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吧,由我亲自去通知她。”
傅索安到这一步,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能力,她在病床上见布特卡校长步入病房,马上察觉此系不祥之兆,主动挑明了这个敏感话题,问道:“我是患了肝癌吧?”
布特卡愕然:“傅,你是怎么知道的?”
傅索安凄然一笑:“您的出现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一点了。”
“你有什么要求?”
傅索安的脸已经变得惨白一片,微合眼睛想了想,说:“我有两个要求……”
“说吧。”
“第一,是让我无痛苦地死去。第二,在我死以前,请求让胡国瑛来护理我,我死以后,也让她给我装殓遗体,我留下的钱,全部给她。”
布特卡不假思索地点头:“完全同意!”
这样,胡国瑛便得以来到了傅索安的病房,和她的傅姐日夜相聚。当天晚上,傅索安在一张纸上写了两行字,把胡国瑛召到床前,让她看——
“以后若有机会见到黄一煌,请向他转达问候,并告诉他:傅索安至死也还深爱着他!”
胡国瑛屏住眼泪,连连点头:“唔——”傅索安把纸条捏成一团,塞进嘴里,咽了下去。
从这天晚上开始,傅索安的病情恶化了,肝脏部位经常剧烈疼痛,疼得她浑身大汗淋漓,呻吟未绝,有时从床上滚到地下,甚至痛昏过去。尽管布特卡校长当着她的面许诺过让她不受痛苦,但也只有痛到这个时候,医生才准许打止痛针。两天后,医院院长把胡国瑛叫去,对她说:“傅索安接下去的情况将愈加不妙,她会发高烧,说胡话。校部指示,让你随时记录下她在昏迷中所说的胡话内容。”胡国瑛几乎目瞪口呆;傅索安叛逃过来,为克格勃如此卖命,到头来竟还要对她如此?这时,胡国瑛这才真切地理解傅索安在进医院前的一次次谈话中多次对自己当初的选择表示后悔。胡国瑛马上有了应付主意:到时候弄上几句没头没脑、无关痛痒的话给他们就是了。
但出乎意外的是,这个“时候”并没有到来。院长找胡国瑛布置绝密任务的次日,傅索安在注射杜冷丁后,精神很好,忽然提出让胡国瑛去图书馆走一趟,给她拿几本长篇小说来。胡国瑛见傅索安要看书,很是高兴,寻思这可以让她分散些注意力,减轻些痛苦。于是,她马上出去了。一刻钟后,当胡国瑛拿着《春青之歌》、《烈火金钢》等五本长篇小说走进病房时,不禁大吃一惊;傅索安已经用被单搓成布绳把自己吊在窗框上,一命呜呼了!墙上,有一个鲜红的大字:悔!这是傅索安割破自己腕部静脉后,用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的。
这次,布特卡校长没有亲自赶来,只有教务处主任代表校部来现场看了看。有人来拍了照片、录像,然后是几名专家来勘查了现场,确认是自杀,但还是解剖了尸体。解剖了之后,一辆卡车载走了傅索安的尸体,没有人知道是运往何处的。后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有传言说是扔进了贝加尔湖。这个传言确实与否,就无法查证了。
这天,是1974年4月13日。
尾声
傅索安自杀后两个月零七天,一个黑云密布的夜晚。中苏边境地区的一块野地,空旷无人,初夏的夜风吹拂着野草,发出“沙沙”的声响,附近的山上,不时传出野兽的叫声。午夜过后,从远处空中传来一阵隐约可闻的引擎声,从苏联境内飞来一架轻型侦察机。
片刻,引擎声响渐渐清晰,飞机已经侵入了中国领空。须臾间,飞机已经飞到野地上空。随着一声铃响,舱门倏地打开,像被一股巨力抛出似的摔出一团黑影来。降落伞打开,下面吊着一个人——克格勃派遣来华实施谍报活动的胡国瑛。
降落伞飘飘悠悠渐降渐低,片刻就落到地面上。胡国瑛掏出匕首,割断降落伞绳,和降下的装着间谍活动器材的背囊一起扔在一旁,然后跑上山坡折来一大捆树枝,她把树枝架在草地上,燃起了一堆大火。
仅仅过了几分钟,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几匹骏马载着中国边防军巡逻人员来到了现场,只见胡国瑛站在火堆旁,双手高举过肩,大声叫着:“我从苏联来,我向你们投降!”
胡国瑛被押解到有关部门,当审讯人员问她“怎么想到这样做的”时,她朗声回答:“是傅索安留下的血写的‘悔’字叫我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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