，自然受到了欢迎。李能达以生产队长的身份，布置村民给傅索安等人盖了一座结实的茅草房。全村社员每家都向来自天津的新村民赠送东西，从棉被、衣服、食物、蔬菜一直到各类大大小小的家具、日用品，令傅索安六人激情满怀，热泪盈眶。
李能达又拿着旗人委的公函去大队部，张罗着给博索安六人上了户口。至此，傅索安六人成了奇玛村的正式农民。他们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最早赴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就在这年12月，诚如傅索安所估计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中央的一项战略步骤，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历时竟达十年之久。可以想象，随着“张厚石事件”的淡化，张厚石没有起到江青所期待的作用（张厚石后来被救醒后送往北京，但因他当年在“北平反省院”工作时只管档案而不看档案，所以，不能提供什么材料而被关押，1969年因心肌梗塞死于北京关押点）。他们六人的行为不会被追究，而他们带头领先一步插队落户的举动则可能会被作为先进典型而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表彰，他们的处境无疑会得以改变，各种荣誉也会随之而来。
然而，事情的发展有时往往不会顺着人们主观想象的轨道进行，就在傅索安六人刚刚在奇玛村安下家，准备将大批判的热情和干劲转向战天斗地时，发生了一起事件。这起事件，导致傅索安成了祖国的叛徒，民族的败类，克格勃的特工。
第二章 知青挑起的械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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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钧一发！一场大规模的、有可
能引起民族纠纷的械斗即将发生！
奇玛村所在的偏僻边境地区，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那里的村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并没有“夺权改组”的概念，以为不过是开开会，读读《毛主席语录》，喊喊“反修反帝”的口号而已。他们也看报纸，但是，那是《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黑龙江日报》之类的官办报纸，从来不刊登各地已经发生或者正在进行的武斗。所以，他们并不知道祖国的许多地方当时正在进行同胞之间的“流血的革命”。总之，“文化大革命”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怎么“触及灵魂”，并不是如一位大人物所说的是“一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奇玛村的村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关心远不及对于奇玛村和邻村鲍家庄的矛盾冲突。
鲍家庄，与奇玛村相距四华里，那是黑龙江省境内的一个小村庄，人口比奇玛村多百分之五十，是一个由汉、回、满三族农民组成的农业生产队。鲍家庄和奇玛村的矛盾由来已久，据说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后期。到“文化大革命”时，两个村庄已经没有哪个老人能够说清这段历史渊源了，只留下一个近乎民间故事式的传说——鲍家庄、奇玛村在明朝时是一个村子，为当地方圆百里内面积最大的一个庄园。庄主鲍太公是个知书达礼的老人，生有两个儿子，分别叫鲍文、鲍武，原指望两人一个能文，一个尚武，都争个官衔，好为鲍氏家族耀宗光祖。不料这两个儿子对练武习文都无兴趣，单单只喜经商。鲍大公看看木已成舟，也就只好罢休。鲍文、鲍武经商甚是得法，经常赚银子。至鲍太公病死时，兄弟俩已成为当地颇有名声的富翁。
父亲一死，鲍文、鲍武没了管束，开始胡乱交结狐朋狗友，吃喝嫖赌样样沾上。一沾上诸种恶习后，他们就懒于经商，终日寻欢作乐。后来，弟弟鲍武患了一种怪病，请了无数郎中，花了不计其数的银子，也没治好。眼见得黄泉路近时，来了一个道土，声称他能治好鲍武的病，条件是鲍武必须改邪归正，并劝说鲍文一起走上正道。鲍武从之，道士投以药石，七天后果然痊愈。鲍武从此果然改邪归正，不再吃喝嫖赌，但他却无法劝阻鲍文。鲍武一怒之下，忿然和鲍文分家，鲍氏庄遂一分为二，庄东归鲍武，庄西归鲍文。兄弟俩划地绝情，割袍断义，鲍武深恨兄长迷途拒返，遂在庄园中间砌了一道高墙，就像二战后的柏林墙一样，把庄园一划为二，严令庄民不得逾越。
鲍文分家后，能全权主宰财政开支，益发有恃无恐，在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在一次豪赌中把他的庄子输给了一个蒙古商人，目己贫病交加，客死于海拉尔。那个蒙古商人接管了赢来的庄子，取名为奇玛村，并且迁来一部分蒙古人。这样，庄东、庄西亦即鲍家庄和奇玛村的矛盾就开始形成了。
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奇玛村的蒙古人离开了，成了李姓汉人的天下；而鲍家庄虽然还有一半以上人口姓鲍，但却接纳了一些回民、满人，成为一个民族杂居的村落。由于历史的原因，两个村子经常发生冲突，从清朝中期开始，更是发展到械斗，每次都死伤人员。民国前期，这两个村庄曾发生过一次动用当时被认为是新式武器的三连发步枪和炸弹（即手榴弹）的大规模械斗，双方共死伤五六十人，从此结下了如海深仇。
解放后，奇玛村最初属于黑龙江管辖，这为人民政府解决两村纠纷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的县民政局派了副局长为首的七名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进驻两村长达九个月之久，终于从根本上解决了两村的纠纷，结束了矛盾冲突。50年代中期，奇玛村划属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两个村庄分属两省（自治区）管辖，接触减少了，也使新的矛盾减少了。但是，自6O年代初困难时期开始，奇玛村和鲍家庄为使用新修水库的蓄水，开始产生了矛盾，而且逐渐形成了冲突。
这个小水库，位于奇玛村和鲍家庄的地界交会处的低洼地。
1958年，两村为解决长期困扰生产的水利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合修一个小水库。水库利用原先的一块天然低洼地修造，两村根据土地面积、人口数量按比例出劳动力。两年后，水库修成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但是，投入使用后不久，就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在蓄水量有限，不能满足两个生产队土地的灌溉量时水如何分配。再有就是水库每年的维修养护的劳力费用如何分摊。
两个村庄的生产队干部曾为解决问题而多次进行过磋商，但都由于“胳膊朝里弯”而未达成共识。这样，两个村庄终干从1963年开始出现了矛盾冲突，双方部分村民多次发生集体对骂。次年开始，冲突升级，出现了个别人之间的殴斗。到了1966年、1967年，在春耕需水时节，双方参加殴斗的人数逐渐增加，但都有所克制，都没有动用任何家伙，只是徒手较量，因此未曾导致矛盾激化。
北国气候转暖较晚，傅索安一行到奇玛村安家落户时，那里刚刚开始春耕。奇玛村方面发现，今年他们面临着一个相当严峻的局面。原来，鲍家庄方面在去年冬天想出了一个争夺小水库之水的法子：他们利用劳力多的优势，在靠近水库鲍家庄地界的一侧，开凿了一个占地一亩、深约三米的蓄水池，用潜水泵把水库里的水抽上来，灌了满满一池。当时，他们放出的风声是说为了便于实施机械化、渠道式灌溉，所以奇玛村这边也没理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