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从索拉雅口中，我得知了在弗吉尼亚发生的事情的细节。
我们去参加婚礼。索拉雅的舅舅，沙利夫，替移民局工作那位，替他儿子娶了个纽瓦克的阿富汗女孩。婚礼举行的宴会厅，就是半年前我和索拉雅成百年之好的地方。我们站在一群宾客之中，看着新娘从新郎家人手中接过戒指。其时我们听到两个中年妇女在谈话，她们背对着我们。
“多么可爱的新娘啊，”她们中一个说，“看看她，那么美丽，就像月亮一般。”
“是的，”另外一个说，“而且还纯洁呢，品德良好，没有谈过男朋友。”
“我知道，我告诉你，男孩最好别和他表姐那样的女人结婚。”
回家路上，索拉雅放声大哭。我把福特驶向路边，停在弗里蒙特大道的一盏路灯下面。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撩拨着她的秀发，“谁在乎呢？”
“这太他妈的不公平了。”她嚎叫道。
“忘掉就好。”
“她们的儿子晚上到酒吧鬼混，寻欢作乐，搞大女朋友的肚子，未婚生子，没有人会说半句闲话。哦，他们只是找乐子的男人罢了。我不过犯了一次错，而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谈论清白和尊严，我一辈子将不得不背负这个罪名，抬不起头来。”
我伸出拇指，从她下巴抹去一颗泪珠，就在她的胎记上方。
“我没跟你说，”索拉雅说，眼里泛着泪花，“那天夜里，我爸爸掏出一把枪。他告诉……那人……说枪膛里有两颗子弹，如果我不回家，他就一枪打死他，然后自杀。我尖叫着，用各种各样的话骂我爸爸，跟他说他无法将我锁上一辈子，告诉他我希望他去死。”她又哭起来，泪水沾满嘴唇。“我真的对他那么说，说我希望他去死。”
“他把我带回家时，我妈妈伸臂抱住我，她也哭起来了。她在说话，可是我一句也没听清，因为她口齿不清，说话含混。于是我爸爸将我带回我的房间，令我坐在化妆镜前面，给我一把剪刀，不动声色地叫我把头发都剪下来。我剪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着。”
“一连好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出门。而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听到有人窃窃私语，或者那是想像出来的。四年过去了，那个地方离这儿三千英里，而我还能听到这些话。”
“让他们去死。”我说。
她破涕为笑，说：“提亲那夜，我在电话里把事情告诉你，原以为你会改变主意。”
“没有什么能改变，索拉雅。”
她微笑起来，握住我的手。“能够找到你我真幸运。你和我遇到的阿富汗男人都不同。”
“让我们永远别提这个了，好吗？”
“好的。”
我亲亲她的脸颊，驶离路边。我边开车边寻思自己何以与众不同。也许那是因为我在男人堆中长大，在我成长的时候，身旁没有女人，从未切身体会到阿富汗社会有时对待女人的双重标准。也许那是因为爸爸，他是非同寻常的阿富汗父亲，依照自己规则生活的自由人士，他总是先看社会规范是否入情入理，才决定遵从还是拒绝。
但我认为，我不在乎别人的过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自己也有过去。我全都知道，但悔恨莫及。
爸爸死后不久，索拉雅和我搬进弗里蒙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离将军和雅米拉阿姨的寓所只有几条街。索拉雅的双亲给我们买了棕色的沙发，还有一套日本产的三笠瓷器（5），作为乔迁之礼。将军还额外送我一份礼物，崭新的IBM打字机。他用法尔西语写了一张字条，塞在箱子里面：
亲爱的阿米尔：
我希望你从这键盘上发现很多故事。
伊克伯·塔赫里将军
我卖掉爸爸的大众巴士，时至今日，我再也没回到跳蚤市场去。每逢周五，我会开车到墓地去，有时，我发现墓碑上摆着一束新鲜的小苍兰，就知道索拉雅刚刚来过。
索拉雅和我的婚姻生活变得波澜不兴，像例行公事。我们共用牙刷和袜子，交换着看晨报。她睡在床的右边，我喜欢睡在左边。她喜欢松软的枕头，我喜欢硬的。她喜欢像吃点心那样干吃早餐麦片，然后用牛奶送下。
那年夏天，我接到圣荷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主修英文。我在桑尼维尔找到一份保安工作，轮班看守太阳谷某家家具仓库。工作极其无聊，但也带来相当的好处：下午六点之后，人们统统离开，仓库的沙发堆至天花板，一排排盖着塑料覆膜，阴影爬上它们之间的通道，我掏出书本学习。正是在家具仓库那间弥漫着松香除臭剂的办公室，我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说。
第二年，索拉雅也跟着进了圣荷塞州立大学，主修教育，这令她父亲大为光火。
“我搞不懂你干吗要这样浪费自己的天分，”某天用过晚饭后，将军说，“你知道吗，亲爱的阿米尔，她念高中的时候所有课程都得优秀？”他转向她，“像你这样的聪明女孩，应该去当律师，当政治科学家。并且，奉安拉之名，阿富汗重获自由之后，你可以帮忙起草新的宪法。像你这样聪明的年轻阿富汗人大有用武之地。他们甚至会让你当大臣，旌表你的家族。”
我看到索拉雅身子一缩，绷紧了脸。“我又不是女孩，爸爸。我是结了婚的妇女。还有，他们也需要教师。”
“谁都可以当教师。”
“还有米饭吗，妈妈？”索拉雅说。
在将军找借口去海沃德看望朋友之后，雅米拉阿姨试着安慰索拉雅。“他没有恶意，”她说，“他只是希望你出人头地。”
“那么他便可以跟他的朋友吹牛啦，说他有个当律师的女儿。又是一个军功章。”索拉雅说。
“胡说八道！”
“出人头地，”索拉雅不屑地说，“至少我不喜欢他，当人们跟俄国佬干仗，他只是坐在那儿，干等尘埃落地，他就可以趁机而入，去要回他那个一点也不高贵的官职。教书也许清贫，但那是我想做的！那是我所喜爱的，顺便说一下，它比领救济金好得太多了。”
雅米拉阿姨欲说还休：“要是他听到你这么说，以后再也不会跟你搭腔了。”
“别担心，”索拉雅不耐烦地说，将纸巾丢在盘子里，“我不会伤害他那宝贝的尊严。”
1988年夏季，俄国人从阿富汗撤军之前约莫半年，我完成第一部小说，讲述父与子的故事，背景设在喀布尔，大部分是用将军送的打字机写出来的。我给十几家出版机构寄去征询信。8月某天，我打开信箱，看到有个纽约的出版机构来函索取完整的书稿，我高兴得呆住了。次日我把书稿寄出。索拉雅亲了那包扎妥当的书稿，雅米拉阿姨坚持让我们将它从《可兰经》下穿过。她说要是我书稿被接受，她就会替我感谢真主，宰一头羊，把肉分给穷人。
“拜托，别宰羊，亲爱的阿姨。”我说，亲了亲她的脸颊。“只要把钱分给有需要的人就好了，别杀羊。”
隔了六个星期，有个叫马丁·格林瓦特的家伙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许诺当我的出版代表。我只告诉了索拉雅：“仅仅有了代理机构，并不意味着我的书能够出版。如果马丁把小说卖掉，我们到时再庆祝不迟。”
一个月后，马丁来电话，说我就要成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小说家。我告诉索拉雅，她尖叫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丰盛的晚饭，请来索拉雅的父母，以示庆祝。雅米拉阿姨做了瓤饭团——米饭包着肉丸——和杏仁布丁。将军眼里泛着泪花，说他为我感到骄傲。塔赫里将军和他妻子离开之后，我拿出一瓶回家路上买的昂贵干红葡萄酒，索拉雅和我举杯相庆。将军不赞同女人喝酒，他在的时候索拉雅滴酒不沾。
“你让我感到很骄傲，”她说，举杯和我碰了一下，“叔叔也一定会为你骄傲。”
“我知道。”我说，想起爸爸，希望他地下有灵。
等到夜阑人静，索拉雅入睡——酒精总是让她睡意蒙——之后，我站在阳台，吸着冰凉的夏夜空气。我想起拉辛汗，还有那鼓励我写作的字条，那是他读了我写的第一个故事之后写下的。我想起哈桑。总有一天，奉安拉之名，你会成为了不起的作家。他曾经说。全世界的人都会读你的故事。我生命中有过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这么多幸福的事情，我寻思自己究竟哪点配得上这些。
小说在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夏天出版，出版社让我到五个城市签售。就在那年，俄国佬的军队从阿富汗撤得干干净净。那本来应该是阿富汗人的光荣。可是，战乱继续，这次是内战，人民圣战者组织（6）和纳吉布拉（7）傀儡政权之间的斗争。阿富汗难民依旧如潮水般涌向巴基斯坦。就在那一年，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在所有这些之中，阿富汗被人遗忘。而塔赫里将军，俄国人撤军曾让他燃起希望，又开始给他的怀表上发条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和索拉雅打算生个孩子。
想到自己要当父亲，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又害怕又开心，又沮丧又兴奋。我在想，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父亲呢？我既想成为爸爸那样的父亲，又希望自己一点都不像他。
但一年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随着月经一次次如期而至，索拉雅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烦恼。等到那时，原先只是旁敲侧击的雅米拉阿姨也变得不耐烦了。“好啦！我什么时候能给我的孙子唱摇篮曲啊？”将军永远不失普什图人风范，从来不过问——提起这些问题，意味着试探他女儿和一个男人的性生活，尽管这个男人跟他女儿结婚已经超过四年之久。但每当雅米拉阿姨问起孩子，让我们难为情的时候，他总是眼睛一亮。
“有时生孩子需要花一点时间。”某天夜里我对索拉雅说。
“一年了，可不是一点时间，阿米尔！”她冷冷说，声音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肯定有问题，我知道。”
“那么我们去看看大夫。”
罗森大夫大腹便便，脸蛋圆润，一口细牙齿相当整齐，说话稍微带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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