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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骨伤痊愈后一双手的十个指头便有点弯曲，黑道同行便戏称他叫“狗爪子”。袁淑贞与此人见过两次面，还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当时，“狗爪子”表演了一下扒窃手段，确实令袁淑贞大为吃惊，自叹弗如。
袁淑贞一口气说完，喝了口茶：“你们破了案，可不要说我提供了线索，否则‘狗爪子’的朋友会给我颜色看的。”
侦察员听袁淑贞说得如此确凿，又惊又喜，简直不相信他们小组真的交到了好运，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有人开始发问：“‘狗爪子’是怎么样一个人？”
袁淑贞说；“他今年二十三岁，身高1．65米左右，体重估计不超过五十五公斤，在男性中，他算是个瘦小个子，但极机灵，长瓜子脸上一双眼睛整日价滴溜溜乱转。”
刘城问：“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倒不清楚，我们都叫他‘狗爪子’，他自己开口闭口‘我狗爪子怎么怎么的’。”
“你发现他从失主身边走开时，他穿了什么衣服？”
“一件藏青色的涤卡外套，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细毛线帽子，他最近外出经常是这套装束。”
“他在将军坟公社坟南大队哪个生产队插队？”
“这个我可说不上来，上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时他只说在坟南大队混着。”
于是，兴奋的侦察员们决定马上去坟南大队找“狗爪子”。他们一行七人抵达坟南大队时，已经是3月1日凌晨2点多钟，先去大队长家。大队长不在，外出走亲戚了，又去邻村找到了大队党支书。一问“狗爪子”，对方说有这么个人，是来队不久的知识青年，遵义人，名叫胡业章，在坟南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落户。
支书说罢问道：“他怎么啦？犯了什么事？”
许所长含含糊糊敷衍道：“还说不准，见了他的面，问过了才清楚哩。你带我们去他住所吧。”
这一番七转八弯折腾，等到走进坟南四队时，已是鸡叫时分了。支书也不认识“狗爪子”住处，便先去了生产队长家，由生产队长领着去。那是村东头山脚下一间独立的茅草屋，原是生产队堆放杂物的仓库，“狗爪子”来插队时腾出来让其居祝一行人近前去，刘城和许所长一商量，命四人去屋后、左右窗下守着，防止“狗爪子”跳窗逃跑。刘、许、姜三个和生产队长上去敲门，“狗爪子”毫无戒心地把门打开，被小姜冷不防扑上去一把抱住，推至墙角。这小子大惊：“干么？干么？”
“站着别动！”
“总得让我穿上衣服吧，看把人冻的！”
侦察员把衣服每个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后一件件给他穿上，果然有一件藏青涤卡外套、一顶黑色毛线帽。“狗爪子”穿衣服时，搜查已经开始了。知青住所都很简陋，翻遍了屋里的每个角落、每件东西，只搜到三百七十元钱，五十三斤粮票、三丈六尺布票及若干烟卷、豆制品券、肥皂券，另外，还有几张工作证，都是扒来的。
许所长望着桌上的赃款，嘴唇微张，吐出一个字来：“拘！”一副手铐便扣住了“狗爪子”的双腕。
拘捕之后，侦察员又搜查了屋子外面的柴堆和墓地，均无收获。一行人便押着“狗爪子”往捕角镇去。到了派出所，众人也顾不上疲乏，趁热打铁立刻审讯。“狗爪子”坐在十几小时前袁淑贞坐的那个位置上，戴铐的双腕搁在大腿上，双手笼在袖口里，用满不在乎的眼光瞅着侦察员。
许所长问过姓名、年龄等例行语后，低声喝道：“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狗爪子”下巴冲桌上一努：“还不是为这几个小钱。”
“这些钱和票证是从哪里来的？”
“哪里来？是我扒来的！你们知道了还问什么！”
侦察员闻言有些意外，因为一般说来，案犯落网后刚讯问时总是抵赖，抵赖不了再来个避重就轻的承认，最后懵不过去了才全部供认。这“狗爪子”现在一上来就痛痛快快承认了，莫非是知道自己犯下了盗密件的大罪，想来个“金蝉脱壳”？刘城冷冷一笑，说：“胡业章，听说你手上功夫不赖啊，刚来将军坟地区就骆驼站在羊群里——露一鼻子了！”
“狗爪子”仍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您过奖了！我这手本领在道上只能算还将就算得上眼，谈不上如何如何。山外有山，楼外有楼，江湖上比我强的角色有的是。您诸位如果不厌弃，我说几桩事儿给您们听听。”他见无人阻止，便说了这几年中南方几省发生的几起有名的扒窃案。说完以后，似乎意犹未尽，还要说一些“扒窃高手”秘不外传的绝招，被刘城摆摆手打断了。
“停！停！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问你，你昨天上午去哪里‘作业’了？”
“昨天上午？”“狗爪子”一愣，继而马上说了：“昨天早上我就去坟北大队玩儿了，一直到晚上才离开。”
“‘玩儿’是什么意思？”
“我去坟北大队知青侍冬那里去喝酒了。”
“什么？”刘城、许所长等人大吃一惊，有两个侦察员还情不自禁站了起来：莫非白白折腾了一夜，又是一场空欢喜？
“狗爪子”神情依旧，又说了一遍。
“你说的是真的吗？”
“怎么不是真的呢？我帮他鼓捣狗肉，手指头还给那小子划了一刀呢！”“狗爪子”说着把笼在袖口里的手伸出来，显然，他的右手食指上包着白胶布。
侦察员又是一个愣怔：如果这手指真是昨天早上受的伤，那他就无法扒窃了，密件就不会是他所窃的，许所长朝小姜使了个眼色，小姜马上走到“狗爪子”面前，把胶布揭开一看，里面果然有个伤口，是明显的刀伤，但看不出是昨天早上受的伤还是中午或者下午受的伤。目前，没有理由排除他在扒窃密件后，因怕追查过来而故意制造这个伤口的可能。
许所长、刘城走出去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暂时停止审讯，而先派员去坟北大队我知识青年侍冬了解情况。“狗爪子”先关押在派出所。
两个侦察员奉命即赴坟北大队，直到下午才回来。他们向刘城报告：侍冬在坟北大队第三生产队插队落户，今天早上还有人看到过他，但就不知去向了。此人是铜仁人，66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来将军坟插队，表现不好，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但未发现干过违法之事。他经常不请假就擅自外出，有时一走就是十天半月。
由于其住处偏僻，所以同队社员无法提供昨天是否有人去他那里玩过。
刘城向专案侦查指挥部报告了情况，吴荣德处长命令全力查访侍冬下落，了解胡业章口供的真实性。
但是，刘城小组这边一直查到了3月3日上午，还没找到侍冬。与此同时，泥坪冈、将军坟和芙蓉溪三个小组都在继续作着不懈的努力，但未发现任何线索。
这时，公安部派来指导侦查“2·28案件”的刑事侦察专家抵达将军坟了。
公安部派来指导侦查工作的刑侦专家名叫倪炯敏，五十来岁，山东人。倪炯敏是个“老八路”，抗战初期红军刚改称八路军时参的军，先干侦察兵，三年后又当武工队长。当时胶东半岛上的日本鬼子和汉奸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在他身上，有过不少类似李向阳的传奇事迹。全国解放后，倪炯敏改行搞公安工作，“文革”前夕奉调去了公安部。与其他刑侦专家相比，倪炯敏没进过专业学校，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有比较丰富的刑侦实践。所以，这次公安部派他来将军坟，只让他带了两名年轻的助手，有着要他“独挡一面”的意思。
据当时参加“2·28案件”的“先锋厂”公安处刑警董玉华回忆，倪炯敏的外形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惯于深思熟虑的专家，倒像是一个惯于逗人发笑的相声演员。他来将军坟时，穿着一件敞怀的外套，五个纽扣已经掉了三个，一下车东张西望，然后嘟哝一句：“这地方瘴气很大。”然后就掏钱要助手去买酒。在接着举行的案情汇报会上，别人喝茶，他却喝酒。这别说在当时，就是在二十多年后的现在，也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自信的，因为一旦案子无法侦破，喝酒就是一个原因，追究起来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倪炯敏后来把“2·28案件”侦破了，所以无人指责他。倒是后来聂荣臻元帅听说倪炯敏喜欢喝酒，特地派人送了两瓶茅台酒去。
倪炯敏听了案情汇报，没发表什么意见，只是问了几处细节，然后说：“让我先考虑一下。”
吴荣德等人认为倪炯敏喝了酒，加上旅途劳累，要休息了，便把他送往卧室。但他并没有躺下，连坐都没坐，就在室内绕着圈子踱步。他的两个助手小唐和小金就在外间整理先前的会议记录。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倪炯敏去见吴荣德，要求去“先锋厂”见见曹秋林和曾厚望。吴荣德当下便亲自驾车陪送而去。
机要通讯员曹秋林被软禁在“先锋厂”公安处，昼夜有人监护，不禁忧心忡忡，一天到晚长吁短叹，一直在打听案子侦查情况，当然不会有人告诉他。此刻他听说来人是公安部专家，料想案子还没侦破，脸上马上出现了一阵绝望的阴云。
倪炯敏安慰他：“不要紧，我们会尽力侦查的。我来找你，就是侦查工作的一部分。我想听你把你从基地接受任务一直到现在的情况源源本本说一遍，说得越详细越好，我有足够的耐心听完。”
曹秋林遵嘱，把情况说了一遍，整整说了一个钟头。倪炯敏听得很仔细，但脸上并不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偶尔还打几句哈哈。听完，他安慰了曹秋林几句，便去找曾厚望了。
曾厚望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子，以前长期干部队保卫工作，五十年代后期调入核试验基地保卫部工作，从1960年开始就担任机要通讯员，从未出过差错。这次密件失窃责任不是他的，也没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但他难受得难以名状，整天待在“先锋厂”的内部招待所房间里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