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叛逃投苏的知识青年，她是知道中国“群众专政”的威力的，因此身负如此重案绝对不敢在附近城镇的旅馆下榻养伤。那么，会不会去了克格勃给她的“关系”处待一段时间？分析下来，也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通常说来，克格勃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到“小龙”在作案得手后会失足扭成骨折，所以不可能给她安排一个用于养伤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公安机关防范成效极高，克格勃潜伏的“关系”无疑是极其有限的，那也就显得更为“宝贵”，他们不可能向“小龙”透露这么一个“关系”，因为“小龙”一旦失风被捕，那个“关系”也就完了。挨一箭失去两雕的傻事，克格勃不会干的。
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小龙”自己找地方养伤。她会去哪里养伤？无非一是亲戚，二是朋友。为了查明“小龙”的亲友关系，首先必须弄清她是哪里人，亦即原籍是何处。为了弄清这一点，侦查指挥部决定突击提审邝裕祥，从邝的供词中寻找线索，作为破案的突破口。”
时间紧迫，破案心切，侦查指挥部对邝裕祥的审讯排出了强大的阵容，不但吴荣德、刘城、周晓良、李平等处、科头头亲自出马，还请倪炯敏带了两位助手临场坐阵。审讯室里摆上了当时属于比较罕见的磁带录音机，由专人负责操作。另外，还安排了三名记录员，要求记下邝裕祥所说的每一个字。
审讯从3月9日傍晚7时许开始，一直到午夜过后才结束。
出乎邝裕祥意外的是，从头到底的讯问都是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显然和进门伊始他所见到的为之吓得脸容失色的阵势不合拍，但显然使他明白了一点：寻查‘小龙”的去向乃是十分重要的当务之急，所以他苦思冥想，充分配合。据邝裕祥交代，他不知道也不敢打听‘小龙”是何处人氏、经历等等，对方同样也未打听他的这些情况，这是特工的基本纪律。“小龙”甚至连姓名也未透露，在公安处的临时户口申报单和医院的病卡上，她都让他写了“肖龙”——“小龙”的谐音。他们之间一起生活了半个来月，自然免不了要聊天，‘叫、龙”也从未失口说过是何处人氏。当然，“小龙”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半个月中总要显露出一些给邝裕祥留下印象的细节。这些细节经过侦察员的耐心启发诱导，一点一点地被邝裕祥回忆起来，说了出来——“小龙”说话用普通话，但是听上去不大标准，没有北方人那么流利、顺畅；用语似乎也不大规范，比如向邝裕祥打听曹秋林的年龄时，就用了“他几岁了”这样的提问方式。
“小龙”在饮食方面的特征：主食喜欢吃大米饭、粥及糯米糕团，菜肴方面嗜食水产品，不会吃辣，喜欢偏甜，烧红烧肉、鱼时一定要放糖。每天喝酒，喜欢喝绍兴黄酒，也能喝白酒，酒量很大，有一次喝了一瓶黄酒、半斤白酒也没什么，照样思路清晰，谈笑风生。
对上海比较熟悉，具体表现在：2月24日电视中播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新闻时，她对迎宾车队途经的道路都能一一说出，如数家珍。电视中播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锦江饭店宴请尼克松一行的新闻时，她说过这样一段话：“上海的水质不行，60年代中期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以前苏州河和其他一些小河洪里还有鱼虾游游，现在早已绝迹了。这次尼克松访问上海一定从美国带来了饮用水。”同样的新闻，在播出北京和杭州的画面时，她没说什么。
3月10日凌晨，侦查指挥部随即开会分析邝裕祥的口供。刑侦科李平副科长是上海人，他根据“小龙”在诸方面所表现出的特证，认为她的原籍是上海，理由如下：第一，上海属于吴语地区，上海人说普通话时对卷舌音总是掌握不准，使人感到缺乏“北方味”，显得不顺畅。另外，上海人在打听他人年龄时有一个明显的习惯用语，即问“几岁了”，而不是“多大了”。第二，上海人嗜食大米、糯米，烧菜爱放糖。第三，上海人习惯喝黄酒。第四，只有五十年代在上海生活过的人，才知道当时苏州河及其他小河中的水质情况；也只有上海市区中的居民，才把“小河”称为“小河浜”、“河浜”。
李平的推理被大家一致认为合乎情理，这样，可以初步认定‘小龙”原籍是上海，原先的身份是上海知识青年。根据3月19日的案情分析所作的关于她在离开“先锋厂”后多半会潜回原籍养伤的结论，基本上可以认定“小龙”现在栖身上海。侦查指挥部当即拍板：速派一支由精干侦察员组成的侦缉小组，急赴上海缉拿“小龙”！”
1972年3月11日傍晚，由刘城、李平率领，倪炯敏随行的十人侦缉小组飞抵上海虹桥机常已经接到公安部通知让“全力协助”的上海市公安局派车把他们接往福州路市局机关。上海警方专为协办“2·28案件”而组建的一支由十六名资深侦察员组成的专案组已在那里等着，双方未及寒暄便开始通情况，谈构想，制订侦缉方案。
在侦查工作中久经世面的上海同行没有料到“先锋厂”方面来沪要办的竟是难度这样高的一个案件，要找的对象竟是一个只知大体上是知青身份的女青年，这等于是从头开始办一个案件。不过，上海警方在协助全国各省市同行协办案件方面的“高热情、高效率”在全国警界向来是出了名的，专案组长邵冬锋当即表态：难度再大也要上，一定要把案犯抓到！
“先锋厂”方面原来的设想是在上海历届知识青年中排查线索，然后缩小范围开展侦查。但这个方案显然是难以实施的：至1972年1月底，上海已有八十九万七千六百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说档案材料不全，就是全的话，在这些数量的材料中找一个只有体态容貌特征的“小龙”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等于是在一个中等城市中找一个匿名者，而且这个匿名者还只是“曾在这里待过”，显然是无法进行的。上海专案组诸君也开动脑筋反复考虑，但一时想不出一个在时间和质量上都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这时已是3月11日深夜，大家都已疲惫不堪，于是决定休会，次日再作计议。
次日上午9时，双方继续举行案情分析会。上海专案组侦察员老卢提出了一个主意：“小龙”潜来上海既然是为养伤，那她一抵上海首先必须治疗，要治疗就必须进医院，进医院就得填病历卡，河不从这上面试一试？即使查遍全市各个医院，范围也是有限的。
众人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立刻散会，两人一组拼成了十个小组，配备摩托车，划分地块，马上开始调查。
当时，上海卫生系统有个规定：患者求医，病历卡由各医院挂号室保管，只给患者一个门诊号，凭号付费领病历卡。这个规定无意中给“2·28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方便。使侦察员每到一个医院，都能很容易地调阅今年3月1日以后新开的病历卡（据分析，“小龙”肯定使用新开卡）。上海的医院很多，从市级一直到区级、街道（地段）级加起来共有二百多家，还不包括十个郊县的县级、镇（公社）级医院。二十名侦察员一天跑下来，只查一百来家医院，并未发现线索。
当晚，几个头头脑脑开碰头会，认为侦查思路是对头的，但鉴于时间紧迫，需要增大侦查力度：从次日起，增派十个小组投入调查；同时，急电通知十个郊县公安局，由各局安排专人去境内各医院卫生院调查，所有工作必须在一天内完成。
这样，到3月13日晚上，侦查触角已经伸遍了全市市区、郊区大大小小的每个医院，但是，反馈过来的情况却令人无法乐观：竟是没有一个女青年去诊治左脚大脚趾骨折的！侦察员皆大惑：难道侦查思路出了问题？一时间，会议室议论纷纷，许多人的观点倾向于“小龙”并未来上海。“先锋厂”方面的刘城、李平几个头头，闻言神色都变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案件便重新成为“无头案”了，侦查难度之大使人不敢想象。
这时，倪炯敏开口了，问上海专案组组长：“老邵，你们上海有没有企业医院？”
邵冬锋闻言，先是一怔，继而恍然大悟：“有企业医院！对！
对！对！漏了这一块！”
所谓“企业医院”，是指一些拥有万名职工以上的大型企业自己办的医院，当时上海颇有几家，这种医院由企业自己管理，与卫生系统没有行政关系。一般说来，除非军工企业，其他企业医院都对外开放，社会上的居民只要付费，就能去看病治伤。企业医院的规模、设施相当于郊县的中心医院，治“小龙”那样的骨折完全胜任，因此，不能排除她去哪家企业医院治伤的可能。对于警方来说，这是落实这个侦查思路的最后一个机会，自然紧抓不放。邵冬锋当即下令：“往各个局打电话，查明全市共有多少企业医院以及具体地址。”
这个指示马上得到了落实，十来分钟后便有结果报来：全市共有十一家企业医院，其中海军军工企业的那家对外不开放。邵冬锋说：“好事不隔夜，马上去人一家一家查！”
当天午夜时分，侦察员在位于杨浦区的上海第二钢铁厂医院内查到了一起可疑病历。那是3月1日以来全市推一诊疗的一起女青年左脚大脚趾骨折的病案，病历卡上写的姓名是“谢宝贞”，二十四岁，住址是临青路188号；是3月3日去二钢医院治疗的。去调查的侦察员当即请二钢医院总值班把那天给“谢宝贞”治疗的外科医生张磊接来，请这位三十来岁的女医生提供那位骨折病人的特征。张磊每天接待病人，已经记不得这么一个女青年了。于是把病情提了提，这才想起来，也说得比较笼统。这时，邵冬锋打来电话，说：“问医院拿她的X光片子，调过来作比较。”
侦察员带回了“谢宝贞”的X光片子，请市局的一位资深法医将“先锋厂”方面带来的那张X光片子一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