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凌晨1点，黎巴嫩政府发布了一项新闻简报，宣布逮捕了高米亚科夫、华西列夫和哈桑·巴达维三人。几小时后，官方通讯社随即发布新闻公报，详细报道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原来，马他耳中尉是一个爱国的黎巴嫩人，他在和哈桑·巴达维第一次接触后，当即向黎巴嫩军方反间谍机关报告了情况。反间谍机关为了引出哈桑·巴达维的幕后主使人，就指示马他耳佯装答应盗机，装扮成一个只要金钱不要国家和民族的人。反间谍专家在马他耳的衣服上装配了一个十分细小而高度灵敏的窃听器，将他同苏联特工所有接触和谈话全部录了音。为了要使克格勃更信任马他耳，反间谍专家让他提出逃往瑞士，并要求开支票以取得实物罪证。马他耳中尉对这反间谍的角色扮演得十分出色，协助反间谍机关成功地粉碎了克格勃的盗机阴谋。
克格勃方面在这次行动中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首先，他们依赖一个像哈桑·巴达维这种无耻的人，就是一种失策。其次，他们约马他耳到苏联人居住的公寓见面，竟大意到没有对他进行电子侦察，以至让他带有窃听器，录下了所有的谈话。第三，他们对马他耳没有进行反监视，相反却同意马他耳的要求开支票给他，而且不用外国银行，竟直接开莫斯科人民银行过户支票。结果，弄得一败涂地，大丢面子。因此，克格勃恨透了导致他们这次失败的关键人物马赫穆德·马他耳，从1969年10月开始，就把他列为对外谍报局专门负责谋杀、绑架和破坏活动的行动执行部在中东地区的暗杀名单上的头号暗杀对象。行动执行部部长钦巴尔少将多次下达过指示：不惜任何代价解决此人！
但是，黎巴嫩的反间谍机关相当重视对马他耳的保护，马他耳自己也十分警觉，以至使克格勃方面迟迟无法下手。1971年6月，马他耳由于健康原因从空军退役。改行做起了生意。为了安全，他去法国整了容，并改名换姓叫伊桑·沙展。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情报特工侦知了这一情报，立刻向莫斯科报告。克格勃的专家分析了情报，为了“引蛇出洞”，蒙蔽黎巴嫩反间谍机关和马他耳本人，故意制造假情报让黎巴嫩方面截获，内容表明他们根本不知道马他耳退役经商，仍指示混在苏联黎巴嫩大使馆中的克格勃特工“设法建立在黎巴嫩空军中的关系，专门侦查马他耳行动规律”云云。黎巴嫩反间谍机关果然信以为真，认为名声赫赫的克格勃也不过如此。黎巴嫩的反间谍专家据此制订了一个“将计就计”的策略，决定择机放出消息说马他耳已经牺牲，以彻底断绝克格勃的暗杀念头，也好结束对马他耳旷日持久的保护，对于马他耳本人来说，也能定定心心地过日子。不久，正好黎巴嫩军方遂发布消息称，两名遇难飞行员中一人便是‘空军英雄”马赫穆德·马他耳。克格勃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来一个“将计就计”，再次发出假情报让黎巴嫩反间谍机关截获，指示在中东地区的特工停止执行暗杀马他耳的“猎鹰计划”，因为马他耳已经“去见上帝’了。
黎巴嫩方面见克格勃“果然”中计，便撤消了对马他耳的保护措施，马他耳本人也认为从此可以太平无事了，商务活动开展得较为放开。殊不知，克格勃一刻也没放松对他的监视，正密切地注视着他的行踪动向，等候着出现适宜下手的机会。最近，马他耳找到了一个贸易伙伴，两人打算合资在香港开设一家船务公司。那个伙伴是德国人，在香港经商已多年，于1973年9月底和马他耳在越洋电话中商定：马他耳在10月下旬赴香港，两人具体着手操办开设船务公司事宜。这个电话被克格勃特工窃听并录音，立刻报告了莫斯科。克格勃对外谍报局当即决定：派特工赴香港暗杀马他耳。
暗杀任务下达到行动执行部，该部专门负责制定暗杀方案的“特别一科”的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马他耳这次是“9·30事件”的首次出国，虽然黎巴嫩方面认为“警报已经解除”，但他本人肯定仍是戒备心十足，所以，不能使用欧洲籍杀手，而宜派东亚籍特工去执行这个任务。这个特工最好是女性，会说英语、汉语，并且在香港曾经待过。这种类型的特工，行动执行部没有，便向对外谍报局本部报告，要求调派。这样，这个任务便落到了曾经赴日本执行过同类任务的傅索安的头上。
傅索安被送往对外谍报局第一招待所的一间密室里，连续三天听几位克格勃特工介绍马他耳的有关情况，观看几年来秘密摄下的马他耳的录像镜头，并反复听了马他耳在各种场合的说话录音。三天后，她已经能轻而易举地从上百张混杂在一起的同是二十多岁的黎巴嫩男子的照片中辨认出马他耳的那张，在声讯专家合成制作的录音带里，也能准确无误地辨别出马他耳的声音。
接着，克格勃又让傅索安温习了几天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使她能较为熟练地胜任远洋货轮上的无线电报务员的工作。因为她这次将以苏联远洋货轮上的报务员身份堂而皇之地赴香港。之后，傅索安又在专家指导下，学会了使用一种新型暗杀武器。
1973年10月中旬，傅索安从莫斯科飞往位于日本海岸边的海参崴市，在该市的克格勃分局，她戴上了金黄色的披肩假发头套，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欧洲、亚洲人种的混血女郎，然后以无线电报务员的身份登上了二万吨级的苏联“西伯利亚人”远洋货轮。根据苏联国家交通部的规定，超过一万吨级排水量的远洋货轮必须配备两名报务员，所以“西伯利亚人”号货轮上还有一名报务员，她是真正承担通讯任务的角色，而傅索安不过是搭乘该轮混往香港。
“西伯利亚人”远洋货轮的全体船员，都接到政治委员的严厉警告：不准纠缠新来的女报务员，不准在背后议论她，更不准对她的任何行为加以指责，谁若违反，回国后将倒霉！因此，傅素安在航行途中一直优哉游哉，什么事情都不做，除了喝酒便是在甲板上散步，有时兴致上来，就钓钓鱼。
1973年10月17日，“西伯利亚人”远洋货轮经过四天的航行，安然驶抵香港。根据苏联交通部远洋货轮公司的安排，“西伯利亚人”号货轮在卸掉所载的煤炭后，应当驶往马尼拉港装运一点八万吨小麦返回苏联。但是，该轮在抵达香港后的第三天，在卸掉所载的煤炭后准备启航时，却发现“一台柴油机出了毛病，根据航行规定，这是不允许继续进行远洋航行的，于是，“西伯利亚人”号货轮便驶往香港的造船厂码头，请求船厂为他们修理。在修船期间，船员是可以上岸游玩、购物或者访友的。这样，傅索安便获得了上岸的机会。但是，当天她由于未接到马他耳抵达香港的通知，所以未曾上岸。次日下午，傅索安接到政治委员亲自送来的一张明信片，说是岸上有人送来的，因上面有克格勃事先关照他的暗记，知道是让转给傅索安的，所以马上送来了。明信片是写给政治委员的，是一段简单的生日贺词。但是，当傅索安把间谍用的密写药水轻轻拭上去后，生日贺词就变成了俄语写的情报，通知她马他耳今天上午已经抵达香港，下榻于“拜敦饭店”8楼11号房间，随他一起来香港的，有他的妻子和一个五岁的儿子。
傅索安当即决定上岸。下午5时多，她已经变成了黑头发黄皮肤的东亚人，坦然地走进了“拜敦饭店”，以全套的证件证明自己是日本国公民，身份是记者，赴港来旅游兼采访，要求住宿。对于饭店方面来说，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马上作了安排，并根据傅索安的要求让她住进了7楼11号房间。
傅索安进了7楼11号房间后，立刻从皮箱里取出了窃听仪器，那是一个和汽枪子弹差不多大小的玩意儿，四面都有特殊的微型强力吸盘，能够轻而易举地粘在任何物体的表面。傅索安俯身窗外，把这个窃听器扔向马他耳住的811房间的窗户上沿，使它沾在墙壁表面。窃听器刚沾上去，原先的白色便自动变成了与墙壁相同的浅绿色，连傅索安自己一不小心也就找不到它了。傅索安接着拆开了皮箱的拉手，从里面取出与窃听器配合使用的指令发射仪、信号接收仪及微型耳机，迅速装配好后，开始测试。她发出了“开始工作”的指令，耳机里马上传来811房间里的声音：电视打开着，正在播着李小龙的武打片。马他耳夫妇和那个五岁的儿子正在欢笑嬉语，说的都是法语，傅索安听不懂，但她估计那是马他耳夫妇在逗他们的儿子。那个黎巴嫩小孩有着一副银铃似的嗓子，稚嫩而清亮，就像春天温柔和煦的风儿在轻轻地吹起一串小小的风铃。傅索安在惊叹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的窃听专家竟能制造出如此精湛的窃听器设备的同时，也深深被那个小孩的嗓音所感染，她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未听到过世上还有这样好听的童声。她想，如果让小马他耳去学唱歌，所灌的唱片一定会特别畅销。
一会儿，嬉笑声停止了。傅索安听见马他耳说了两句话，接着“啪”的一声响，电视机也关掉了。片刻，楼上没有声音了。傅索安对着仪器发了阵愣，猛然省悟：马他耳一家去吃晚饭了！
傅索安把窃听设备拆开，重新装进皮箱拉手，恢复了原样，然后去了餐厅。马他耳一家果然在那里，已经点了几碟冷菜在喝开胃酒了。傅索安在他们右面的一个空座前落了坐，向侍者要了一瓶啤酒、几个菜。在等上菜的时候，傅索安悄悄打量她的“工作对象”：马他耳看上去有二十七八岁样子，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眉宇间透着军人特有的勇猛，而眼神中却又显出一种沉稳和机智。傅索安心里暗叹：此人一看便知是个难对付的角色，难怪克格勃要栽在他手里了。不过她又弄不懂，怎么那两位同行会上他的当？若撞在她手里，对这人绝对不抱任何幻想，一见面就拗断了，鬼才再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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