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几时？
黄一煌的性格，在某些方面也许可以称得上“坚韧不拔”，傅索安不理睬他的一封封情书，他也不在乎傅索安的不理睬，照样三天一封写个不停，并且，常常借故和傅索安多接触。本来，他是滴酒不沾的，但因为傅索安常常去酒吧喝酒，他便也成了那里的常客。
往往是傅索安前脚进门，黄一煌后脚也就到了，总是不失礼貌地向博教官致意问候，然后挑选一个可以从侧后面打量傅索安的位置坐下，要一杯白酒、两碟子冷菜，默默地喝着，静静地听着音乐，在黯淡的灯光中用幽幽的目光注视着傅索安。这样的状况，一直要维持到傅索安喝完酒、结了账离去，黄一煌才摇摇晃晃地走出店门。
傅索安对于这一情况，最初既不习惯又厌恶，但她具有一个合格的情报特工的心理素质，自有一股定力，待在那里声色不露，只管喝她的酒，消磨她的时间。渐渐，几天下来，也就习惯了，有黄一煌在跟没黄一煌在一个样。
本来，黄一煌追求傅索安的事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应该说是清楚的，定是不了了之。但是，在黄一煌递上大约三十来封求爱信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从而使这件事产生了一种质的变化……
31
女教官、男学员的私通，令克格勃总部大为震惊！
制造这个变故的角儿名叫固田一郎，据固田一郎有时喝醉酒后口出狂言时吹嘘，他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资历最深的特工，连校长布特卡少将的资格也没他老，如果苏联方面真正能“量才录用”，或者这所学校是日本人办的，那么校长位置非他莫属。
去掉这番话语中的水分，单从当特工的年份而言，固田一郎确实是很早的，也许算得上“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全体师生中的老前辈。
固田一郎，1918年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市的一个商人家庭。他五岁时，名古屋发生地震，父母双亡，家产毁于一旦，他被一个警察收养。警察的妻子是个罕见的“虐待狂”，把固田一郎当作一头小动物来对待，在提供应有的食宿的同时，不断地虐待他。固田一郎在这种虐待中成长，形成了一种机智而冷酷的性格。固田一郎十八岁时，考入东京刑警学校，一年后，日本在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展开了侵华战争。根据政府规定，东京刑警学校抽调一半学生转往由陆军省主办的陆军特工速成学校，固田一郎也在其中。十八个月后，固田一郎以优异成绩从陆军特工速成学校毕业，随即被派往中国，先后在北平、南京和杭州的日本特务机关从事对华特务活动，由于成绩显著，只两年就晋升为上尉组长。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固田一郎奉派去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日本特务机关工作。两年后，他又接受指令化装成中国矿工，潜入苏联西伯利亚地区进行特工活动，但很快就失风落网。抗日战争胜利后，固田一郎被苏联红军远东军区军事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押往劳改营服苦役。
固田一郎被投入劳改营后，犹自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特工”。他给劳改营当局不断地打报告，声称可以把自己多年特工活动的情况和经验详尽地写下来，提供给苏联情报机关参考。最初，劳改营当局没有答理他，直到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组建了克格勃，这个机构把触角伸进了劳改营，终于发现了还囚禁着这么一个角色，于是当即让固田一郎写材料。第一批材料送上去后，克格勃的特工专家认为有研究价值，让劳改营免除了固田一郎的苦役，改善生活，专门让他写材料。固田一郎从进陆军特工速成学校到落入苏联人的手掌一共才六年，而他的材料却从1956年写到1962年，也是六年。也许他写的材料中确实有令克格勃特工专家感兴趣的内容，所以等他写完材料后，一道来自莫斯科的命令飞抵劳改营主任的案头，要劳改营“保证该犯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劳改营虽然不直接属于克格勃管辖，但对克格勃的命令一向奉为圣旨，于是马上彻底免除了固田一郎的劳役，立即改变他的生活条件，予以特殊的优待，把这个日本特务当作贵宾似地养了起来。这一养就是九年，直到克格勃组建“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时，有关专家忽然想起了固田一郎，认为他是一个很合适的教官人选，于是马上和原判单位远东军区军事法院联系，让下了一份改判裁定书，把固田一郎放了出来，直接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担任地理、地貌、地形学课程的教官，兼上暗杀课。
固田一朗比傅索安先到“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傅索安一到校，他马上就盯上了这个姿色还不错的中国姑娘。固田一郎在苏联已经待了二十多年，完全熟悉了这个国家的情况和做法，知道自己虽然已算“刑满释放”，也有一份不算低的薪水，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行动自由，活动范围仅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等于是软禁。所以，他这辈子别想回日本老家。这样，固田一郎就从实惠点的角度去考虑，想就在这里娶个老婆定居下来算了。当然不是考虑生儿育女，而纯是一为解决煎熬已久的欲念问题，二为想有个小家庭过过温馨的日子。固田一郎把这个念头定在傅索安身上，一是看中了傅的美貌，二是因为傅是中国人，而他是半个“中国通”，两人生活在一起便于沟通。于是，固田一郎经常借故去和傅索安接触、搭讪。傅索安纵然机灵，也不曾想到这个年龄比她父亲还大的日本男子在动这个脑筋，因此压根儿没去往这方面留意，当然也不会作出什么反应。
那固田一郎见傅索安如此，哪有耐心等待，反复考虑下来，决定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来个“生米煮成熟饭”，迫使傅索安就范。
一个周末之晚，固田一郎在空无一人的教学区自己的办公室里往教官宿舍傅索安室（教官都是住单人寝室）打了个电话，称自己正利用业余时间在研究中国清代的间谍活动，打算写一部《中国清代谍报史》，目前涉及到清末的义和拳活动，想到傅索安是天津人，那里正是义和拳的发源地，因此想听傅索安聊聊，希望傅这会儿能去他的办公室。傅索安不知其中有诈，正觉闲得无聊，问得发慌，当下一口答应，欣然前往。
固田一郎以极大的热情接待傅索安，又是沏茶，又是奉烟，还给博索安削水果。傅索安毕竟是受过正规训练的特工，一下子就觉得有些反常，出于女性特有的自我保护意识，她拒绝对方的烟茶、水果，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烟盒，拿出一支烟叼在嘴上。点燃后抽了起来，顺手把烟盒放在桌上。她这个烟盒是1970年赴台湾执行任务失利逃回苏联后，克格勃两名上级官员以个人名义向她赠送的礼物。这是一件具有照相、发射子弹、毒针、毒气等功能的间谍器具，傅索安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作为秘密防身武器。现在，她把这玩意儿放在面前，是准备一旦出现不测，可以用来制服对方，然后脱身。
殊不料真的应了那句“天有不测风云”的话语，傅索安赖以防身的这件武器，却不料竟成为对方制服她的工具！固田一郎对傅索安表现出的防范意识似乎没当一回事，若无其事地微笑着，以平静的语调和傅索安谈起了中国当年的义和拳情况。固田一郎以前在北平日本特务机关时曾接触过许多本世纪平津地区的资料，当特务的人记性又好，最近又经过短期准备，所以在傅索安听来，竟然信以为真，以为他真是在研究中国清代间谍活动，不知不觉间渐渐放松了戒备。固田一郎越说越起劲，一会儿从抽斗里取出一张纸，说：“我把义和拳在天津的几处重要坛四分布位置画了一张草图，请你看看那几个地方现在是天津的什么路。”
固田一郎一面说着，一面从桌子对面走到傅索安这边来。傅索安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固田一郎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那个烟盒抓在手里。傅索安马上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尖叫一声，一跃而起，把手伸向桌上的茶杯。可是已经迟了，天晓得团田一郎是如何知道这个烟盒的特殊功能的，一按开关，一股毒气冲傅索安劈面喷来。傅索安待到屏气，已经吸入了一大口，顿时头晕目眩，只觉得四周东西在乱转，跟着地板和天花板也卜卜下下动起来了，她身子一歪，栽倒在地下。
田固一郎“嘿嘿”冷笑着，拍着烟盒道：“别以为这是苏联人的新产品，二战时期日本特工已经在使用这种玩意儿了，按一下喷毒气，二下毒针，三下子弹，谁不知道？”
这时的傅索安，早已昏昏沉沉，意识反应近于丧失，躺在地下一动也不能动。固田一郎把烟盒往桌上一扔，蹲下身子，把傅索安抱了起来，走到沙发那里，把傅索安放在沙发上，然后一面狂吻她的脸，一面解脱她的衣服。傅索安头脑中好似做梦那样还有几分明白，但四肢却无力挣扎，只得任凭他把衣服悉数剥脱，闹了个一丝不挂！固田一郎双手在博索安浑身上下乱摸了一阵，正要开始脱自己的衣服时，背后忽然传来一个男低音，声音中透着冷气寒意：“固田先生，如此作为，太孟浪了吧？”
固田一郎大吃一惊，急转身看，竟是黄一煌！他不知什么时候潜进了这间办公室，并且把桌上那个烟盒据为己有，这会儿正把发射孔对着固田一郎，轻轻晃动着。固田一郎大惊之后，马上作出反应，沉下脸咆哮道：“八格牙路！滚出去！”
黄一煌冷冷一笑：“你想强奸傅教官，没门！”
固田一郎说着，往这边挪动脚步，但是马上遭到黄一煌的警告：“按二下毒针，按三下子弹，你自己掂量着！”
固田一郎吓得只好驻步：“你想怎么样？”
“不怎么样，不准你强奸她！”
固田一郎一个立正：“哈咿！”
“给她穿上衣服，把她救醒！”
“哈咿！”
傅索安穿上衣服后，自己苏醒过来了。睁眼一看，顿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